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梦难圆-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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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园主场出战建业，主裁是97年口碑很好的朱六一，但比赛之后朱六一还是被处罚，朱六一想讨说法，得到的回答是“不要问了”。
如果说徐根宝要“谢人”，最需要谢的肯定是足协的哪个官员。
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足协自己没能保证内部的纯洁，他们在关键时刻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了比赛，指定“靠得住”的裁判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一旦出了大问题，让裁判受过，日后找机会再补救，这个裁判的日子肯定会更加好过。
人们对王学智有看法，认为他是“主场裁判”，足协就有一万个理由不指派他执法国安和万达的比赛，比赛中王学智的确有偏护国安的嫌疑。虽然这是一场很普通的联赛，但由于有了“终结万达不败神话”的鼓噪，也就格外引人注目。派王学智执法，首先就让人怀疑这个“终结”有人为的成分，因此给本来非常精彩的比赛抹了黑。
王燕春一直和申花队之间存在相当的不信任，他应该是申花最不欢迎的人，但指派他主裁上海和万达的比赛很显然让人怀疑这种选择的纯洁性。上海舆论虽然相当克制，但还是指出了王燕春对万达的照顾。比赛的实际情况其实比上海舆论所指责的还要严重，王燕春几乎到了闭着眼睛判罚的地步，他险些在'97赛季最后一轮造成比赛中途流产。甚至可以这样讲，万达在这场比赛中也是受害者，他们不想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赢球，追平之后很明显地表现出厌战情绪。人们有理由怀疑指派王燕春就是想阻止申花取胜。这和帮助国安取胜形成鲜明对照，谁都要问到底是裁判出了问题还是中国足协有关人士出了问题。
2
对裁判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与比赛的进程相关，比赛越临季末，对裁判的批判也就越厉害。这是很明白的原因，往往在这个阶段一场比赛就能决定一支甚至几支球队的命运。
足协的官员就曾说过，指责裁判的都是输球一方。这种说法有些市井无赖式，正因为裁判导演了一场比赛，才会出现不合理的胜负。赢球一边除了对裁判歌功颂德，我想不出它有什么理由也去指责裁判。大连对上海'97赛末的最后一场肯定是个例外，双方都不需要黑哨，都想打一场平等境况下的好球，但让王燕春给搅和了。
在'95赛季，全兴队主场胜率非常高，我能看到的所有场次全兴在主场都或多或少得到了裁判的帮助。客队几乎都要指责裁判不公，而全兴球迷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足坛奇迹：他们不止一次掀起保卫裁判赞美裁判的浪潮。这使怀疑裁判的公正性得到了反证：只有对裁判感恩戴德才会这么干，要知道裁判从来都是球迷和舆论的射击靶子。那一年的川吉之战引起了全国的震惊，戴宇光的不公正判罚导致了延边队采取消极踢法，最后弄得全兴球员也难堪起来，能进的球也不进了。
'96赛季鲁川之战发生了最明显的不公正判罚，这一回吃亏的是全兴。全兴队上上下下都愤怒，余东风还冲进场地和裁判理论，队员们也气得围追裁判，而且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四川球迷这一回不保护不赞美，喊起了“惩罚”和“打倒”的口号，四川新闻界也连篇累牍就裁判问题开展讨论，但局限于讨论于敬仁和两个助理裁判。
我反复观看这场比赛的几个有争议瞬间，觉得于敬仁的最大问题不是良心出了毛病，他主要的失职是丧失了主裁判的决断力。他在执法过程中太害怕承担责任，更愿意顺水推舟。我甚至也想到了于敬仁也不干净，但他肯定有些矛盾，也很想尽可能公平地对待这场比赛，但他又害怕人们指责自己不公，因此努力要做到兼听则明。全兴的两次反越位称得上是经典之作，非常容易看清的事情于敬仁也不致于视而不见，但他宁愿按巡边员的旗示判罚。于敬仁在关键时刻放弃了主裁判的权力，因此他严重失职，对于那个助理裁判，他的位置无论怎样糊涂也不致于误判，他的举旗无论有无受贿证据我们都可以断定他有问题。因此我完全可以认定这场球是在不公平的裁判导演下分出胜负的。当事者无论如何都应该受到处罚，更重要的，应该借此机会进行法律方面的调查。录像慢放告诉所有人，助理裁判不存在失误的条件，他所处的位置正好，全兴球员反插时，泰山队防守球员还在他面前至少五六米的地方。但中国足协放弃了进行整顿的最好时机，我当然有理由说足协自己问心有愧。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两场不同结果的比赛，除了裁判人格出了问题之外，我以为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主场球队的体育品德出了问题。应该说这相当于先有蛋和先有鸡的复杂领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哪种因素起主要作用。我倾向于认定裁判的道德水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俱乐部和球队的职业道德水准出了问题：首先是他们想使用不正当手段达到取胜的目的，我甚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判定行贿在先而索贿在后，我根本不相信哪个裁判有胆子索贿。俱乐部和球队缺乏胜利的实力，便通过买下裁判制造不公平竞争的环境。裁判从中获得金钱，便吹偏哨歪哨黑哨。然后每个俱乐部都这么干，然后裁判受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致于发展到“吃了主队吃客队”，如同贪赃在法的法官那样“吃了原告吃被告”，成了主宰各队生死的行刑刽子手。
到了'97赛季，输家赢家都要行贿，都想从中得到利益。比如客队行贿只想让主裁判手下留情，主队行贿是求裁判帮自己获胜。如果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公平执法，客队满意主队生气，但无论生气的还是满意的，下一回还照样行贿。俗话说“引狼入室”，还有“请君入瓮”“自作自受”“养虎为患”，正说出了球队和执法者之间的关系。球队用自己的钱培育出了一群黑哨，到头来保不准自己也被黑上一回。如果真有哪个裁判敢不收黑钱，这个人肯定会被排挤出裁判圈子。黑哨们可不想让自己身边有一个清白者，清白者就意味着对黑哨的危险。
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在中国裁判问题上是一种相互支撑的恶性循环。如果每一支俱乐部队都不想使用不正当手段获利，没有行贿者，裁判的黑哨也就吹不响，一旦有人敢吹了，舆论群起而攻之，不信他能保住饭碗。
3
新闻界的地方主义也帮了黑哨一把，并不是说新闻界没有批判，但大都是为所在地区的俱乐部和球队呼吁。比如川吉之战以后川方舆论批评的矛头指向延边队消极比赛，回过头来鲁川之战就声讨于敬仁。批评和舆论本身就失去了客观性和公正性，裁判吹黑哨当然用不着担心。辽宁队打佛山遭了裁判暗算，把《球报》气得失去了理智，竟然说辽宁队干脆塞红包，花两万元买个胜利。天知道辽宁队塞没塞过红包？《足球》'95'96赛季给裁判打分，貌似公正，但谁都可以统计出凡是广东球队获胜的场次，裁判得分都挺高，而凡广东球队失利场次，裁判满身毛病，得分就低。
地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新闻舆论的力量。它们不能按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同一类赛事，你为自己的地方球队说话，我也为自己的地方球队说话，你说裁判黑哨，我就说裁判万岁，自家忘掉了新闻舆论的职业准则，成了地方利益的保护者，于是黑哨们大可以隔岸观火，谁骂我狠了，下回我要整死你。真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
一旦新闻界能丢掉狭隘的地方主义，黑哨的日子就很难过得舒畅。多年来新闻界只干了一件漂亮事，他们这一次共同批判揭露戴宇光，最后中国足协也不得不让戴宇光歇业。这是新闻界唯一的一次胜利，但它至少告诉人们新闻界一旦能丢掉地方主义利益团结一致，就可以有效地起到舆论监督和导向的作用，他们甚至可以迫使中国足协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遗憾的是大多数专业体育报纸都是由地方政府出资经办，在人事上也要由地方政府指派，替自己的俱乐部和球队说话成为责任和义务。而且由于和地方俱乐部、球队、球员经常打交道，还有了一定的私人交情，一旦遇着什么事情，无意有意都要替自己这一边多说好话，有时候甚至制造点新闻鼓吹自己的地方俱乐部和教练球员。
裁判敢和新闻界作对，中国足协敢动不动教训办报人，说穿了就是他们早就把握了新闻界的脉搏，早就看到了新闻界自身也是各扫门前雪，早就看到了一些记者是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新闻界的身体不健康，打起仗来当然就没有战斗力。
4
对于球迷来说，批评裁判主要是感情问题。在大部分比赛中，比赛越激烈，裁判越容易出岔子。有经验问题，有体力问题，有心理紧张问题，哪种情况都会导致失误。对胜利者来说，裁判的失误可以忽略不计；但对失败者来说，裁判的失误就不被原谅。球迷并不都是专家，他们往往只接受对主队有利的判罚。有时明明是主队犯规，裁判员吹了，也要被球迷谩骂一通。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具，欧洲联赛中也能见到。到了美洲和非洲，这种情形就有点变态，完全能导致杀人。我到现场看球时能有更切身的体会，自己有时也很难不受那种热潮的冲击。在那种时候球迷很难保证客观和公正，欢呼和谩骂在比赛过程中和裁判是否公正已经失去必然联系。主队一切都对，客队一切都错。裁判吹主队都错，于是就骂就喊换裁判黑哨。如果这场球主队输了，主裁判是攻击的首选目标，如果这个裁判有些失误，他就是黑手党了。
这种过激反应也会使执法者受到感情的伤害，如果这个人公平执法，他会因此生出许多怨恨；如果这个人的确吹黑哨，他会变本加厉。因为他们上有中国足协撑腰，下有地方主义新闻舆论的保护：忍受不了任何伤害言行。恰好他正公平执法，于是为了维护自己摸不得碰不得的尊严也要随自己的好恶工作。这种恶性循环往往使正常的比赛真的变成不公正竞争了，于是假的变成了真的，真的变成了假的，越发说不清楚了。
应该说球迷的这种不客观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必要接受职业教育。作为纳税人，球迷似乎有权力不讲道理。而裁判和俱乐部却不能不讲道理，他们的荣辱系在职业生涯的成败之上，而决定这一切的最终只能是球迷。我相信哪一个裁判都想得到好评，但他的职业特点又使他无法获得这些东西，正确对待批评和赞扬就应该成为每一个裁判员自我修炼的首要内容。但无论怎样，业余裁判和职业裁判的区别不应该成为执法水平低下，职业品质低下的借口。在这一点上中国足协的解释格外愚蠢和荒唐。他们甚至把中国裁判的低收入也收进吹黑哨的理由中去。维护裁判的权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解释只能表明足协官员自己的职业素质低下，裁判毕竟是一个职业，不论专职还是兼职，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没有谁强迫你做裁判，是你自己选择了它。不管你出于怎样的动机，你都有义务遵守职业规则——公平执法。你不能公平执法，就没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