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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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 ⊙刘郁瑞
我鄙视那些当了个小小“芝麻官”，就自称或互称“父母官”的人。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怎么头上多了顶顶戴花翎，就要当“民之父母”，就成了“衣食父母”的“父母官”呢？
权力是人民给的，官帽却是领导发的。升降荣辱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这是问题的实质。 做官要做百姓官
这是我早就想说给大家的话。
作家张平的《天网》、《法撼汾西》出版以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是
轰动。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
两本书刚出版，就有几十家报刊连载或选载；数十家电台连续广播，北京文艺台应听众要求，还播了第二次。紧接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话剧和连环画。电影、电视连续剧获得了“华表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最后吃了官司，被送上法庭，尽管最后官司赢了，却又沸沸扬扬了一年。一次接一次的轰动，使大家在关注两本书的同时，也关心着我。
期间，我先后收到1500多封信，接了数不清的电话，接待来访者300多人次，接受记者采访（包括记者招待会）100多人次。大家向我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深刻的；询问的情况是书外的、关切的；讨论的问题是企盼的、热望的。总之，感情是真挚的、热烈的、诚恳的，每一封信、每一次电话和来访，都曾使我激动不已。
山东省某县一名乡干部，因买不到书，便从《大众日报》上把连载的《天网》一期不短地裁剪下来，装订得整整齐齐，千里迢迢专程来找我，就为让我在上边签个名。他的淳朴，他的热诚，不允许我有半点的怀疑。想留他吃饭、住宿，他说啥也不肯，搭当天的车返回去了。河南省某县30多位中层干部到本省林州市参观，返程时绕道山西临汾，只求同我见一面，谈几个问题，合个影。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提了自己要提的问题，心思透亮，语言直截了当。看得出他们不仅都读了，而且读得很仔细。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不少离退休老干部，有些曾是省部级老同志的来信，更是“上纲上线”对作品主题剖析得非常深刻，读来很受教育和启发。他们不仅自己读，而且推荐给家人和同事，成了两本书的宣传者。广州军区原政治部副主任江峰将军的夫人、离休老干部苏毅大姐，自费购买《天网》500本，先赠给亲友、战友阅读，要求写出读后感，并在《广州日报》辟专栏发表，随后以74岁高龄搞了“赠书万里行”，到北京受到她的老领导、原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亲切接见，曾大姐对她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题写了“反腐倡廉万里行”条幅。她的“赠书万里行”正式更名为“反腐倡廉万里行”了。她在抗大二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90高龄的孙毅将军接见了她，挥毫写下了“扬正气惩腐恶”6个大字。她途经太原时访问了作家张平，见到了正在拍摄电影《天网》的著名导演谢铁骊，向剧组捐款2000元。她到临汾同我交谈了两天一夜，到我的出生地并工作多年的洪洞县，到故事发生地汾西县进行了考察。最后她回到广州把材料整理出来，办了“迎香港回归、反腐倡廉万里行”家庭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南海潮》、《岭南松》杂志作了详细报道。我在汾西县工作时的一位年轻副书记，调行署一个经济开发部门工作，起初跑项目、搞引资难度较大，但有人得知他同我一起工作过，了解两本书的故事时，话题有了，情感热了，于是每次外出，他都带几本由我签了名的书作“敲门砖”。他自己说“一敲就灵，效果特好”。有人还托他给我带回名片、茶叶作纪念。1996年春节，我收到从四川、江苏、福建、北京、河南等地寄来的瓜子6份。附信中说从书里得知我戒烟后染上了嗑瓜子的习惯，瓜子虽小，情意深重。没想到细心的朋友们，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千里寄瓜子”我领了这份心意。
我参加了群众出版社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也单独接受了采访多次，来信来访来电话的就更多了。他们多是关心官司胜负、关心两本书的命运、关心张平的情况、关心我的身体和安全的。运城地区某县5位农民来访，说他们是村民推选出的代表，如果法院还开庭，他们将去300人声援张平。我向他们介绍了庭审情况，相信法院会依法办事。现在是法制社会，兴师动众声援代替不了法律。他们又提出捐款支援张平，说他们知道作家很穷，打官司要花很多钱，怕张平打官司打穷了，影响了写作，“我们老百姓心疼他啊！”河北省邯郸市一位农村支部书记兼村办企业董事长在电话里说：“我是个农村干部，帮不了张平什么忙，但我们村里富了，请你转告张平，如果打官司用钱，请他说话，我们可以包下来。”河南省某市一位村长兼董事长，自己开车来看我，询问了我的工作、生活情况，看了我的住房后说：“你的事，官司的事，我都说不成什么，只是觉得现在的工作对你不合适，如果你愿意的话，辞去这个局长，我会高薪聘请你当我的顾问。”驻守在雪域高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信中说，边疆哨所锻炼出他吃苦耐劳的精神，边防战士的职责，使他练出一身武艺，复员后愿意到我身边工作，保卫我的安全。有两名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要我调整好心情，锻炼好身体，不要有后顾之忧，他们学成后愿意为我提供晚年的生活费用。每逢节日，我家的电话很忙，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一声声问候，一声声祝贺，都使我暖流盈身，感激非常。
说心里话，我这个人很矛盾。做为农民的儿子、共产党员，我的向往是能为老百姓办点事，不辜负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没有追求过高官厚禄，更没刻意要当什么“青天”。我一方面认为，“青天”思想是封建残余，它使人们产生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使老百姓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能出个好官身上。这与当今清明社会的发展里共产党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在老百姓眼里，都应该是个“清官”，是个“青天”，绝不应成为老百姓唾骂的“昏官”、“脏官”和“狗官”。
我祖籍山西洪洞，世代农民。我4岁丧父，39岁就孀居的母亲，凭着她坚韧的意志和能遭能受的性格，把我们拉扯大。虽糠菜度日，生活艰难，拼上姐姐、哥哥当文盲当农民，硬是含辛茹苦供我读书。没钱上中学，才上了两级师范。9岁上就提篮卖菜，后来卖过蒸红薯、卖过水果，担煤卖炭，割草喂猪养牛。生活的熏陶，母亲的甘苦，学校的教育，在我的骨子里深深地刻下对穷人、对弱者的同情，对坏人、恶人的憎恨，对本来是好人因为有了钱有了权就变坏的人，更是厌恶和不屑。这成了我的基本性格和对人对事的本能态度。
视老百姓为“衣食父母”，是我为官的根本观念。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过。我鄙视那些当了个小小“芝麻官”，就自称或互称“父母官”的人。觉得他们不但颠倒了官民关系，还卑微、不自量，甚至是卑鄙，是无耻。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怎么头上多了顶顶戴花翎，就要当“民之父母”，就成了“衣食父母”的“父母官”呢？
我不能理解的是当了共产党的官，为啥害怕老百姓，为啥嫌恶老百姓，对老百姓摆架子，颐指气使。他们深居简出，不愿意见老百姓，下基层前呼后拥，沿途戒严，警车开道，甚至防暴队护卫。名曰视察，视而不察；形似深入，却入而不深。鲜花锣鼓，夹道欢迎，即笑逐颜开，对这里工作就满意，于是就一切都好了；如遇群众上访，恳求反映情况（冤情）甚至堵门、拦车，仿佛大敌当前，或驱散、或拖开，这里的工作就算出了大问题。每当及此，下边的官们怎不吓得胆颤心惊，面如土色？以后哪敢再允许此类情况发生呢？我们的伟大导师曾谆谆教导，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哪有共产党的干部害怕群众的道理。老百姓也知道见官特别是见大官是要冒风险的。大凡如此，不是有重要情况，就是有极大冤情。倾诉几句，送份材料，认为对你说、送给你顶事，能解决问题。这是老百姓对你的信任，他有什么错呢？包拯遇到这种情况，是这样处理的：“半夜三更，大雨倾盆，拦轿告状，必有冤情。”喝令左右：“落轿，听诉。”我们为啥就不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呢？
权力是人民给的，官帽却是领导发的。升降荣辱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这是问题的实质。有鉴于此，便有了“约法三章”；便有了常委定期轮班接待群众；便有了提前出“布告”，定时定点到边远山区接待群众。在成百上千的来访群众中，就有了陈培基（李荣才原形）、曹建祥（刘黑娃原形）、赵水龙（李水淼原形）以及李大娘、郭秀荣等等。是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吗？不是。是给别人难堪吗？不是。是效法封建社会的“青天大老爷”，自己要当“青天”吗？更不是。只是觉得我们是共产党，执掌一方百姓，应使他们“安居乐业”。“安居”是乐业的前提，“乐业”是“安居”的归宿。作为一级党委和政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还谈什么改造贫困，发展经济呢？
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县委书记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党的方针、政策要依托这个环节去落实，许多工作要依托这个环节去具体操作。要抓的事很多。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济开发、教育振兴、扶贫帮穷、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等，这无疑都是有益于老百姓的大事。但具体到每个老百姓身上还有他们的大事，比如承包土地、建房子、娶媳妇、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生命财产要有保障等等。这些在他们看来，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事。你认为我修路让你方便
，让你脱贫致富，这是大事。他认为有人欺侮我，我连日子都无法过，这还不是大事？根本的矛盾往往从这里产生。官们眼里的大事，老百姓从来不说是小事；老百姓的大事，官们不仅认为是小事，而且可以说成是“鸡毛蒜皮”、“陈谷子烂芝麻”。“大事都忙不过来，哪还顾得这些小事。”不接见，是因为忙大事；推和拖，是因为事情小；找多了，斥之为“纠缠”；下跪、哭诉、拦驾，那就是“无理取闹”，“不稳定因素”，而要采取必要措施了。甚至当着老百姓的面能说出“我不管”、“我管不了”的话。老百姓咋能不凉心，不绝望呢？县委书记绝不仅仅是个具体的人，它是个位子，是个形象。党的方针，国家的政策、法令，老百姓都从县委书记身上看。很难想象当官不理民事，不把老百姓的事当做大事，会在老百姓心中造成什么样的印象。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老百姓从我们手里连个公道也讨不到，求个“安居乐业”也不行，他们会对我们的党和政府怎么看？
说实在的，我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县委书记，家有妻儿老少，也具七情六欲。同样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一生在党政机关工作，也深谙官场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