渐冻的青春-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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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就是要在痛苦、泪水、绝望中快速枯竭。
写到这我笑了，那笑声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如何的辛酸、无助与悲伤。
正文
母亲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决定再次检查，虽然结果已经出来了，可我们谁也不愿相信，只是一味的躲避，抱着唯一的希望，母亲决定先带我到北京看看。
走之前，我给林子健和郝康打了电话，林子健让我别想不开一定要活着回去，而郝康却在电话里给我讲了个故事。
他说他有一个姑家的表妹去医院看病。那天正赶上中午休息的时间，他表妹没办法只好在医院前等。当他表妹等得直闹心的时候，有一对母女坐在了她旁边的凳子上，过了一会，那母女俩竟和她搭起了话。女的问她是不是看病。郝康他表妹一听是外地口音，又看这母女俩挺面善，也没多想什么，就说自己头总疼，想做个CT。那女人一听就非常惊讶，说自己的女儿和她一样，前几个月也总是头疼。
这时，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女孩问他表妹头是怎么个疼法。他表妹说有时像针扎一样的疼，有时又像要裂开了。那女孩突然问是不是有时疼得直发麻，他表妹问你怎么知道，女孩说她以前也是这样，后来她妈带她到某某医院吃了几个月的中药居然就不疼了，还说就在她们市的某医院。郝康的表妹转惊为喜急忙打车去了，走之前还再三谢过那母女俩。可花了三千多块钱病也没好，这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
她表妹气得成天呆在医院门口，准备生擒那母女。别人劝她说这是医院找来的“医拖”，打一抢，换一炮，别找了。她说死不听，她说自己是百密一疏，在自己家门口居然让外地来的乡巴佬给骗了，她咽不下那口气。可等了半个月也没抓到人，最后也只好作罢了。
我问郝康跟我讲这些干什么，这和我有何关系。郝康说让我去北京注意点，现在干这种勾当的特别多，还说这些人专门骗外地人，就她表妹点儿背，本地人让外地人给骗了。说像我这样没心眼的人就容易上当。
北京，不仅代表了繁荣和昌盛，她也是权威的象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是中华儿女都一心向往的城市。而我此刻就坐在前往那里的列车上，心情是激动的、是雀跃的，可在向往的心灵中却怎么也掩盖不了一种潜在的忧愁。
如果是从前，至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是没有机会去北京的，可就因为有病我就提前去了北京。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有那么一瞬，我居然会想有病也很好，这种想法让我认为自己一定脑筋出现问题了，我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
列车向北京全速开去。外边的夜已经漆黑，车厢里的乘客早已熟睡，对面的母亲也紧闭着双眼，我知道母亲和我一样无法入睡。透过窗帘的一角，不时有昏暗的灯光一闪而过，过了一会儿，连一点灯光也看不到了，只能看到自己的脸映在窗子上，我估计火车一定是经过了大片的田地，已经离城镇很远了。一会儿，我为自己有机会去北京而兴奋，一会儿我又为此而恐惧，这样复杂、矛盾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让我疲惫不堪，我终于也昏然入睡了。
“各位旅客，终点站北京东站已经到了，请您准备好自己的物品准备下车。”列车员甜美的声音缓缓而出。我被惊醒过来，正诧异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我和母亲就被拥挤的人群推着下了车，然后我们就被一个女人拉着上了一辆客车。
首都就是首都，连客车都与众不同。这辆客车的外形看上去像个“花生壳儿”，两端鼓，中间几乎是死的，把列车分了两段儿，车外身全是淡黄色的，而车内是嫩粉色的。我心想这车中的旅客不就是这“花生壳”里的花生仁儿吗！有成熟的、未成熟的；有美的、丑的，还有不美不丑的。
我和母亲坐在前端，从“花生壳”中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后边的旅客，奇怪的是车里的乘客都不说话，表情非常严肃。我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人身上，也没有向往常那样看着车外的景色，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司机的方向盘上了。黑色的方向盘上写着1980、1981、1982……2005，整好写了一圈，而中间居然还有个指针，指针正好指在1983，我想这些数字一定是代表了年代。正当我为此感到奇怪的时候，售票员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思维：
“各位乘客，终点站到了，请您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我和母亲下了车，可眼前的景物让我大吃一惊，没有繁荣的标志，却是一片萧条。一棵枯黄的树木歪歪扭扭地立在马路一旁，像是被人后插在那儿似的，树上还停了一只小鸟，我记起了不知在哪看到的一句，正是此时景色的真实写照：“树上的小鸟像是忘记凋落的树叶”。枯树的枝干上挂着一块木牌儿，上面用红色铅油非常醒目地写着“1983”，看上去特别的刺眼。我突然想起了刚才客车司机方向盘上的指针所指的年代，我心里窃笑：
“自己不会是坐上了能穿越时空的汽车吧！”
远处一块空地上一伙人在踢着足球，一阵风吹来刮起了满天的灰尘，一粒沙尘很不识相地吹进了我的眼里，我揉着眼睛说：
“妈，这是哪啊！”
可是母亲没有回答。我又问了句：“妈，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坐错车了。”
还是沉默。我猛地看了看身后，一阵恐惧席卷全身——母亲不在我的身后，我冒了一身冷汗：
“妈！妈！你在哪？妈……”我声嘶力竭地喊着，可母亲真的不见了。
我开始跑起来去追那个“花生壳”，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在哪啊！”
当我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时，突然看见一只小鸟停在一棵像被人后插上去的枯树上，“1983”这几个数字刺得我眼睛生疼。我不禁一惊：“啊！我居然一步都没跑起来，还停在原地，我僵硬地站在那儿。
“妈！你在哪啊？别丢下我。”
“伊浩、伊浩，我在这儿。伊浩……”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满脸的焦急。
“伊浩，你总算醒了。怎么了？做恶梦了吧！”
原来我睡着了，做了一个奇怪的可怕的恶梦。
“列车也在此时停了，我打开窗帘看了看窗外，借着灯光我看到站牌上写着“山海关”。大约过了5分钟，列车又开动了。
窗外是无休止的黑，天空中的点点星辰是无法让迷途的人辨别方向的。习习的凉风吹过，一身的冷汗使我瑟瑟发抖。我还沉浸在刚刚的梦中，一只小鸟，孤独地站在枯树上，张着小眼睛，望着似乎茫茫的世界……难道它预言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寓意？列车不知疲倦地开着，每接近北京一米，我的恐惧就增加一分。漆黑的夜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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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谱写生命的符号（2）
翌日，天空还被一层微微的黑笼罩着，我们便踏上了北京的土地。旅客们伸着懒腰，打着哈欠，都迫不及待地往外走。此时的我也占时忘记了恐惧，心中充满了新喜感。我们陆续走出站口，都迫不急待地想吸取新鲜的空气，就好像病人需要呼吸纯氧一样。
走出站口，我还着实吃了一惊，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用力掐了自己一下，强烈的疼痛感使我确信自己这次真的没有做梦。不过，我还是想起了那个奇怪的梦，梦中的景色居然和眼前相差无几，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
“妈，这是北京站吗？我们别是下错车了吧。这也不像北京啊！怎么一点儿也不繁华。”
“没错，这是北京东站。因为是郊区，所以不怎么繁华，再说哪个地方没有贫富差距啊！”母亲回答道。
“啊……原来如此。”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北京站，到北京站一人5元，您坐车吗？”刚走出北京东站我就被十足的北京味儿吸引住，觉得很有意思。不过要是坐眼前的面包车，我还需考虑一下，晕车的滋味我可不想再尝。可放眼望去，车站除了面包车就是出租车，我只好和母亲上了一辆面包车，车子驶出车站后，窗外的景色便不停地更换着，我们开始经过城市、商场、酒店，慢慢地我靠着母亲又进入了梦乡。可心中的不安与恐惧时时刻刻围绕在我身边，无论怎样也无法从我的心中抹去。
清晨凉爽的微风把我从睡梦中吹醒了，我裹紧了衣服准备再睡一会儿，突然间摸到自己的手面，那上面就像被滚烫的热水灼烧一样疼痛。母亲的泪水就像烈火一样滴到我的手上，烧的我心口都会发疼，很想伸手擦干母亲的泪水，可抬起的手又放下了，我怎么能让原本就悲不自胜的母亲再看到自己的痛苦与眼泪呀，玻璃中映出的母亲是那么的憔悴……
我看了看窗外，天已经亮了。这时，售票员告诉我们北京站到了，于是车上一半的旅客都下了车。
下了车，还没搞清楚状况，我们这些人就被另一些人团团围住。各种口音在耳边乱成一片，也听不出她们说些什么，她们人手拿着牌子，看上边的字我才弄清原来是问我们住不住店的。
我和母亲让一个有四十多岁的彪形大汉盯上了，他说什么都要帮我们拎包，母亲说不用，我们先不住店，还有事儿。可他说死不听，一把抢走我手中旅行包，拉着我就走。因为没有心里准备；加之我的身体又不好，被他这么活生生一拉，我整个人被他给拽倒在地。这还了得，母亲看我倒在地上，气得冒火，三步并一步来到我身边把我扶了起来。
我起来以后被气得发狂，没等母亲开口，我便发作起来：“你他妈是不是有病，你找死啊！”说着说着我就要动手。
那大汉一看活没拉成，还把人给弄倒了，正纳闷儿我怎么这样不禁拉，又看到母亲正狠狠地看着她，急忙放下包走了。
我就奇了怪了，这社会是怎么了。
那大汉刚走便又来一个，还好这个是女人，也没那么粗鲁，我和母亲经过了长途奔波实在是累了，也没力气挑三拣四了，就跟着她走了。
于是，我们又做了半个多小时的车。我心想，我这二十多年坐的车还没今天一天坐的车多。最后总算是到了住的地方，交了钱办了手续就算住下了，一到客房，我便昏天暗地的睡了起来。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总之，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是街上的灯光特别辉煌。
看了看表，差一刻8点，我一算，竟睡了9个多小时。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是母亲端了水进来。她让我洗洗脸，说是要带我出去逛逛，我一听，急忙下床，三下五除二把脸洗了。
出了旅店，被爽朗的轻风一吹，整个人豁然开朗，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来看病的、忘记了自己是身患绝症的病人。街道上人来人往，各种店面都灯火辉煌，里边的商品琳琅满目，有卖衣服的，鞋的，装饰品的，还有一些比较有纪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