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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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茅盾通知刚刚从北平到上海的郑振铎，一起去找傅东华商量研究对策。商量结果，决定从第二卷第三期开始，连出四期专号，即出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对付国民党检查官的检查。茅盾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借用自己十多年前编《小说月报》出专号的办法，不过那时不是为了对付检查。商量以后，茅盾他们立即在《文学》二卷二期发一个广告：“今后的《文学》连出四大专号，预定概不加价。”
在这之前，为了更巧妙地与国民党检查官斗争，茅盾他们召开编委会，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名字，主编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则退入幕后。所以，当出专号的打算决定以后，茅盾和郑振铎曾专门去鲁迅那里汇报，鲁迅听了茅盾他们的打算，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但对四个专号以后《文学》能继续出下去，表示怀疑，认为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鲁迅末了补了这么一句。
不料，鲁迅的担心，在《文学》登出广告之后，在上海那些小报上出现了。这些小报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并说：《文学》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暂停刊，其原因即为补足订户。
茅盾、傅东华他们见到这个谣言，十分气愤，又立即在《文学》翻译专号上登个辟谣启事，指出这消息“全与事实不符。本刊自入二卷，亦已出版二期，内容是否与前完全不同，读者有目共睹，无待声辩。至于今后连出专号之用意，无非使读者注意集中，期可将目前文学建设所需商讨之种种问题逐个解决。且本刊提出的专号，系连续四期，并非三期。”“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则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苟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棉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与那些御用报刊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茅盾就是在这样夹缝环境中作斗争，作努力。
5月的一天，茅盾拿着新出版的《文学》翻译专号到鲁迅家里商量工作。
鲁迅告诉茅盾：《文学》出翻译专号，对作家的翻译热情倒是个刺激。鲁迅又感叹说：“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其实要真正翻译好一部名著，不比创作一部小说省力。”
茅盾深有同感，一听鲁迅这话，笑道：“这叫媒婆不如处女。”
过了一会儿，鲁迅点点头，对茅盾说：“我倒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要高、印刷也要好。”
茅盾一听，当即表示赞同，并说：“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说到这里，茅盾停一下，又问道：“如果这样，只登翻译小说么？”
鲁迅似乎胸有成竹，说：“不，不仅登小说，也登论文、杂感、回忆等。”
鲁迅看了一眼茅盾，又说：“对了，黎烈文不编《申报。自由谈》了，把他也拉进来，作为发起人如何？”茅盾点点头，知道黎烈文在层层压力下，刚刚向史量才送了辞职书，此时正想回湖南老家，正在踌躇未定中。没等茅盾开口，鲁迅又说：“发起人算你、我、烈文三个，过几天有空，我们三个人再碰个头。”
不久，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人在鲁迅家里正式商议《译文》事宜，杂志名称是黎烈文提出来，鲁迅茅盾肯定同意的。并商定由鲁迅作《译文》主编。先与生活书店联系。由于鲁迅对木刻和外国的绘画有偏爱，提出在未来这个杂志里，可以多翻印些外国的绘图和木刻。茅盾担心成本高，书店老板不愿意。
过几天，茅盾因为忙而未及时与生活书店联系，不料鲁迅催得紧，问办的进展情况如何。于是，茅盾把黄源推荐给鲁迅，并要黄源与生活书店徐伯听联系一下。
经黄源联系，生活书店表示愿意出版《译文》，并把生活书店“先试办三期，不给稿费和编辑费，若销路好，再订合同补算”的条件告诉鲁迅，不料鲁迅一口应承，并爽快地说：“就照他们的条件办，头上三期，我们三个发起人尽义务包办了。”
并赞扬生活书店“他们还算有魄力的，其他书店恐怕更不愿意出版了。”并由鲁迅提议《译文》编辑人用黄源的名字。
实际终审把关是鲁迅。
创刊号十分顺利，于1934年9月如期出版。茅盾积极支持、扶持《译文》，在《译文》这个园地里倾注了不少心血。他在《译文》杂志上，共发表小说13篇、译评12篇，后来把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出版。
然而，到1935年下半年，内部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使茅盾在内部的夹缝中作艰难的努力。这一年的8月底，邹韬奋回国，看到生活书店经理徐伯听身体不好，便让他休息，并让海盐人毕云程代理。毕云程代理经理后，对此之前徐伯听与《译文》杂志同意鲁迅建议出版一套译文丛书一事，不知情。
所以一听说到丛书事，表示不能接受，认为生活书店已在印行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现在又要印行译文丛书，是生活书店内部自相矛盾竞争，经济负担也不行。邹韬奋也认为毕云程有道理，便把这个意见告诉黄源，生活书店不同意出版译文丛书。对鲁迅绝对尊重的黄源，见译文丛书不能在生活书店出，只好去找老友吴朗西、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表示同意。不料，生活书店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认为黄源在背后调花枪，并认为要去其他出版社出，必须生活书店同意才行。当时，鲁迅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
9月17日，生活书店在新亚公司宴请茅盾、鲁迅、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毕云程。黄源没有被邀请。所以，宴会刚开始。
毕云程客气一番后就说到正事上，说：“《译文》仍请鲁迅编辑，而不是黄源”。
乍一听，似乎是看重鲁迅，但实际上是要撤换黄源。无视发起人的意见，性格刚烈的鲁迅一听这话，十分生气，筷子一放，板起脸，说：“这是吃讲茶的办法！”站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席而去。一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才好，不欢而散。
第二天，鲁迅又约了黎烈文、茅盾、黄源去他家，当面把已与生活书店签的合同撕了，表示如果生活书店要出《译文》，必须与黄源签。并要茅盾去通知生活书店。于是茅盾又夹在中间去奔波了。后来，郑振铎也为此事的奔波，都没有成功，《译文》终于在无法弥合中停刊了。
文坛上的风风雨雨，给茅盾带来困惑。他一方面要和国民党的压迫作斗争，用各种办法表明自己的主张、观点；另一方面在目标都是为了同一战斗的前提下，又要调解左翼文坛内部的关系，同心协力地工作。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茅盾仍奋力创作，写出了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作品和文章。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茅盾用“风、兰、莆、曼、惠、江、丙、明”
等新笔名，在《文学》第二卷上写了书评、作家论等大量评论文章，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参加“小品文论战”、“大众语论战”“伟大作品产生问题的讨论”、“文学遗产问题”、“翻译讨论”等文坛热点的论争。在这中间。茅盾写的作家论《庐隐论》、《冰心论》、《落华生论》等三篇可谓空谷足音，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庐隐论》和他早些时写的《徐志摩论》一样，开庐隐研究先河，也“有点总结庐隐一生创作的意味。”茅盾在这一篇作家论中，充分肯定庐隐是五四时代就注意到文学的社会意义的第一个女作家。因此，字里行间，对庐隐坎坷一生和辉煌成就，作了深刻分析和充分肯定，认为庐隐“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
“在‘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在庐隐的《海滨故人》集前7篇小说里，她”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庐隐的第二个短篇集《曼丽》，是她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茅盾肯定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同时，对庐隐的小品文，茅盾也作了充分肯定。在对庐隐作全方位的考察和评论以后，使庐隐这位早慧又早逝的五四女作家，得到了应有的公正的评价。
在写完《庐隐论》之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冰心论》，对这位唱着人世的欢娱，“信奉爱的哲学的女作家，作一番考察，认为冰心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一类是描写人们生活中的痛苦和快乐的；另一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类作品”在人间不露光芒“，”更没有人注意“。像茅盾这样全面评价冰心作品的文章，当时还不多，因此，茅盾这篇《冰心论》成为当时文坛引人注目的一篇文章。接着，茅盾又写了《落华生论》。
在撰写大量评论、小说时，茅盾又应邀在1934年至35年，为良友画书公司选编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共选了29位作家的58篇小说，为新文学的第一个10年留下了丰厚的史料。
茅盾编完《新文学大系》之后，又准备迁居。新居在信义村四号。由于新居离鲁迅家较远，所以在迁居前一天晚上，专门到鲁迅家里告别。
到了鲁迅家里，茅盾发现鲁迅这天心情忧郁，话不多，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茅盾和鲁迅说了几句后，便起身告辞。这时，鲁迅也站起来，一语不发，拉着茅盾重新坐下，然后压低嗓音说：
“秋白被捕了！”
茅盾一听，怔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消息可靠吗？”茅盾看着脸色憔悴的鲁迅，半晌，才问道。
“他化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要我设法找铺保营救。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说。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焦急地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上海党组织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找这样一爿店，又要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说到这里，鲁迅停了停，望了望窗外，接着对茅盾说：“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一个铺子。”
茅盾沉吟了一会，说：“就怕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是要靠党方面来想办法。”
不久，秋白被叛徒出卖，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茅盾和鲁迅在万分悲痛中，编辑亡友遗作《海上述林》，以纪念这位革命同志和文学朋友。
1935年，在夹缝中，茅盾经过努力，成绩斐然，除了一些评论文章外，还写了《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夏夜一点钟》、《拟浪花》《搬的喜剧》等短篇小说，还动手写了《少年印刷工》等中篇小说。
然而，此时还处在夹缝中的他，依然在努力着。
第十六章抗战前的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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