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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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父辈们的一言一行都在瞻前顾后，他们总想通过安分守纪，忠厚老实去博取别人的欢心。为了能相安无事生存下去，免遭攻击，不惜以胆小为资本去获取别人的同情和赞美。他们最怕触犯有权者，怕有权者发怒，从来不敢对无理表示抗议，更不敢为真理去撕杀。他们对我的“落取”不敢说句公道话，不敢表示抗争。在他们眼里，当权者永远是对的，即使他如何暴戾恣睢，也只有忍受服从。父辈们不敢得罪别人，也害怕别人得罪自己。受到欺压，先要“自责”，再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企图安慰自己的怯懦，为意志薄弱开辟道路。其实现实中许多时候善恶报应是颠倒了黑白的。也许父辈们只能当奴隶、不能做主人。离开了有权者会急促不安。尤如长期被樊禁的鸟儿，失去觅食的机能，只有靠主人恩赐的一点食物过活。一旦放它到大自然中去，便左顾右盼，感到陌生和危险。唯有等待主人把它再次关进宠里，才又吱吱高叫，仿佛聪明无比。听到别人称赞几声“善良老实”，就心满意足，以为是最高的嘉奖。殊不知别人是多少带有几分看轻的意思呢！
看着父亲满脸的皱纹，我感到痛心。生在这样的家里，只能象他们一样软弱地偷生，忍受胆小怕事的奴隶教育，不情愿地接受他们的人生哲学。不能有丝毫的反抗，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爱”的招牌里出来。他们并不知道，这只能将一个人推向一条昏庸无能的死胡同里去。父母的不明智，作儿女的只好受罪。我想，只有离开了他们，才能有所作为。一切好品德，好能力都是在独立生活中培养出来的。从我知道的许多有成就的人中，不少人从小失去父母，或离家出走，这绝不是偶然。脱离一种依赖，唯有挣扎和奋斗，老是长在父母的褓襟里会毫无锐志。我曾想过不顾一切地投入社会的斗争中，我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父母要为我不安，我就怎么也不敢再向前迈出一步。只有被襟固在原地，让理想、斗志逐渐腐烂、消失，而后再来悲叹、悔恨。
父亲翻来复去还是那一套老实做人的学问，简直一再拿话刑罚我。不知他对我讲了多久，我唯有装成懊悔的样子，心里却在思考如何赶快结束这场干瘪的谈话，直到他走了，我才在心里可怜起他来。
父辈们希望我前途无量，这片好意我一定领情。可是他们老是用过去的观点来说教，我很难接受。他们会认为我骄傲自负，缺乏虚心。也许我在言谈中总是直率地毫不含糊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不留余地。其实我很清楚自己的缺点，也明了自己的优点。只是我认为是缺点的，他们倒以为是优点，我认为是优点的，他们却视为是缺点。他们以为劝告就是教育，老是“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结果只能叫我走投无路，最后干脆不听，固执地朝一条自认为正确，也可能错误的路走去。“鸣放”的教训就是这样。我想，要是能遇到一位长者，在他青少年时代，也象我一样天真幼稚，充满理想和希望，又象我一样任性，不听从“劝告”。他因此走过坎坷的路，尝遍生活中的苦甜酸辣，懂得人间的冷暖饿饱。这样他一定了解我此时心里想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他的劝导才是指南针和灯塔。为此我也看了不少青年修养的书，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本《如何培养意志》我不知看了多少遍，只要发觉自己意志薄弱，情绪低沉，就立即打开它，给自己再提一次醒。我认为培养一个人坚强的意志至关重要，需要战胜自己，也需要战胜别人，它跟专制和暴力毫不相干，是与正义和善良结合在一起的。在有理想有智慧的社会里，人们提倡个人的意志。在特权至上，专制无理的地方，只有培养虚伪和诡诈，因为做一个贪生怕死的奴才是无需坚毅的性格，只要惟命是从就可以达到。
时光一天天流逝，工作依然无影无踪，我惆怅万分。我们几位“落取生”曾询问过几个政府部门，请求安排工作。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安心等待吧！有工作就通知你们！”工作其实很多，就是不“通知”罢了。又听说上面对我们这一届“落取生”有过指示，暂不分配，看以后谁表现好了，谁先给安排工作。但怎么才叫“表现好了”呢！我们中有的人已变得十分胆小慎微，每次到县文教科去，连大路也不敢走，有时还特意赤着脚，穿一件“朴素”的衣裳，说话低声下气，简直在哀求乞怜。听到不分配的话，象是被判了死刑，一点力气也没有，还自我作贱地说：“当初要是不报考就好了，现在考不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有问题的。”说来真叫人寒心，正当我们处在朝气逢勃、浑身是劲的时候，却只能这样去瞎撞和等待，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跟浪费钱财粮食，跟图谋自杀有什么两样？一个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的人得不到工作，难道我们都成了“四类分子”不成？
“落取”之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看法越来越离奇，大家冷眼傍观，害怕同我们接触，象逃避瘟疫那样岐视我们，好似我们都是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可是我自己一点不知道，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也许我一向天真幼稚，不闇世事，不但没有从“鸣放”中吸取教训，还继续对别人存有幻想，以为政治也会讲仁慈，上级会爱惜我这个高材生；以为“落取”是有意对我进行考验，最终会把我放到该去的地方。八月下旬，我怀着可笑的愿望，又报名参加泉州大学的招生考试，这原是“大跃进”中新办起来的大学，对考生成绩要求本来就不高，可是我还是接到一份“落取通知书”。我开始对“政治”有所认识，回顾自己的无知，醒悟落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
记得有一次全县开展除害灭雀运动。当时大家只知麻雀吃粮食毁坏庄稼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它同时也吃害虫，功大于过，硬把麻雀当“四害”之一，意图除尽灭绝。他们动员所有城乡居民在各家屋顶上敲桶打盆，呼喊追赶，使麻雀没有歇息的时候，最后从空中跌落下来，或赶到机场去，那里撒着大量毒饵等待着。为此县里专门成立“灭雀指挥部”。运动开始的第二天，我看到事情并不象宣传的那么热闹，许多居民没有行动起来，麻雀乃在各处欢快地吱叫着。那时正值“整团”后不久，带着被“洗礼过”的脑袋，认为以前对政治运动不关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观。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县“灭雀指挥部”，指出这次运动还有“死角”，建议对没有行动起来的居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比如扣押粮证，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惩罚手段。想不到隔了两天，一位街干部到我家里来，说麻雀全飞到我们屋顶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护所，要赔偿麻雀所吃粮食的损失，就把我家的粮证带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对待，还是因我的“关心”而得到“请君入瓮”的结果？当年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只想听恭维的话，任何对运动说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货，受到打击报复也是活该了。
又一件是离校前一天，出自对母校的热爱，对教育的关心，我又自作聪明写一封信给校长。感谢学校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整团”后自新者的态度，指出学校中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个别老师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校长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也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论调，通过“整团”，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长后来却对全校教师说：“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毕业生写来的。这个人表面上说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在污蔑社会主义学校，攻击党的领导。这个人在“大鸣大放”中曾猖狂向党进攻，说我们拿立场压人，‘整团’后又不思悔改，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花招。说明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这种人就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当我听到一位老师好心的劝告时，心里一惊，校长又分明指的是我。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场。我不明白校长为何这样理解我那封信的动机？我更不明白，“整团”时大家批评我、指责我只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觉悟了，开始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保留地把个人意见献给党，献给人民，以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难道“整团”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装聋作哑，不可随意说话，并不在乎我说的对不对。当时有些人就是善于怀疑别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当成阶级敌人来打。他们从来不敢去信任一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照校长的推论，应该是我对党不满而积极“鸣放”，受整后必然心怀怨恨，伺机进行报复。所以我这种近于“反常”的举动，在他看来便是“狡猾”，“伪装”的表现，是“继续在同无产阶级较量”。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一种由强调“阶级斗争”得出的结论，又不善于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这种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列主义，而习惯于用封建专制和家长式的观点来解释马列主义，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
当时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没有信心，甭说升学、工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打击我。“落取”之后象是进入一个“社会看守所”，等待我的只有岐视和侮辱。
为了赚一点零花钱，也因为呆在家里太无聊，“落取”后我曾经跟几位朋友一块去给建筑工地推车运沙做小工。一天劳动所得，每人大约一元多钱，扣去车租，点心钱，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对赚钱多少并不在意，反正无所事事一样是受罪。还因为劳动的时候，说说笑笑，要干就干，要停就停，不受别人的制约，精神上愉快多了。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但是，我始终觉得不能这样“幸福”下去，这种无所作为的想法不应该是属于我的。想到国家的科学事业，想到自己的聪明才智，一颗激荡的心怎么也按捺不住，我仿佛浑身有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没有发挥出来，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怎么可以如此自私，只顾眼前的偷闲和“幸福”。藏着自己的才能不用在社会上，对人民来说是有罪的。
而且生活伴随着年青人需要的爱情也时时在骚扰我。一天我照样拉着一辆板车从大街上经过，突然在电影院门前，一个熟悉的身影闪入眼帘，是小时候同桌的女同学陈茉莉。她正跟一位朋友在热烈交谈，穿着一身浅青色的连衣裙，苗条动人，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看在她朋友的身上。听说她正报名要去当电影演员。我十分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