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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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娟在绝望中竟听信乡下一些老太婆的话，认为是魔鬼作祟，也去求神拜佛，企求神明来消灾灭祸。我已是无能为力的人，只能任她们去摆布。我知道这是失掉自信的表现，人们所以迷信，往往由于遭遇不幸，由于意志薄弱，逐渐对未来失去希望。于是将一切都归咎到命运上，相信鬼神的真正存在，希望神明能给自己带来意外的好事，期盼出现自己能力达不到的奇迹。以此麻醉自己，安慰一颗苦楚的心，也解释无法理解的现实。其实那些泥佛偶像是不会显灵保佑的，倒是我和美娟开始吵嘴，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中原本就有这样的事。对眼前的困窘，我不感到十分绝望，我始终是个善于幻想的人。除了疾病可以折磨我的意志，任何时候我都充满着希望，相信一切还会好起来。我记得苏联小说《勇敢》这部书中有段话：“人生最美好的是幻想。当一个人幻想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好，也看不见不好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忍受。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屈服。而小市民就只是呻吟，小市民所以是小市民就因为他不会幻想。”这段话伴我度过了生活中几个最艰难的时期。每当我快要倒下去的时候，幻想就象是一帖良药使我重新获得力量。我所以没有在逆境中沉沦下去，放纵自己，也没有在失败的时候恢心丧气，感到绝望，就因为我始终是个善于幻想的人，是个能憧憬未来的人。靠着幻想我产生出生存的意志和力量，使自己能坚持到得救的时候。
美娟是够苦的，她每天出工，回家要料理一大堆家务，要照管两个孩子，再加上我这个病人的拖累，难怪她的脾气日益变坏。我心里很难过，自己不能使她过上好日子，还让她为我受罪。背地里我不时躺在床上心酸落泪。我只是怪她变软弱了，看不到未来的晨光，只会对眼前的困境埋怨数苦。她从不后悔嫁给我，她的一位亲戚曾劝她跟我离婚，她毫不客气地回绝，并告诉我她永远忠于我们的爱情。她不怕吃苦，她也算是一位大家闺秀，到了农村，仍样样不落人。她只是怪我不时拿话刺激她。其实我希望她好，希望她乐观一点，不要显得心事重重，一付狼狈的样子。她大约以为我还是个十足的书生，全没有考虑将来的生活，没有想到柴米油盐的问题，她因此十分生我的气。
我却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即使病魔缠身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人用“先苦后甜”来排解眼前的穷困，幻想有朝一日“出头走运”。现实中也许有过这样的事。但老说这话的人，并不当真知道自己将来就要“发”起来，无非在自欺欺人。我不愿这样去想，生活确是够苦的，每日三餐除了地瓜咸菜没有别的食物，要不是亲朋好友多少救济一点，早已到了变卖家俱的地步。疾病的纠缠，使原来就受岐视和耻笑的地位变得更加牢固。对前途，甚至连活下去的希望也似乎越来越渺茫。面对阴气森森的人生，我反而更加冷静和沉着，心中仍然藏着未来，并相信一定会是光明的。讥笑和蔑视，全都平心静气地忍受下来。我可以视他们和自己毫不相干，我挣扎着要活下来，忍受这一切活下来，并非为着他们将来会感到羞愧悔恨。我要证明自己不是“坏人”，不该“罪有应得”。那些庸庸碌碌地活着，美美地过日子的人，我并不羡慕，他们将来的纪念碑只是一堆骷髅骨。在忍受别人的嘲笑、岐视和侮辱时，我同时告诫自己，有朝一日得意起来，万不可对别人报于嘲笑、岐视和侮辱，因为那是愚蠢的。庸人的目光总是随着强者的态度而改变。唯有那些穷困的，默默为社会工作的，永远想着未来的人，才值得赞美。他们始终高大，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那时，我最惦记的有两件事：一是自己的日记，我还没有把它整理好；一是两个孩子的成长。我自己穷困潦倒，受尽折磨，我忍受。两个孩子却应该有个美好的将来，他们不能再遭此不幸。对他们，我关心的不是孩子的天真活泼，而是能否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能否顽强拼搏去完成自己的事业。我几乎是在依赖着他们的将来而活着，把自己不能实现的追求寄托到他们身上。在当时的一篇日记里我写着：
“孩子，你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心中的幸福。你安静地躺在摇篮里，无须作甜蜜的或凶恶的梦。你脸上呈现的纯洁、和平、诚实是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只盼着你长大，快快地长大。你小小的眉头为什么皱着，难道你一出世就带着父母的烦恼和不安？这不好，将来这世上要你烦恼和不安的事还多着呢！你不能象你的父母为烦恼而烦恼，为不安而不安。你应有高尚的志向，顽强的性格。你是在冬天萌芽的，就要准备冒严寒，迎风霜，坚韧不拔地向上，到时候，幸福的花朵，丰硕的果实，将在你身上呈现。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即使贫病交加也会感到满意。
“孩子，你会笑了，会格格地笑了。爸爸看着你也笑了，笑得眼泪往下掉；妈妈也笑了，笑得往你小脸送去急切的吻。欢乐而愉快的笑声，解除了我们心头的烦恼和不安，幸福和希望又来到我们脸上。世界上笑是欢乐、幸福的象征，它跟热情坦率结合在一起。可是爸爸的眉头皱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多少事败落在嘻笑声中，多少次因热情坦率而误事。希望你，孩子！不要在笑语声中忘掉阴险狡诈的东西，你要成为一个冷静而深遂的人。这样，我们才能放心，即使长眠地下也会安祥地躺着。
“这小小的摇篮，你已经呆不住了，挥着小手想站起来？可是爸爸只能成天守在你身边，他全身疼痛，疾病在困扰，不能带你去外面享受阳光。妈妈也出工干活去了，回来得打扫收拾，没有片刻的休息，为的是挣工分养活我们，维持这艰难的一家。劳累已将她折磨成一个衰老的人。爸爸十分疼爱你妈妈，都怪我不好，不能让你和你妈妈，还有你姐姐过上好日子。失业、穷困、疾病正重重压迫着，他还活着，纯粹为了你们，为了你们能成为他晚年的快乐和幸福。孩子，你知道这一切吗？不，你无须知道，你只要成长，快快地长大……”
一段时间我曾想到死的轻松，甚至已选好死的地点和方式，写好了遗书。螺城西边有座莲花山，山顶一丛乱石状如莲花，旁边还有一块形似蟾蜍的大石块，背后一株大柏树，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景地，在我故居楼房的正前方，从窗户一眼就能望见。我同时写好了一首诗，到时好让家人去寻找我的尸体：“莲花迎日开，群山点头笑，挂我西枝头，晃荡亦奏乐。”后来，我又觉得要死，就死得悲壮一点，不能默默地去死。应该到大城市去，或跳楼、或自焚、或撞车，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死。我要以死进行控诉。我相信自己死的时候，脸上会挂着笑容。我留在地下的那份“遗产”——我的日记，足于使我感到一点慰籍。我没有大本事，有这样一点点东西，也算没有到世上来空跑一趟。
可是，我还做得不够，我真正要表达的爱憎，真正要向人们疾呼的东西，我还没有写出来。我不能这样死去。我更强烈的愿望是活下来，实现我的理想。挫折苦难算不了什么，只要能让我活下去，我就有希望。我开始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活下去的念头上，为活着而拼命挣扎，同疾病斗争，同死神抗衡。
同年六月，我的病情终于有点好转，能下床走动了。当地社员看到我还不能参加劳动，生活没有依靠，光美娟一人是养活不了一家四口的。他们便热心地替我出主意，建议我到村口去卖零食，或到公路边卖茶水，说夏天到了，公路上来往客人不少，一天多少可赚点钱糊口。对我来说，由一个教书的变为种田的，当时还不算失体面。如今要我到公路边去公开叫卖，当小贩，实在委屈不下。我一时下不了决心。可亲友知道了，都说这主意好，为了活下去，顾不了许多，不偷不抢，没什么可羞耻的。我豁出去了，就当是被人推着去“游街”吧！总比被人抬着进墓地强多了。
美娟买来几斤茶叶，又预备一些茶碗，就这样准备开张了。担子是美娟替我挑去的，我拿一把小竹凳在后面一步步艰难地往前移动。到了公路边，美娟放下担子回去出工，我便坐下来等候顾客，出售一碗一分钱的茶水。起初我低头静坐，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办法。有时勉强喊一声，也不象是叫卖的小贩，倒象是在家里招呼客人一般，而且始终不敢正眼瞧着行人。我甚至想拿一本书在那里静坐，掩盖自己的尴尬。头几天生意淡淡，不知道是大家不渴，还是看我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好意思来打搅，或者竟有点警惕，以为我是化了装的公安人员，在此“执行任务”。到傍晚美娟替我挑回担子的时候，不得不把大半桶茶水倒掉。
后来我贩了一些糕饼作茶点。过往的客人大概不再生疑，到我这里歇脚喝茶的人渐渐多起来。生意似乎有了起色。一天纯收入近一元钱，最好的大热天可得两元多，比起出工挣工分强多了。收入的大部分是作为我治病的费用。那些日子几乎过着叫化子的生活，许多认识我和美娟的人知道了都在议论。蹲在公路边，时不时会遇见一些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他们有的站住了脚，说几句同情的话，却不肯喝碗茶水就走了；有的喝一碗的同时，又叫我把生意做“大”一点，似乎我这辈子注定要当小贩；也有的假装没看见，急匆匆头也不敢抬一抬就从另一边想溜过去，大概是怕我难为情吧！倒是有时我旧情难忘，把他叫住，叙些别后的话，他却始终不敢正眼看我。想来，他心理上的承受力比我本人还差。只有当地的社员对我表示赞许和欢迎。他们会利用田间休息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把锄头往地上一裁，就安然地坐在锄柄上聊天，有的掏出旱烟杆，在我旁边默默地吸着，那专注的神情，象一尊永恒的雕像。我身上立即感到一股暖流。我明白，他们正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对我的支持，比任何华丽的语言更珍贵。他们是在理解我，而不是可怜我，是赞美而不是鄙夷。从他们的永恒中我看到了深沉的爱和思考，体会到世界上最真实纯朴的情感是什么。
美娟精神上的压力比我要大。有时我身体支持不住，她只好自己去卖茶水，因为做生意不能歇着。她便一头茶水，一头吃奶的孩子，挑到村口的公路边，简直跟流浪的乞丐婆无异。有一次，她的一位同学看见了，竟大惊失色地喊叫起来，“娟！你怎么落到这地步，出来卖茶水了？你丈夫呢？”当美娟转告我的时候，她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难过。患难夫妻无暇，也不必表达彼此的情感，这淡淡的叙述就是最恩爱的语言。我得到极大的欣慰，可我心里总感到愧疚，我太无能了，对不起美娟，对不起两个孩子。
那期间，我又不得不把多年收藏的邮票卖了。破“四旧”时母亲和表弟烧去的仅仅是旧中国时期的邮票，还留着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邮票，以及一些外国邮票，总计数千枚。一位退休老医生得知我的不幸，通过朋友的介绍，特地从外县跑来找我，提出要买我的邮票，请我出个价。我知道，为了这些邮票，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了这些邮票，我被打成“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为了这些邮票，我沦落到如此地步，以至许多亲友都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