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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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雷在1933年出版小说《主与奴》后名声大噪，他在小说中极其详细地描写了东北部一家甘蔗种植园方方面面的生活，而生活的每一面似乎都回归到性。（10）虽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性关系在新教徒遍布的北美大都被认为肮脏下流、残忍粗野、无法维系、伤风败俗，但在信奉天主教的巴西，殖民主义的人口审查对欧洲人极其不利，种族通婚既是必要的，在道德上也是允许的。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特别是在国家领导阶层正探索巴西特色发展模式的时刻，在试图将巴西这一令人感到羞愧的种族多样化的事实转变成一个有利条件的时刻。正如彼得·罗伯所写：“这个想法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弗雷雷描述了一个已经消失了的热带田园般的甘蔗种植园，让人回想起纵情生活的细节。最令人心驰神往的是巴西能够摆脱纵情享乐、荒淫无度的过去，建立起一个各民族蓬勃发展、没有种族歧视的新社会。”（11）
近年来，弗雷雷的作品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有关奴隶制度下经济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详细研究都证明那是一个更加严酷和暴力的社会，理所当然，认为巴西毫不费劲地就能实现一个没有歧视的多种族的民主国家的想法看起来就更可笑了。然而，不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的论点有没有真实性，弗雷雷对巴西文化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重新修订著作的论点并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发表。20世纪40年代，他提出了“足球艺术”这一新说法，并以比较阿波罗神和酒神性格特点的不同来对比巴西足球和欧洲足球之间的差异，巴西代表的当然是后者。
弗雷雷的观点并非无中生有，因为二十多年来，出现了小部分关于非裔巴西人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资料，另外，圣保罗现代主义者自1922年以来一直在探寻多元化的巴西文化。1939年，马里奥·安德拉德观看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一场比赛后，写下了一篇有名的《纪事》。他在与乌拉圭好友的一次谈话中，详细讨论了巴西足球自相残杀的特点，但这并不是对民族主义的强烈批判。巴西输掉了比赛，因为他们只想着胜利，然而，阿根廷也想赢，但他们朝着这个目标行进。至少，马里奥看起来还是很享受这场盛大的赛事：“太精彩了！足球比赛是一场多么奇妙的舞蹈啊！就像蜂鸟在跳芭蕾舞一样！”（12）
在视觉艺术领域，画家在描绘巴西的日常风景时，也越来越多地将足球作为画面的一部分。坎迪多·波尔蒂纳里也许是以描绘那个时代圣保罗咖啡种植园的生活画面而闻名，但他在1935年也创作了一幅非凡的画作《足球》。他在这幅画中描绘了东北部塞拉诺炎热、荒凉、几乎超现实的环境，整个画面呈褐色。在山羊、岩石和干枯的树桩中间，一群身着各种颜色衣服的男孩，奇妙地漂浮在一个正在运转中的足球的周围，离他们很远的地方有一片墓地和花园。到20世纪40年代时，足球一直出现在带有嬉戏场面的风景画中，不论是农村的风景画还是城市的。在卡瑞贝和贾尼拉·达·莫塔·席尔瓦的作品中，足球被描绘成了一项更加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运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雷雷的观点也被用来解释巴西音乐文化和卡波耶拉舞蹈文化。“劲戈”作为卡波耶拉基本的臀部摆动动作，与足球运动员和桑巴舞者的闪躲、假动作相似。这可以说是非裔巴西人的文化传承，但也是在残酷的奴隶制度下想要生存下来必须具备的文化和物质资本——随机应变、巧舌如簧、思维敏捷、抓得住机会，这些技能也是“野孩子”式的人物所具备的特质。1938年世界杯足球明星多明戈斯·达·古伊亚在四十年后回忆起年少岁月时曾用弗雷雷的话说：
“我哥哥曾告诉我：“野孩子”就是总能大难不死的猫……我过去真的很擅长跳舞，这对我在足球场上的发挥帮助很多。我有很多闪避动作，你知道，我自创了快速运球的动作，那是出自“谬地诺舞曲”——诸多桑巴舞中的一个小分类。”（13）
多明戈斯的话在解释弗雷雷的影响方面表明了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弗雷雷的作品被马里奥·费劳吸收和采用，费劳出身于一个世代从事出版业的家族，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后期巴西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记者。正是费劳使这些观念真正普及起来，创造出一种语言，让知识分子、公众和足球运动员都能共同了解巴西足球。在1947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黑人与巴西足球》中，他认为巴西足球的独特性在于混血人种的特质，并在一系列论文中对此进一步证实、挖掘甚至神化。费劳身材高大，总是顶着一头红发，穿着亚麻西装，叼着雪茄。他不只是记者，也是编辑、交际家、经理人和企业家，还为足球迷和狂欢节组织各种比赛。他设定了一个知识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巴西足球被谈论了三十年。此外，他聘用巴西最好的作家，出版他们关于足球的著作，这些作家包括他的哥哥、剧作家尼尔森·罗德里格斯和小说家若泽·林斯·多·雷戈。
众所周知，若泽·林斯与小说家瑞秋·德·凯罗斯、诗人豪尔赫·厉马是同一类型的作家，都出生在巴西东北地区，以描写该地区极度贫困和艰苦的生活为主题。在他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小说和报刊文章里，看不出他对足球有一点兴趣，但当他在30年代移居里约后，一切都改变了。他迷上了足球，加入了弗拉门戈，成了该俱乐部的一位管理者。1941年他发表的小说《水就是母亲》以里约热内卢市外的盐场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多种族的家族故事，带有鬼怪色彩，主人公是一位出身工人阶级的足球明星，讲述了他不可避免的没落。若泽·林斯受马里奥·费劳之邀，为《体育周刊》撰写纪事专栏，在那里他首次用到形容词“弗拉门戈特色的”（Flamengista）。他也吸收了弗雷雷的思想，将之融入对足球和其他事物的描写中。正是因为这些人将弗雷雷对巴西多元化种族田园诗般的描写与足球、音乐和舞蹈联系在一起，才形成了对巴西民族特性和巴西足球临场发挥、出奇制胜、极具艺术观赏性的普遍看法。回顾1932年，由多种族组成的球队在乌拉圭取得了里约布兰科杯赛事的胜利，像巴西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若泽·林斯开始以弗雷雷的眼光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在1942年时写道：
“在蒙得维的亚取得胜利的年轻人就是社会民主的真实写照，身世显赫的保利尼奥、黑人莱昂尼达斯、黑白混血儿奥斯卡里诺、白人马丁斯，不同种族的他们团结在了一起，以自然流露的惺惺相惜之情发挥了巴西人特质中有利的一面。阅读这本有关足球的书，我相信，混血儿的优良基因、多种族血液凝结成的力量和智慧，将赋予巴西土地上的年轻人独特的创造力。终有一天，这种独创力将震惊世界。”（14）
Ⅴ
巴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到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阵营中，这让瓦加斯自己所实行的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看起来特别荒谬可笑，他再也无法继续当权。1945年10月，瓦加斯下台，但他又让自己选入了参议院，并通过在位时建立起来的巴西劳工党重组权力网。他对巴西领导阶层仍旧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并让上将欧里科·杜特拉在1945年的总统选举中成功上位。在杜特拉担任总统初期，巴西被选定为1950年世界杯的主办国。为举行这次赛事所做的规划和筹备工作广泛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杜特拉继续推行前任政权的足球政治，将一大片土地划给了弗拉门戈。瓦加斯随后为他们提供免息贷款，让他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住宅区。然而，随着巴西政治越来越民主化，这种上层领导的徇私和慷慨很快遭到其他人的反对。
正如加入二战意味着瓦加斯必须下台，民主选举必须举行，与苏联结盟同样意味着不可能再限制巴西共产党的发展。巴西共产党在1945年实现合法化，迎来了短暂的繁荣，这得益于苏联在二战中所持的态度，并希望实现更加激进的社会政策。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格拉西里亚诺·拉莫斯和奥斯卡·尼迈耶，还有工人全都涌入共产党。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路易斯·普列斯特斯的带领下，该政党不仅注重工业组织，对大众文化也非常有兴趣。巴西共产党（PCB）不仅支持桑巴舞学校，也从桑巴舞学校吸收成员，举行各种各样的狂欢节比赛项目，得到了很多音乐家和艺术家的支持。同样地，他们也关注足球，并借鉴瓦加斯的做法，在巴西大型体育场举行集会。普列斯特斯从监狱释放出来后的第一个重大动作就是在瓦斯科的圣热拿利奥体育场对众多观众举行演讲。那年年尾，在帕卡恩布体育场为圣保罗共产主义工会举行了一场资金筹集活动。那晚开始时，工会组成的两支球队举行了一场比赛，由此拉开活动序幕，接着，科林蒂安和帕尔梅拉斯又进行了一场表演赛。将球赛和左翼政党的活动结合起来，这种合作在巴西还是很少见的，但是，它没有时间发展。由于二战之后接踵而至的冷战，以及对共产党人极度地不信任，杜特拉在1947年，不顾在一次授权选举中有14名共产党人被选入参议院的事实再次将共产党取缔。
在巴西足球圈内出现了一片不大不小但至关重要的政治呼声，因为杜特拉领导下的世界杯筹备工作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引发了对巴西经济发展的一场辩论。尽管在瓦加斯时代，巴西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巴西长期以来都缺乏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致力于推动足球发展者的代表，马里奥·费劳呼吁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足球体育场，呼吁在里约新建一个体育场，为世界杯参赛者提供尽情施展的舞台，其规模与风格要能体现这个国家高超的足球水平和城市现代化。他说道：“这个体育场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送给下一代人的礼物，展现了巴西的人力财富。这个体育场也将会是我们所有巴西人献出的一份大礼。”批评家认为有限的资本应该用于修建医院和学校，但是里约足协主席瓦加斯·内图在《体育周刊》上回应道：“我并不反对你们的请求！我支持你们的想法，但也希望你们能够支持体育场的建设，医院的修建工作也许并没有那么迫切。”（15）
市政府针对是否应该修建体育场举行了投票。显然，这片曾经拥有顶尖水平的英国德比俱乐部的土地很愿意修建一座深受欢迎的运动殿堂。在市政府的指示下，建筑师加尔瓦、阿泽维多、巴斯托斯、卡内罗、费尔德曼、拉莫斯和巴尔德塔罗被委以重任，开始了修建工作。世界杯开赛在即，体育场才勉强完工，但确实极其宏伟壮观。巴西建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优雅的现代化体育场马拉卡纳，其外观状似一个用白色混凝土修筑的巨大双层椭圆，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