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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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着芙蓉那样经历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每个人的过去又有多少不可言说？只不过我们掩饰了，这当然无可非议；而她说出了，即使只是由于冲动，这也需要更大的勇气，这个倔头倔脑的山里来的野姑娘！她不是在讲“绝对隐私”，那对旁人毫无意义，她是一个活标本，一个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20年中，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封闭到开放、从无知到有知、从贫穷到相对富裕的变化中，一个“个人”所赢得的成长和承受的痛苦、“生存”和“情感”，他们的要求如此之少又如此之多。芙蓉的家也是让我们记忆犹新的，简单得不可思议，一张床，一台电脑，一些书，很多证书文凭：电脑、英语、驾照等等，这是一个小学都没念完的女孩儿在艰苦的打工生涯中挤出钱和时间完成的，决不是装饰品，因为她操作电脑的熟练程度，表述及写作的流畅程度令人震惊。她告诉我她的网络名叫“叶落城市”，因为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一片漂在城市里的树叶，没有根，不知明天要漂向哪里……
一位被拐女子的真情倾诉第四章（9）
我还想说说她的衣服，一件灰夹克和衬在里面的两件衬衫，一件白一件紫，这些是她全部最好最正式的衣服。即使做“小姐”，她也只穿这些，那时候她也不化妆，现在她有了一管口红。节目做完了，做电视采访面对的掩饰太多，所以面对一个坦露的灵魂会有些害怕，怕节目播出后会给这个不设防的女孩儿带来麻烦。我甚至有些庆幸我原本不太喜欢的那个播出时间，晚11：30播出，也许大家都睡了，也许没人看见……节目播出了，上千个电话、e…mail砸向我们特别是芙蓉本人。芙蓉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们，来自外地的、不认识的观众的信全都向她表达友善和好意；而她自己周围她的朋友和熟人则在表示着鄙夷，理由是她如此“复杂”，她是“坏女人”。她的坦诚再一次彻底地伤害了自己。几天后，又传来了坏消息：她被单位开除了。
不久，我到宁波出差。一到宁波，竟发现大报小报都在讲她的故事，我心里一紧，知道这下完蛋了！各类小报一旦上手热炒，人们猎奇的目光肯定全会盯住“三陪”、“第三者”这样的噱头，局面肯定会失控，当事人肯定会受到无穷的伤害，而我们就成了这场伤害的始作俑者。我急于找到芙蓉，想看看她的情况怎样，她是不是已成被围堵的猎物，无处藏身？果然，她离开了原来的住所，关闭了所有的电话，她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可她没钱、没工作、没家，她只有远处山里需要她供养的老父老母和寄养在另一个地方的同样需要她供养的女儿，她怎么办？她能去哪儿？尽管芙蓉消失了，却引起了我们节目组的一次心理震荡，关于社会责任、职业责任和个人情感的矛盾，我们摆不平了。
2002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我们制作的特别节目在电视里播出。那些身上带着个人的悲欢喜乐和时代烙印的男人女人们在节目里讲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同一时间，我在央视国际网站值班热线，跟网上的观众交谈，突然，我在网上一闪即过的许多内容里看到四个熟悉的字“叶落城市”。我从椅子上蹿起来：“快锁住这个人，我要跟她交谈。”那以后的时间变成我和她的网上谈心，其他观众全部被晾在一边，他们纷纷抗议：“‘叶落城市’是什么人，你为何如此偏心？”
于是我知道了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芙蓉的困境和流浪。她说她曾经想死，可她还会坚强
地活。她不恨谁也不想向谁求助，她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她个人在这个艰难时代里的挣扎会成了她的原罪？诚实和坦率有什么错？她又说她终于在另一个城市里找到了一个工作，那儿没人认识她，她很喜欢她的工作，她会好好干，她的生活会好起来，“等我真的好了，我要再跟你做一期节目。”
那以后我又陆续听到芙蓉的消息：她的新工作干得不错……她的领导越来越信任她……她跟同事相处得挺好……她很开心，她去看女儿了……她在加班……她在回忆自己的十年，想把它写出来……单位里有同事从别处听说了她的过去……人们都在议论她……大家把她的领导议论成与一个“舞女”有前缘的人，而领导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所以她的领导跟她发火了……她很可能又在这里呆不下去了……她神思恍惚出了车祸……她怎么办？……
这一次我郑重提醒她，写自己的故事不要再用真名了，妥协吧！投降吧！别再犟了，你怎么犟得过我们的世俗生活？几天前，我收到了芙蓉发过来的稿件，我依然看到了她的名字。我怕她，她的固执和勇敢提醒着我们的猥琐和怯懦。我尊敬她，她自己背了她那样的一群人身上的十字架。我同情她，因为她必将遭受痛苦。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透视大时代风云里每一个个体心灵的真相，以此来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正在做。应该高兴吗，为了职业的完成？还是应该内疚，因为在不诚实的生活中，诚实很可能被伤害？
或许我应该批判那些伤害她的人？他们怎么能用那些伪善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道德教条来伤害一个无辜的人呢？天知道谁更不干净！可是我有权利批评他们吗？他们不过是些更猥琐更可怜的人呐！
或许我要替芙蓉或和她一样的困境中的人辩白，可她们需要吗？她们平凡地勇敢地生活，承担自己的命运，她们不需要我辩解什么。
那么我只能祈祷了，我不祈祷生活公平，我只祈祷被伤害的人坚强！
妇女节那天在网上，芙蓉问我：“你为什么还记得我？我只是你许许多多节目中的一个人。”
我说：“你是我们心里的伤口，你不好，我们就不能愈合。”我们听别人的故事，看别人的故事，读别人的故事难道是为了消费别人的故事？最后我想引用《天涯》杂志2002年5月号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家国历史中沉默的女人》中的一段话：面对他人的苦难时，我们是否只能认知痛楚，而不能经验痛楚？我们怎样才不至于消费他人的痛楚，不至于把他人的痛楚挪用做自己论述的材料———这样做，痛楚脱离痛伤者，痛伤者被取消？我们是否能够沉进他人的痛楚里，让痛楚在我们的身体蔓延，消解掩盖恐惧的控制意欲和习惯，融化逃避在两难中抉择的冷漠犬儒，让痛楚化成一面关照自己的镜子，在沉淀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及价值的冲溃中、在不能掌握的混沌的流动中，蕴育生的欲望和勇气？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1）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1期〕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涂 俏
“二奶”，现代汉语辞典缺席然而近十几年来却耳熟能详的名词，它已像越长越大的毒瘤存在于我们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中。“二奶”让人毫无疑问地联想到男人和女人，金钱与性交易，尤其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女人的命运。“二奶”们幸福吗？她们为何当“二奶”？她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吗？人们该谴责男人还是谴责女人？对此类丑恶现象，社会该如何疗救？……带着这一串串疑问，女记者出身的本文作者改名埋姓装扮成落魄女人，孤身暗访深圳河畔的“二奶村”，用长达60天的时间揭开了“二奶”们令人心悸的生活内幕和内心真相。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庐×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由于福田区渔×村、皇×村、皇×新村、水×村等地邻近货柜车出境的皇岗口岸，便利司机的出入，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的一些“二奶”居住。
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如上海、厦门等许多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的丑陋现象。
据《亚洲周刊》2000年8月28日《百万“雄”狮陷法律重围》中报道：“中国大陆包养情妇者估计约有百万，当局酝酿修订婚姻法，严惩包二奶行为，对数以万计在中国各地包二奶的港台男人带来强烈冲击，也祸延许多女性……”
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我隐姓埋名，离开报社舒适的公寓，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一个狭小的单元房居住。
我之所以选择某某村作为隐形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阿南。阿南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很相爱，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阿南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
阿南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某某村，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到她家里去玩，阿南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