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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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许多人记日记，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更不会都是为了成为作家。自己将来即使不能据此写出一部小说，一篇有意义的文章，还可以写些片断、琐记，写三言两语的话，虽断头缺尾，或拥肿，或干瘪，因为是真实的是心里掏出来的话，便是有用的，至少可以提供给别人去创作。总之，只要我不懈地努力，只要我比周围的人更艰苦地攀登，绝不会是白费劲的。我的行动本身就有意义，正如我曾经做过的种种追求理想的努力，虽是失败，并无后悔，还因为能顽强拼搏而感到心里踏实，感到活得有意义。
对未来我始终存有一线希望，想必会一年比一年好，这也是我感到没有虚度年华的原因。我一天天地写，就觉得自己在一步步走向理想。一个人能在末路中看到光明，时刻感到一种向上的生机，觉得自己将走更远更美好的路，那么无论眼前有多大的困难也能忍受，并愿意更高地要求自己，更有勇气和信心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无论什么困难都是暂时的，唯有光明是永久的。也许命运早就安排我要走这条路，使我不致于陷入贪图个人安逸的泥坑里。
翻阅我的日记，心里有无限感慨，里面除掉一些天真幼稚，却也完整地记载着我走过的路，我对生活的感受，对事物的看法，对未来的憧憬。也记录着我的心声和遭遇到的一道道坎坷，可以代表这社会如我这类人的经历和想法。这是一些宝贵而有用的素材，我要努力使它的作用不只限于子孙们。它应该走到社会去，对别人有所启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同时满足自己一种创作欲望，不至于在无聊中感到人生的毫无价值。这是一个“逍遥派”当年所能找到的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从最早的日记开始，按时间顺序选取那些有意义的，能体现我的思想，对别人有所启发的事，抄录下来，写成文稿。可是一着手，才发觉十几本日记，要从头细看一遍，已经不下于看几部长篇小说，何况还要抄写。我每天一早伏案忙碌，午休也没有睡好，差不多工作十个小时，天天如此，坚持了近半年时间，忘了外面在“风云变幻”。我得到鼓舞，也感到疑惑。“担心”总是时时伴随着我。我曾经遭受过幻想的破灭，我又总是把希望放在“将来”这个未知数上，以“将来”为唯一目标来设计我的时间和道路，仿佛已知的已使我感到无望，就尽量要用“将来”来支撑自己。虽然因此我增添了勇气，度过了难关，但它的存在于实际的可能又有多大的距离？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位长者给我指明方向，启示真正的未来，让我的“将来”变为现实。我常常陷入茫然之中。所幸，不管我的思想怎样起伏，我的整理工作照样在进行下去，因为一旦我不从事这项工作，我就没有勇气在一些人的岐视中走过来。只要我一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在为日记绞尽脑汁，我便闲适起来，庸碌无为，脑子停止转动，变得空旷荒芜。于是，世俗的精虫活起来，便占据了这空出来的地盘，逐渐又孕育着自私和卑鄙。因此我坚持着这一提高精神力量的工作，就象空气和水在维持我的生命，没有它我就无法生存、无法拯救我自己。可我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严重失眠，甚至整夜整夜睡不着。第二天写不上几段就头昏脑胀，眼花手颤，不得不停下休息一会儿，但往往没有等到脑力完全恢复，又拿起笔。到基本完成工作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垮了，不得不为看病吃药而忙碌着。一个“逍遥派”的日子就不再是轻松的了。
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总算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人们期盼国家从此会安定下来，走上正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胜利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开始了对反对派的惩罚。我的邻居有一位青年工人，是一家工厂“红卫兵”的头头，属于不掌权的一派。一天，竟然有一队人马举着彩旗，鼓锣打鼓，热热闹闹来抄他的家。简直象一群明火执杖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别人家中。我正在房里抄写文章。母亲惶恐地进来告诉我，“对面抄得可厉害了，连地下都挖翻，几个人逼他交出印章材料，他又硬说没有。听说下午还要来。你要小心点。”我心头一沉，难道母亲知道我在做可怕的“文字游戏”？
“文革”初破“四旧”在抄家风盛炽时候，母亲怕招惹是非，曾经叫来表弟，撬开我的箱子，把那些可能被当作“反动”的邮票，全撕下来烧掉，还把一些朋友的照片，只要是古怪一点的，或有点摩登的女孩子照片，全当“四旧”“处决”了。我回来后得知情况，为那些辛勤搜集的邮票感到万分可惜。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送我的一枚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及其它一些珍爱的“国邮”，总数一千多枚。放到现在可是价值不菲，当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我的日记本却全都安然无恙，母亲不知道那些是比邮票更危险的东西。为安全起见，当时我就把那些日记本装在一个铁箱里，偷偷埋在厨房间的地下，直到这次才拿出来。
母亲这一说，我忽然感到不安全。那些人会不会株连九族，抄起邻居的家？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日记本被查抄，连同抽屉里的文稿，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连生命也难保。当年曾有一位十五岁的孩子，只因为书写一句对领袖不恭的标语，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对无知的少年如此重罚，说明当时的司法如同孩子一样偏激，整个社会都缺乏冷静和思考。其实借助“恐惧”来制止犯罪，倒有可能使一些人因恐惧而不自觉地走向反面。向来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
但是，我又无论如何不能将日记本烧毁，那些是我的命根子，如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为了这一事业，我忍受了无数次歧视和侮辱，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怎能这样将它毁灭，把十几年的心血和理想一下烧去，还有这半年来的“煎熬”。考虑再三，我决定剔除日记本里含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和文稿中明显带有政治气味的地方，以及富有刺激性的“含沙射影”，或在别人看来可能成为反动的东西，撕下来烧毁。只留下属于个人生活工作记载的文字，一旦被发现，顶多受一场批判。我相信自己是纯洁、诚实。有一点不满也是客观的，根本不属于“反动”。其实骂几声出气的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反党人物，满口颂扬的才是更危险的家伙。可惜没人这样想，那些人头脑发热，只想听好话。
我急忙一边翻阅一边烧毁，把“政治的东西”匆匆挑出来，投进火炉里，不一会满屋里纸灰飞扬，我又赶紧扑杀纸灰，弄得满头大汗，浑身灰烬。最后把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和残存的文稿重先埋入地下，至此才宽下心来。
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象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党员在撤退前销毁文件的镜头。不过，电影往往一闪而过，我可是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想不到一个“逍遥派”也有如此惊险的场面。至今还有点胆战心惊，也有点后悔，烧去的都是一些精辟的见解，有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独到的观点和看法。我相信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今再也写不出来了。留下的仅仅是一具抽去灵魂的僵尸，毫无生气。
三、他们说我“里通外国”
　　　　我的文章里没有男女爱情故事，只有我自己对进步、光明和一切美的东西的追求。它带着痛苦、烦恼、不安同时来到我的生活里。在我身上交织着，使我不能超脱于“史无前例”之外。象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劫去了我所有的爱。
1968年在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和“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提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广大群众如同陷入战争年代的惊恐之中。全国各个城镇乡村、各个角落、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特务案”、“叛徒案”，还不时爆出冷门，诸如某某大人物被捕的“特大新闻”，令老实人摇头叹息，惊讶不已。似乎九州大地处处隐藏“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随时将破土而出。有时在不经意中，身边的某个人会一下子成为“特务”或“叛徒”，遭到批斗。有人因此公开提出“怀疑一切”，“不相信任何人”，“你可以怀疑我，我也可以怀疑你”，似乎连鸟儿从空中飞过也值得大家去怀疑。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自危不浅。
我那时因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失眠症还没有痊愈，一天睡不上三、四个小时，白天头疼心悸，全身乏力，对这场运动难免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畏惧和负担。无端害怕过去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作“通敌罪”予以追查。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我因此对周围人们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眼光，都令我不寒而慄。
六月初在公社搞“清队”时，倒也平安无事。目标都集中在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即过去已“挂了号”的。况且我毕竟年轻，没有人想到要从我身上找碴儿。
九月份从公社又全部集中到县城里参加“清队学习班”的学习，对教师们进行封闭式的审查。我们是第二批来的，进“学习班”的当天晚上，就参加前一期“学习班”结束后召开的所谓“宽严大会”。即对“抗拒交代”的“从严”，对“坦白交代”的“从宽”。那天，当场宣布逮捕二人，另有一位中学教师骆某某上台“坦白”，说是因集邮而犯了“里通外国”的罪。我的神经一下紧张到极点，他交代的被称为“特务”的邮友中，有一名我好象跟他通过信，交换过邮票，我还仿佛记得跟这位“坦白的人”也有过邮票交换的往来。他会不会把我牵连进去？顿时我浑身颤抖不已，一颗心狂跳不止。我虽然清楚自己只是集邮，没干坏事，但一种可能被怀疑的恐惧深深扎入我的心房，使自己失去控制，失去理智。以为当场就会被押到台上去示众。那天会上就突然点了两个人的名字，说他们“隐瞒重大政历问题”，在众人的怒喝声中，被勒令上台“亮相”。我吓得差点晕了过去。
回到学习班，我食不甘味，睡不成寐，整夜翻来覆去，胡乱猜测着各种可能性，只听见心在怦怦地狂跳，手脚冷冰冰，全身没有一丝热气。但心里还是清楚这是一种病态，一种由神经衰弱引起的恐惧症，再不排除引起紧张的因素，发展下去可能变为神经分裂症。身体就彻底垮了。为了解脱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决定第二天在小组讨论会上把这件事讲清楚，不是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嘛！不外是那么一回事，领导常说“交代了还是好同志”，没什么可怕的。
不料，我在会上一公开。“学习班”的负责人立即重视起来，凑在一起分析道：“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支节的问题掩盖实质的东西，背后肯定大有文章”，“何海生在刺探我们是否掌握他的材料，没想到露出尾巴。”其实那些人都是“对敌斗争的能手”，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绷得紧紧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敌人”，根本没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