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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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水也出来了。真是皆大欢喜。
华儿已经三四个月了。娘儿俩都没有户口，也没有公价的粮食供应。三口之家，只有我每月40斤的口粮。我们必须去向农民偷偷摸摸地购买余粮。
这天一大早，我就到几里路外的自然村去。那时正值夏收夏种农忙时节，村里的青壮年都下地去了，家里只有妇女和老人。我向他们买了六十斤大米，分作两头，挑起来并不重。
我顺着斜坡，登上一级级土石相间的台阶，上到坡顶，到了山腰的小平道上。总共走了还不到半里路，突然感到胸闷不适。我放下担子，咳嗽起来，随即吐出一口稀痰，痰中带有一些血丝。我顿时感到四肢无力，支撑不住。我坐在土坎上，歇息一会儿。我觉得，这是1963年打鱼网线时所得的病发作了。我当机立断，扔下担子（这时候的山路根本没有过路的行人），空手返回村子里去。想寻个挑工，帮忙将我的大米挑回家。
大嫂听了我的说明，无奈地说，她一个人要在家里喂猪、养鸡，还要做饭，给男人送到田头去。家里只有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再没有可以受雇的人了。
我在他们的饭桌前坐了很久，犹豫不决。喝了大嫂沏的青草凉茶，虽然已经觉得没有什么病兆了，但我还是不敢贸然自行回去。
老爷爷说，他是农家出生，挑这一点大米走十来里山路不在话下。他愿意送我回家。大嫂也说，老人能挣几角零用钱也是不错的。没有其他办法。虽然我觉得，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竟然雇用六十多岁的老大爷作挑工，心里过意不去，找不到合适的，也只好如此了。
当我们回到家里，金春抱着孩子迎上来，心里感到狐疑：怎么叫一个老人当挑夫呢？听了我的说明之后，给了老人六角工钱。老人立即要走。我们中午打算煮粉干，留他吃了午饭再走，老人不肯留下，只好作罢。
我们一起去找小刘医生。她建议我请假两三天，去福州肺结核医院作检查。两天后，我回来了，带回检验报告单和雷米封之类强杀伤性的药片。检查结果是“浸润型肺结核”。
这是一种“富贵病”，既不能过于操劳，又要经常吃好的。我们听了刘医生的建议，注意劳逸结合，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高兴时就去上工，稍有不适就在家休息，病假证明到月底一次性开给。这是刘医生对我的特殊照顾。当时我们基建队是按劳取酬，根据每月开挖的土石方量验收计资，十分工每天达三元多、四元左右；而在家休病假，每天只有一元多。因此，我每月只要出工十来天，也可得到六十多元的收入，不太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小小的雷米封杀伤性大，又要每日三餐吃一片，既麻烦又容易忘记，干脆不用。我坚持每日早餐前食用两粒鸭蛋包，就是在清水烧开后，磕入两个囫囵蛋，煮熟后，加入适量白糖，和汤食用。这样连续三个月后，到福州复查，病灶竟然钙化了。
此后，我多注意气候变化，尽量避免流行性感冒病毒的侵袭；尤其注意保持性情的舒畅，无论遇到多闹心的事，都不急不燥。这样经过三四十年，虽几次透视复查，都没有复发的迹象。“心宽体胖”确实是养生之道。
6
队部在门前路边立了一排宣传栏，准备抄写《毛主席语录》以林彪名义写的《前言》。队部几个人，如会计小杨、莆田师范刚毕业分来的文书彭金池等，先用大红纸给宣传栏糊了个严密无缝。望着宣传栏，几个人在那里发愣，不知从何下手。不知谁提的建议，两个工人来三工区找我，说是有紧急任务。当我到队部时，小杨和小彭还呆站在宣传栏前。时间已是晚上七点多了。他们问我怎么办？
我说：“干嘛不先写好了再贴上去呢？”
彭：“一时忘了。两个人都忘了。现在再去场部小铺买纸，最快也要将近十点钟才能回来。你看怎么办？”
小杨讨好地：“我想小胡准有办法。你就说怎么办吧，叫我们做什么都行。”
我说：“直接写。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他们架起梯子，打起汽灯。因为没有电灯，办公室里只点煤油灯。我就着汽灯光，用尺子、铅笔在红纸上打格子。两个草包就来回奔跑，给我打下手。
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提笔悬书，因为稍不留神，就会看走眼写错字，修修补补，也影响整体美观。一篇《前言》，足足写了四个多小时，整齐划一的长宋体，一个字也没写错，就象是按照书中的格式放大的一样。两个草包几乎佩服得五体投地。
文化大革命的炮火开始蔓延到最基层，党支部正副书记、队长都受到冲击。由于观点的不同，群众自然而然也分成两三个派别。一派支持张书记；一派支持杨队长。支持队长的，自然以书记为主攻目标。他们找出一个致命武器：就是张书记作风败坏，甚至与亲生女儿同床午睡。为了证实这一论点，还有鼻子有眼地编出了小张在南平地区医院保留有住院堕胎记录等等。
作为被揭批的基层当权派，革命群众都应一视同仁。但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无意地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则不是我们应有的行为。
三个当权派的批斗会，在沙县城关林业招待所的会议厅举行。当张书记被推到台前时，那些“人证”都自动亮相了。虽然小张跟我曾经有过一段恋情，但我也无意偏袒她的父亲。因为他阻挠了我们的交往。任何一个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都不能容忍含血喷人、亵渎真理。这时候，我大胆站立起来。大声说：
“革命同志们：张书记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问题是严重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择手段、恶意攻击一个人。我们希望刚才举证的是事实，但我们更应该尊重证据。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请将以上的所谓举证暂时收起，搁置一边。因此，我建议：由各组织选出一至两名代表，前往南平市立医院查阅病历，是否真有堕胎记录。按规定，医院有保留病历二十年的义务。在我们掌握确凿证据后，可以直接将败类押解执法机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其实，所谓的举证根本不能立足。我的讲话博得热烈的掌声。凡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见解。但以会计小杨、京剧演员老杜夫妇一帮人，却坚决反对。在掌声之后，会计小杨带头喊起口号：
“打倒基建队最大走资派！”
“砸烂张×；×；狗头！”
“把保皇派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帮人一边喊着口号，一边上台来抓我。山东大汉郑子科一把将我拉到他的背后，用他魁梧的身躯，象一面墙似的护住我。大声喝道：
“谁敢动小胡的一根毫毛，我就砸烂他的狗头！”
郑大哥攥紧拳头、曲起手肘，把到会的反派人物吓得一哄而散。
从这个事件之后，我再也不去理睬“革命”工作，但是厄运却并不愿意离开我。或许是有人故意陷害；或许是运动的“深入”，在工人和干部的队伍中，一个又一个地被揪出来，假以各种罪名。有：国民党残渣余孽、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尽管我一次又一次申辩自己长在红旗下，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将我抚养长大，但那些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者根本不听。
揪斗的对象可以跨工区、跨地域。虽然我还在潩洲伐木场的三工区，远在富口白溪的班组，还能派人来把我押解到他们那里去。真是奇了怪了，那个入错房、三天不敢出门的矮个子老韩，竟然也成了“革命红卫兵”，和小叶等一起来抓我。终于有一天，我能和几个“坏蛋”同时在沙县电影院的舞台上亮相。
讲话的显然没有作好准备，只是鼓动台下的群众跟着喊口号。当喊到“胡振铎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时，守在我两旁的“护卫”才发现，我并没有低头。于是两人同时一手扳着我的肩胛、另一只手使劲摁我的头。我被摁的头低了一下，随后就反弹回来，仍然昂首挺胸，立在台前。
亮相后仍回工地。在几乎所有的工矿企业都“全民皆兵、停工闹革命”的时候，我们林业部门仍然继续生产。因为我们是按劳取酬的，没有工程进度，就不能验收土石方量，就没有工资可以结算。
国民党少尉夫人、残渣余孽、京剧花旦老杜患了病，到福州协和医院医治；她丈夫老蒯是流氓、地痞、旧社会的渣滓，自然不准去福州护理和照顾。而我要去福州复查病情，老蒯就来找我，请我代他去看望妻子，并捎带五十元现金，给妻子零用。我收下了钱，答应捎带帮他办事。
当我在莱舟火车站站台上正准备上车的时候，彭金池带着两个人急急赶来，在车厢门口拦住我，并将我带回工地。他们将我关在一个小单间里。这是一批工人搬迁工地腾出的。他们对我连夜突审，我不予理睬。再问，我就说困死了。时间已是夜半十几点了。他们看看问不出什么，就走了，门口挂上锁。
第二天天明，看守的人来了，打开锁，放我出来洗漱，然后打来饭菜，给我食用。接着，彭金池、矮老韩等，就开始对我再审。他们问我：
“你给杜美裔带去什么特务机密？”
“你们有几台电台？”
“你的代号是什么？怎样跟台湾敌特机关联系？”
…………
乱七八糟的所谓问题，弄得我筋疲力尽。
第三天，他们把老蒯也弄了来，在队部的会议棚开批斗会。昨天的问题问了又问，没有实质性的结果，批斗会草草结束。
7
我在三工区居住时发生了三件事。
一件是：妻子去福州医治乳房脓肿，我晚上到小萧的住房坐坐。我对过的闽清老吴突然来找我，说我的唯一的一只高产乌母鸡被黄鼠狼叼走了。幸好他立即爬上土坡猛赶，才将死鸡追回来。又说他买了一副中药，需要乌鸡作药引，正好把这只乌母鸡卖给他。我说，鸡是他追回来的，就送给他吧。可他非得给我五元钱，我只好收下。
说起这只乌母鸡，还有一段历史。它是烧炭老王在炭窑边饲养的十只小鸡之一。老王炭烧好了，要下山，自己单身一人，家属在山东老家，就把十只小鸡都送给我们，只收成本二元钱。可是不久就赶上鸡瘟，死去九只，只剩下它了。一直饲养到大，开始下蛋。起初每天一粒，后来间隔越来越短，大概二十小时就能产一粒。有时赶在一天里，清晨五六点钟产一粒，晚上八九点钟又产一粒，产到二十几粒，才休息几天，又开始产蛋。真是一只高产稳产的好母鸡。所以说起来，被黄鼠狼叼去也怪可惜的。
第二件事是：我们二班的班长，他爱妻如命。食堂雇他的妻子阿兰和老吴的家属作饭。这一天早晨轮到阿兰起早，他不让妻子起床，自己起来去顶班。也是合该出事，他忘了带火柴。他返回宿舍，推开门，一个黑影从他的床上跳起，从后窗逃走了。床下留下那男人的鞋。他立即揪起妻子漂亮的长发，劈头盖脑地打到房门口。吵嚷声响遍整个工区。阿兰只是低声的啜泣。大家都披衣起来看看究竟。这一天的早餐仍由老吴夫妇起来料理。
事情很显然，是阿博的挚友擦枪走火。他的房间就在隔壁。他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三天没有出来。同事们去怎么叫门也不开。直到风声稍稍平静，他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带着瘦削的猴脸出来。大家都不再提起这事，免得人家难堪。
说起这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之间的情谊，是绝对上好的。他们都是浙江平阳人。从一起做民工，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