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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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法则”不管每个人客观贡献的大小，要求大家一律平均分摊利润及损失。它适用于重视分工合作、团结和谐的情境下，强调“促进或维系和乐之社会关系”的场所（Deutsch，1975，P。146），当“接受者之间的和谐及团结十分重要”的时候（Leventhal，1975a：P。218），或者当个人视对方为“人”，而不是某一社会地位之占有者的时候。
“需求法则”认为利润、成果或其他利益的分配应该满足接受者的合理需求，而不管他们个别的贡献大小。它适用于一个亲密的社会团体中，每个成员均热中于“促进团体的福利与发展”的情境（Deutsch；1975），“成员间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GreenbergandCohen，1982；Lerner，1975，1977；Leventhal，1976a），或者个人和他人间感情深厚而有亲密的“同一关系”时（Lerner，1975；1977）。
笔者虽然同意这些行为的法则几乎是普遍适用于任何文化的，然而笔者认为，它们仍然不足以解释我们在某些文化中观察到的令人疑惑的行为现象。由于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结构情境，也各有一组特殊的文化分类体系，它们会使个体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人际关系，世界各地的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在面对高度工业化、都市化、教育普及和快速资讯交流的情况下，这些差异虽然可能逐渐消失，但其速度仍然十分缓慢。
中国的“人情”概念，虽然可视为普遍性的“均等法则”之一例，但以之与其他文化比较，“人情”的含义却更为复杂，它与相互性的“报”之观念也有更为紧密的关系。它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换言之，“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
在其他集体主义的文化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行为模式。例如，日本文化中“恩”的概念也蕴涵着一种类似的相互性交易。当一个施恩者因为施恩于他人，而产生一种“恩”的关系后，接受者便有义务回报“恩”，以恢复两者关系之平衡（Benedict，1946；Lebra，1969，1976）。
为了解释人情及面子的社会机制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首先要讨论人情、关系及面子等概念在中国语言体系中的意义，以及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本文将回顾以往有关中国人心理及社会心理历程的实证研究，以作为佐证，作为支持此一理论模型的主要论据。最后，将讨论可能促使个人使用“人情”及“面子”机制的某些社会情境。
即使东亚某些地区仍然顽强地抗拒变迁，但这些观念无疑是在改变之中。由于都市化及西化的结果，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社区都逐渐由共同社会转变成为利益社会（Tonnies，1940）。社会结构的机械联结变得愈来愈有机化（Durkheim，1933）。这种社会变迁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生活于这些社会中的中国人之人格结构及社会行为。本文中的模式也将考虑中国人行为形态的这种改变。

第2节　权力游戏的社会机制

一、中国人权力游戏的社会机制
在分析人情和面子的权力游戏之前，我们必须先对权力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所谓权力，是社会交往过程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行为而表现出顺从的力量。有些社会心理学者认为，个人以权力影响他人的过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交易”的过程（Cook　and　Emerson，1978；Baldwin，1978）。
个人之所以会用权力来影响别人，主要是这样做可以让他获得对方所能支配的某种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样的，对方之所以愿意接受个人的影响，也是因为他预期这样做能带给他某种报酬，或帮助他避开他所嫌恶的某种惩罚。
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兹将请托者的行为和资源支配者的心理过程绘如图一的理论模式，用以说明中国人如何以人情和面子的社会机制影响他人。由于人情、面子、关系和“报”都是流传于中国民间的本土性概念，在图的下方，我们特地以与其对应的西方心理学术语来加以解释。
图一的理论架构将社会行为化约成为双人互动的形式，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其实，此一架构也可以用来解释三人以上的社会行为。更值得强调的是：此一理论架构将交往双方区分为资源支配者和请托者，亦是为了说明的方便。在实际的社会互动情境中，互动双方都可能掌握某些能够满足对方需求的社会资源，也都可能期望对方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自己的分配。因此，在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在某些时候扮演资源支配的角色，在其他时候又扮演请托者的角色。以下各节将对图一各阶段的心理过程做更为详尽的说明。

第3节　权力游戏的第一步

二、关系判断：支配者在权力游戏中的第一步
在某些情况下，诸如公平、均等或需求等法则均可能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交易法则（Deutsch，1975；Sampson，1975；Leventhal，1976a，1976b，1980），而且个人会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亲密程度不同的人交往（Lerner，1975，1977；GreenbergandCohen，1982），这些都是社会心理学中广为人所接受的普遍性原则。然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社群却较其他地区更强调这些原则。
传统中国人非常讲究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他们常常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费孝通，1948；Hsu，1953；Nakamura，1964）。如果有人向掌握有某种社会资源之支配权的他人要求：将他所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资源支配者首先会考虑的问题是，对方和自己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有多密切？
图一中，代表资源支配者之心理过程的方块里，以一个长方形代表不同的人际关系。长方形的对角线将其分成两部分，斜线部分代表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性成分，空白的部分代表其工具性成分。长方形中的一条实线和一条虚线将该长方形分隔成三部分，分别代表中国社会中个人可能拥有的三大类人际关系，即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这两条线的性质代表划分这三类人际关系之心理界线的可渗透性：虚线表示属于工具性关系的个人较容易改变成为混合性关系，实线的意思是混合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之间的相互转换比较困难。图一显示，上述三种人际关系都是由工具性成分和情感性成分所构成的，其间差异仅在于，不同关系中两种成分所占比例不同而已。以下将解释，中国社会中，这三种人际关系的性质及其相关的社会行为法则。
（一）情感性的关系
情感性的关系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满足个人在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像家庭、密友、朋侪团体朋侪团体：台湾社会术语，泛指同辈人之间形成的一些关系紧密的社会性团体。——编者等主要社会团体中的人际关系，都是情感性关系之例。当然，除了满足情感方面的需要之外，个人也可以用这种关系作为工具，来获取他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不过，在这类关系中，情感性的成分仍然大于工具性的成分。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可以说是对个人最重要的主要社会团体。典型的传统中国家庭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多重功能，能够满足个人各种不同的需要（Hsu，1967；Lang，1946；Levy，1955；Winch，1966）。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是把家庭成员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收支单位。这个收支单位的特色有三：（1）每个人的劳动所得皆归公库（妇女的私房钱除外）；（2）每个人的生活所需皆由公库支出；（3）家庭的财富由家中成员所共享（Shiga，1978）。换言之，在未分家之前，中国式家庭中主要的社会交易和资源分配法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依照此一法则，每一成员都应当为家庭尽力，家庭也应当供给他生活所需之资源。
子女幼小时，父母不仅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且有教导他们的责任。他们通常会训练儿童压抑下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并且要互相帮忙以增进家庭中的团结与和谐（ScofieldandSun，1960；Wolf，1964；Wolf，1970）。当父母年老不能工作时，子女亦有赡养父母的责任。
当然，家庭成员彼此以需求法则交往且分配资源，并非意指中国家庭中的成员很少发生人际冲突。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其人际困扰的主要原因乃是家庭内的人际冲突（例如：Chin，1948；Hwang，1978）。在本文的理论架构中，我将引起这类冲突的情境称为“亲情困境”。由于这种家庭内的困境不是本文所要处理的对象，故对这个问题不再多加讨论。
（二）工具性的关系
在图一的长方形中，和情感性关系相对者是工具性关系。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他所希冀的某些物质目标。更具体地说，个人和他人维持情感关系时，维持关系本身便是最终目的；可是，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因此，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短暂而不稳定的。譬如：店员和顾客、公共汽车司机和乘客、大医院中的护士和门诊病人，双方都以和对方交往作为达到自身目标的手段，双方交往时，彼此可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其间纵然带有情感成分，亦属十分有限。
像其他文化一样，中国人和属于工具性人际关系的其他人交往时所遵循的法则是讲究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这是一种普遍性而非个人化的法则，凡被个人划归为工具性关系的对象，个人都会一视同仁地以同样的原则与之交往。当个人以公平法则和他人交往时，双方都会根据一定的比较水准来衡量：自己可以从对方获得多少报酬？为了获得这些报酬，自己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报酬减去代价后的结果是否与对方获得的结果不相上下（Blau，1967；Homans，1961；Emerson，1976）？
由于工具性关系中的情感成分甚为微小，个人以公平法则和他人交往时，比较能依据客观的标准，做对自己较为有利的决策。如果他认为某项交易关系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他可能提出条件和对方讨价还价；对于对方不合理的要求，他可能严词拒绝；如果对方不接受自己的条件，他还可能终止这项交易，而不以为意（Adams，1976）。
有些实证性的研究显示，当中国人和陌生人交往时，往往倾向于斤斤计较而尽量做出理性的行为。Bond和Leung（1983）曾做过一项文化比较的实验，以96位女性作为受试者，其中48位是来自香港的中国人，另外48位是美国人。他们要求每位受试者与每一位陌生人（其实是位研究者）一起做加法的工作。受试者必须以其较不常用的手从一份本国文字的文稿及另一份外文稿件中抄写数据。最后，受试者发现他们所完成的工作是同伴的两倍或只有一半。然后，实验者要求受试者分配一笔款项给他自己及同伴作为酬劳。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