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草根政治日记-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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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攻势的首要任务是使我们引起社会的注意，因此，如果我们有任何活动，比如会议、演讲、聚会、甚至人事变动，都应当设法让媒体来报道，或者自己写了稿子，请媒体发表。当然，自己写稿时一定要采取中立客观报道的立场，不能有倾向性。事实上，媒体并非高不可攀，他们也在整天满世界找稿件，所以对于送上门的报道或者事件总是很欢迎的。
其次，要留心媒体上关于我们的报道，应当有一支“媒体观察（media response）组”，主要是关注媒体上对我们的攻击、报道错误或者丑闻等。美国媒体都讲究平衡报道，一般来说，他们都会乐意给双方同等的说话权利，因此，在遇到恶意攻击时，一定要坚决回击，澄清事实、阐明我们的立场。
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可以花钱在报纸上做广告。对很多亚洲语言报纸来说，可能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他们大都是小报，报道能力有限，生存也较艰难。
除了报纸外，克拉克还谈到广播台。加州人有多家用亚洲语言广播的电台，这在我们宾州是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克拉克说，应当争取被电台的谈话节目邀请，让大众听到你的声音。当然，这里面也有技巧：这类节目往往会有和听众的沟通，你要先安排好几个“托儿”打电话进来，提几个“托儿”问题，帮你进一步地阐明自己，也减少了敌人捣乱的机会。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
讲座结束后，我们回到餐厅吃中饭。正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坐的饭桌上来了两个记者，一个是《世界日报》的，另一个来自波士顿的当地中文报纸。我正要把刚听到的东西现炒现卖，她们倒先来采访我了，问题和昨天的大同小异：你从哪个州来？为什么来参加这个会议？等等。我也没什么可以发挥的空间，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她们的问题。
采访完后，大家就随便聊了起来，原来她们都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说起来籍贯和我也很近。我顺便发了几句关于昨天的音乐会的牢骚，《世界日报》的那位记者说：“昨天我在波士顿街头，看见一座旅馆前面挤满了女孩子，我想，肯定是哪个大歌星或者大影星住在那里。一问别人，才知道要来的是比尔·克林顿！这些女孩子都希望能得到他的一个签名！”
由于是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各地的民主党政客云集，于是APAP饭后的节目就是请一些亚裔政客来演讲，其中有第一位华裔联邦众议员吴振伟。大家的讲话重点都在鼓励亚裔参与政治上，因为选举即将来临，他们也急需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演讲完后是自由提问时间，我第一个举手，问了个我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我来自宾州费城地区，一直想在费城的中国人社区做些草根工作。我想很多中国人很关心台湾问题，那么他们可能会问我：克里和布什的台湾政策有什么区别？请问吴议员，我该怎么回答？”
吴振伟回答说：“这个细节我也不清楚，你可以去问克里阵营的工作人员，比如费城民主党部，或者上他的网站，应该能找到这方面的解释。”
会后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进行亚裔社区活动的讲座。不过，主讲者涉及的细节并不多，大部分是在讲述我们参与政治的必要性、为什么应当支持民主党。有一位韩裔主讲者说了个很有趣的细节：韩裔美国人的政治捐款积极性特别低，因为他们想不通，我投票给你，为什么你还要向我要钱？在韩国，都是政客付钱给选民投票给他，哪有倒过来的道理？
讲座都结束后，日程表上是进行“地区沟通”，即和来自本地区的人联络感情、商讨未来的计划。我是算在新泽西区的，因为来自宾州的就我一个。不过我从组织者那里要到了APAP费城地区负责人尼娜（Nina Ahmad）的电话号码，打算回费城后就和她联系，加入到热火朝天的亚裔社区草根政治中去。
亚裔社区活动（2）
晚上在城里有一场亚裔晚会，我们APAP的成员也都得到了一张免费的票。我们吃过晚饭后，便往城里进发。不过民主党全国大会已经开始了，城里封了好几条路，我们只好步行了十几个街区过去。我当然无所谓，那一对台湾双胞胎姐妹还穿着高跟鞋，可就不方便了，拉在后面。
我陪她们慢慢走，顺便聊起了昨天的音乐会，她们比我们的怨气还大：“我们排到门口，出示了身份证后，夜总会说，你们未满18岁，不准进入。我们只好早早地就回来了。”我说：“那其实是好事，总比我们被骗进去，坐在那里苦等了3个小时好吧。”
她们说：“可是我们都交了25美元啊！早告诉我们18岁以下不让进，我们也不会浪费这笔钱。”她们俩还在上高中，父母的管教好像比较严，一方面鼓励她们来参加这种活动，另一方面却在财政上控制得很紧。
我半开玩笑说：“你们毕业后，也别念书了，回国去演艺界发展算了。”她们听了一个不作声，另一个回答说：“对，大家都这么说。”看她们的神情，好像她们自己也挺向往的，只是父母不允许。
晚会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进行，门口大厅有个巨大的电视屏幕，正在全程报道民主党全国大会。我们来得比较早，晚会还没有开始进场，我们就站在大厅里，先后看到了阿尔·戈尔、吉米·卡特的演讲。
晚会的主办者是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亚太裔委员会主办的，每个来宾都发了一本印刷很精美的介绍材料，第一页是主办者的欢迎辞，随后四页分别是克里、爱德华兹、议会亚太裔会议主席本田（Mike Honda）、特里·麦可利给亚太裔支持者的信，第五页上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波士顿市长、吴振伟的四封信。接着是对民主党全国大会日程的介绍，把四位主讲者的照片都印了出来。
后一半才是晚会的内容，包括表演者和演讲者的名单，大部分我都不认识，只有一位主持人蔡明昊（Ming Tsai），看了眼熟。后来他出来前别人介绍他时，我才想起来，他是美国的明星厨师，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还曾被《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评为美国最性感的人之一。
不过大部分讲话都了无新意，基本上都是这几天听得耳朵起茧的内容。只有一个“广岛乐队”的表演还不错，这支乐队的成员黄、白、黑皆有，乐器也是日本大鼓和萨克斯风齐奏，中国古筝与西洋吉他共响，既有东方音乐的神韵，又有西方音乐的丰富，甚是好听。
博物馆的地方并不大，主讲台前只有一小块空地，不过我来得比较早，而且对这个又比较感兴趣，占了正中的位置，坐在地上听。他们正在演奏时，忽然一阵骚动，大家都纷纷往外走。原来电视里克林顿开始演讲了，我一想，他的演讲错过了下回还可以看录像，这么精彩的现场乐队表演错过了，下次可就不知道了，因此没有走。
克林顿讲完话后不久，特里·麦可利忽然站到我们这边来，发表演讲。我对他的精力很是佩服，民主党全国大会刚开完，就继续串场来了。当然又有一大群人围住他要合影签名不提。
麦可利走后，我对其他演讲也不感兴趣，就在博物馆里逛，顺便和人聊天社交。晚会开到1点多时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们几个人看看也没有什么值得听的，就自个打的回里吉斯学院了。
革命女性大会（1）
今天不再有APAP的训练，我们去市里参加革命女性大会。早上大家收拾完房间，把钥匙扔到楼下的盒子里，就告别了住了四晚的里吉斯学院。
我们一行共有五人：杨蕙、中国台湾的双胞胎姐妹、来自南卡的汤姆和我。我们坐校车、地铁来到市中心时，已是中午，下午的会要开到五六点，大家就先找了个饭店吃饭。在饭间，我们又聊起了政治。
这次的话题是工作外包（outsourcing）。很显然，我的自由党人立场马上陷入了她们的围攻。事实上，对丢失工作机会的炒作，是克里阵营至关重要的一招，反对工作外包也是民主党人的基本立场。我当然不能同意这违背自由市场规律的举动，我说：“你们不能光看到工作机会的丢失，你们也要看到丢失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机会。制造业被转移到海外去了，美国人才能轻装上阵，继续领先推动IT业。这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的，使得美国人及时告别旧的夕阳工业，总保持世界范围内的火车头地位。”
她们说：“可是，你不能光看经济的整体，你要为那些丢掉工作的人想一想。他们上了年纪，无法再学新的东西，旧的工作丢掉了，新的工作找不到，怎么办？”
我说：“IT业和其他国家正在纷纷涌入美国的金融业，能创造比制造业多得多的财富。一个中国制造的布娃娃值多少钱？一张微软的光盘值多少钱？华尔街的一小时服务费值多少钱？这些人赚的钱不会扔到水里去，必然是消费返回社会，那么社会就必然又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像饭店、车行。自由经济才能带来更多的繁荣，反对工作外包只会使美国公司在世界上失去竞争力，最后大家共同贫穷。”
她们反驳说：“我们并非要求完全阻止工作外包，只是主张应该恰当保护美国工人，把某些工作机会留给美国人自己。”
我几乎叫了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强留工作机会给那些不合格的人呢？难道一个中国打工妹，只因为生在中国，就不能和美国工人竞争吗？”
那一对双胞胎姐妹虽然小，说起道理来却也一套一套的：“可是政府有保护本国人的义务。”我常在自由党人的Email里看到对政府的批评，一听到“政府”两个字，想也不想就顺口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最大的问题。”
她们马上给我盖棺定论：“那你是共和党。”我辩解说我是自由党，又解释了半天自由党和共和党的区别。
吃完饭后，我们继续往会址走。就在女士们快要叫苦时，我向一个警察问路，他一指街对面：“看见那辆大巴士了吗？那就是开往革命女性大会的会址的。”我们谢过了他，坐上巴士，松了一口气。
这次大会共有4000多个参加者，大厅里早排起了长队。每个人都发一个包，包里除了这次大会的材料外，还有一本女性主义杂志、一小袋化妆品、一小筒巧克力、一件T恤。希拉里·克林顿、奥尔布赖特等人的压轴演讲在一楼，首先是在二楼各个会议室的讲座，共有11个：
* 做一个女性参议员的真正感受
* 做一个女性众议员的真正感受
* 州长观点：我们掌握着问题关键
* 女性与政治媒体
* 内部参考：民意调查、政治咨询和竞选管理
* 女性、工会和她们的政治影响
* 发出我们的声音：让女性投票
* 国会山的新面孔：竞选议员的女性
* 青年行动：年轻人如何参与政治
* 入门：如何开展当地政治
* 女性与公共政策：2004年热点问题
杨蕙对中美关系、国际政策很感兴趣，我就和她去听了“女性与公共政策：2004年热点问题”讲座。这个讲座共有四位主讲者：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朱迪·费德尔（Judy Feder）、美国健康保险组织的艾莲·古隆贝克（Ellen Golombek）、加州联邦众议员简·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