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梦难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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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会见只有两小时，我不可能得到更多东西。对迟尚斌的能力，我依然不能说得清。我突然这样想，中国足协的大员们是不是说得清楚呢？依据几年来国家队选帅的习惯做法，我对他们没有把握。如今通过几年的职业联赛来看，中国足协决策层对中国足球的认识还处在盲目自大的阶段，他们中间还没有谁看到中国教练整体水平低下的致命伤；或许他们也看到了，但他们更主要的不是对中国足球的发展负责，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政治上坚持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那是一些把体育当做政治桥梁的人，不能指望他们和王健林一样公开发表言论。中国对伊朗比赛之后王健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足球之夜”中，他说中国教练整体水平太低，我们应该加大引进高水平外籍教练的力度。王健林在他的会客室里说：“还讲了许多，让电视台删去了，你看到的只是不那么激烈的一部分。”这一点都不奇怪，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我觉得最能表达自己观点的东西都被删掉，只留下洪峰说头疼听不懂一类最简单最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
迟尚斌在我的这本书里很重要，但他一直若隐若现。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翻查了许多足球强国国家队主教练的资料，还看到了一些没有担当过国家队教练但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教练名单。这次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A组的几个西亚外籍教练同样让我感兴趣，卡塔尔的邦弗雷雷，沙特的文加达，科威特的马查拉，这三个人有两个已经丢了帅印，剩下的一个也是朝不保夕。西亚人没有自己信得过的教练，就花钱请外人。
西亚人财大气粗请了辞辞了请乐此不疲，而中国人缺钱就拿土产货穷对付，但两种方式都没有使足球产生什么质的飞跃。如果用西亚的乱哄哄做根据，许多中国足球人便会说我们的做法更好，而且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但西亚人可说的话比中国多，他们在外国教练的帮助下得过亚洲冠军还打进过世界杯决赛的十六强。韩国人也有请俄国人执教的经历，他们的想法似乎值得中国人效仿：韩国人这样计算，当外籍教头不能继续把足球新思维带给球队时，输赢都要辞。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他们看轻成绩着重本质，我们也完全可以这么干。西亚人走了极端，他们自视有钱能让鬼推磨而忘掉了自身的懒惰，我们看卡塔尔、科威特球员
12 1997年10月3日大连金州
出发前天阴下来。我们有点冷。这一回林建法和我一同去看球，还有我的妻子。为了防备到了球场买不到票，林建法从朋友那里弄到了两张。建法对足球的了解无法和他对中国作家的了解相比，有关足球的东西他的知识相当于零。但建法希望自己也成为球迷，“我可以从此参加你们的闹谈。”他说。
汽车快到金州时天上有下雨的苗头。司机是个球迷，他问：“你估计这场球会怎么样？”我说：“下了雨中国队可能会赢。”司机说：“这场球输了就算完了。”
这一天体育场外面没有打伊朗那天热闹，但也看不出很沉网。我们的球票是三个看台的，必须想法子弄到一起。本来副主任满口答应到了体育场会把我们安排到同一看台上，但依我对这个人的感觉，我认为他不会做什么的。果然，我们无法找到这个人。我是看过球的行家，就告诉他们不要着急。后来我们卖掉了一张5看台的球票，小暑和建法不懂行情，八十元就把三百元一张的球票出手了。他们不知道5看台紧挨着主席台，是一张非常枪手的上等票。然后花了一百元买了两张16看台的球票，应该说前边赔后边赚，大体收支平衡。两个球市外行很高兴，他们说：“花二十元买两张球票，比看一场电影还便宜。”我觉得本可以不花钱甚至可以赚回两三听可乐，但也赞同他们的说法，我看重入场前就有这种欢快。
我们入场时间很早，可以在看台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我从椅子中间拾了七八面小红旗分给他们，然后又有了遮阳帽。这时候天愈加沉下面孔，我说：“下雨吧！下大点！”小暑从她家里给我带了一条衬裤，我在火车站候车室就换上了。小暑说到别处去换吧。
我说到哪儿换都会有人，我又不是光屁股耍流氓。这条裤子使我暖和多了，于是我更希望下雨，让那伙子沙特人尝尝天时地利的滋味。这时候前排来了一对年轻男女，那女的从怀里拽出一条白布，那男的抓住一角，两个人一拉白布展开，上面印着红宇：“郑州球迷”。其实整个看台上就他们两个，但让他们一摆手，仿佛我们都成了郑州球迷。大连球迷是我所看到的最可爱的一群人，他们不在乎这个，反倒帮着两个人展示横幅。我把两面小国旗给了他们，女的直说谢谢，男的很憨摩的一笑。接下去两个人不停地摆手，大约是想进入某架摄像机的镜头。
国家队出场热身的时候大连球迷开始呼喊徐弘的名字。我用望远镜寻找首发阵容，我看见了徐弘和谢峰，就马上回头告诉正在喊徐弘的几个球迷。“真的吗？”他们问。我说肯定是的，先发阵容10个人单独热身，排着队呢。
前两场比赛范志毅重压之下有些失常，如果说禁区里犯规给伊朗进了点球可以原谅，在多哈让人家人球分过就说不过去了。后防核心这种状态的确麻烦，相比之下只有徐弘堪当重任，虽然徐弘笨重些，但大局观和场上的预见能力都比范志毅强，他更有条件当指挥官，范志毅冲锋陷阵堵枪眼更合适。论凶狠霸道硬碰硬死拼，范志毅胜过徐弘，两个人同时上场称得上刚柔相济了。谢峰首发我并不看好，这个球员的体能状况中般，如果能下半时登场，收到的效果肯定更大。
可惜的是一贯看重体能的戚务生这一次选入了太多的半场球员，首发谢峰也是无奈之举，有一赌输赢的心思了。
主场气氛和打伊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呼喊声鼓乐声震得耳朵快要聋了。沙特大亨披着白袍子走进球场马上就受到了嘲哄，他到了中圈就马上转身回走，欢送他的是更大的嘘声。两个郑州球迷看见摄像师对着16看台，马上又举起横幅摆手，大连球迷善意地笑起来。我说：“开打了可别举，影响看球。”但这两个人在比赛中间也老举。林建法已经进入角色，被郑州人老举弄很恼火，就用手中的小旗敲那条白布，叫道：“不像话！别人没法看球了！”
沙特人明显不适应中国东北这种寒冷的雨天，雨还越下越大。沙特人的传统配合有些发涩，动作也没有往常的潇洒。中国球员在这种天气里比沙特人要适应，奔跑和拼抢都显得自如些。但从场上看，中国队放得并不很开，攻势虽然不差，但真正有威胁的射门并不多见，总体上还是势均力敌。下半场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中国队更凶猛了一些，但沙特人依旧有板有眼。中国球迷有些急，觉得中国队在进攻上办法太少，一到禁区一带的射程就没有了有效的攻击。这样子下去顶多打个平手，而中国队平也平不起了。
李明那个角球发起来的时候我的神经就绷紧了，张恩华朝上一跳我也跳起来，我高举双手跳起来，这时候皮球进了。全场顿时开了锅一样沸腾，人们只是嗷嗷嗷叫，什么有意义的词也不喊只是嗷嗷嗷叫。我跟妻子说：“你看表，我叫，看我一口气能叫多长时间。”
我就开始叫：“嗷——”直到一点气儿都提不上才打任。我把周围的几个球迷都叫住了，我叫得时间非常久，大约要比南美的足球评论员叫得还要久些，但这时候小暑看球场，根本忘了记时的事，我也马上忘了，开始看球场。有人受伤了。徐弘突然朝看台举起双手一下一下摆手，小暑问：“他在干什么？”我说：“这场球赢定了！徐弘是让球迷助威鼓劲呢。”看台上马上响应徐弘一声一声呼喊起来，很有点像广场晚会的样子。看中国队踢了这么多年臭球，头一回看见中国球员在场上如此放松。虽然徐弘也紧张，但他懂得想法子让队友放松，这才够得上后防核心，也够得上全体的核心。徐弘还有两次插上进攻，几乎前插到了禁区里边了。这也是一种姿态，也是要传递出胜利的决心给队友，因此说徐弘的上场在对沙特的比赛里十分关键，他不仅安顿了防守，还助长了进攻，更主要的，他不停地把信心和决心传达给队友。赛后张恩华的一番话最能说明我的判断：“刚开赛我就扭了，疼得我眼前发黑。往常早就请求换人了，可一想到大伙早说好的，怎么也得挺住。我一拐一拐朝前跑，回头一看徐弘在那咧着嘴笑我呢。这简直就跟在大连队打联赛一样啦。”我一直为徐弘这两年的退步惋惜，一直为他不能成为比贾秀全更有用的自由人生气，但这场球让我对徐弘重树信心。一场比赛，心理和精神往往比技术水平更有决定性，徐弘能对着张恩华的瘸腿咧嘴笑开，对张恩华的作用超过了止痛药，张恩华就在打联赛的联想下坚持了九十分钟而且攻人了神奇的一球。在这种比赛中能笑出来的球员真的不多，在中国球员中尤其不多，徐弘的笑肯定不是发自内心，更多的是出于策略，他肯定比张恩华更焦急，但徐弘了解自己的队友，他的笑果然安定了张恩华也安定了中国的后防。
比赛结束了，人们都不肯离开看台，大家一遍一遍跟着广播唱夸奖祖国的歌曲，一遍一遍乱叫嗷嗷嗷。这时候天上的雨也适时而住，空气中有一闪一闪的水星。几万球迷都站在看台上唱完了喊喊过了再唱。有一个瞬间，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看着空旷的场地又看着灯光下边的看台，一切都像影片中的放慢镜头缓缓掠过。一种不能诉说的悲伤一下子冲进心里，我几乎就要大声哭了。我使劲忍伎，然后拉起小暑，和建法一同离开看台。此后我就很少说话，一直到车进大连，心情才放松起来。后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难过，就如同受了伤害受了委屈似的，但没有很满意的答案。我想一定有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感受，他也肯定说不十分清楚。
不管怎样，赢球总比输球好，我们尤其需要赢球。
13 自我迷失的历史
苏永舜以后，中国足球进入自我迷失的时期。但由于那个时期的亚洲足坛还没有很明显的进步，因而中国足球还不能看见落后的迹象。几支亚洲强队在世界杯赛中的糟糕表演一方面让亚洲足球蒙羞，但也让中国足球人很不服气，他们甚至认为中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不会像科威特和新西兰那样丢人。东亚足球当时和中国队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球队只有朝鲜和韩国，我们和朝鲜是友邦，因此把韩国一直称南朝鲜。朝鲜队败在了苏永舜脚下，而日本队当时还只是小菜一碟。接踵而来的1985年是中国足球滑坡的转折点，曾雪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5月19日成了中国足球最灰暗的日子。那一天我也坐在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比赛结束之后的沉寂无声许多年来一直是我回忆的死角，我只能记得灯光下千万条银亮的雨线直挂而下。后来发生的球迷骚乱我没有印象，比赛之后我很麻木地挤出人群，一个人沿着空旷的街道慢慢地走，回到宾馆大约已经是凌晨。我甚至还不能记起当时住在哪一家宾馆，更大的可能是一家招待所，还可能是一家地下招待所，是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地下招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