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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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常常被错觉所迷惑。当我们真的得到我们原以为能使我们幸福的东西时，我们其实只有暂时的满足感；这些东西并不能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幸福。同样，生活中非常糟糕的事情也只是暂时地影响我们的情绪；一般来说，我们会很快走出阴影，生活得一如既往。
那么，什么才能给我们带来相对长久的幸福感呢？研究人员发现：成功的婚姻、亲密的朋友、助人为乐、参加社会组织、相信宗教、人们自我感觉的健康程度、拥有自己的企业或事业、和廉洁高效的政府及民主政治体制。巴克说，很难想像在腐败猖獗的政体下，人们有真正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什么能给我们带来相对持久的悲伤呢？爱人或孩子的死亡、离婚、长期忐忑不安（例如，失去医疗保险）、失业及其引起的丧失收入、身份和自尊、和由于健康因素引起的长期痛楚、失眠、抑郁等症状。
在微观层面，富人比穷人感觉更幸福；但这不能解释一个宏观现象：美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比50年以前高很多，但美国人的总体幸福感并不比50年以前高。美国中部和南部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东部较高，但幸福指数恰好相反――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的幸福指数远远低于一些低收入的州。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钱在人们的幸福感中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人们的幸福感比“钱”和“权”在制定公共政策中更重要。幸福的人更加健康、更加长寿、更加与人为善、在社区组织和生活中更加积极踊跃、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所以巴克认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应该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目标。
有人不重视关于幸福感的普查数据，认为那些都是基于人们主观的自我感觉，太不准确，无法把握，根本不应该把理性的政策制定建立在“松软的沙滩”上，随时可以塌陷。 对此，巴克反驳，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失业率、贫困线等数据都有很多不完善、不确切的地方；关于幸福的调查数据并不比这些常用的经济数据差。在巴克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如果经济增长损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能使人们更加幸福，为什么很多政府在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预计人们的生活会足够富裕，以至于人们会发现自己有很多闲暇时间可以花在音乐艺术等更精致的精神生活上。巴克解释，显然，凯恩斯没有担心未来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而担心人们会如何使用太多的闲暇时间；这说明，经济增长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政府要重新分清主次。美国民意测验显示，大约只有1/6之一的问题政府能够正确对待，1/3的问题政府错误处理，1/2的问题政府根本没有理睬。
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政府成为创造经济增长的能手，而需要政府成为“多面手”的全才（well rounded），在医疗、教育等直接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领域做出成绩。美国人均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人的幸福感却与其经济地位不相匹配，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相对低下。这说明，我们要改革政府，重新理顺政府任务的轻重缓急。巴克预计，美国政府不会像不丹王国那样重视人们的幸福感，但强调两世纪以前的Bentham的政治思想是对的，近些年对人们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对政府制定政策是有价值的。
在问答时间里，有人问到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在200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道德结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这本书对巴克中心论点的影响。巴克清楚地知道，弗里德曼用巨大篇幅，旁证博引，说明经济增长会带来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明智的社会政策，但巴克显然没有被说服。 他说，经济增长经常与开放的社会政策携手并进；经济衰退经常与保守的社会政策形影相随，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任何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即使强烈的正相关（或负相关）也不能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
在最后的答疑时间里，巴克也显示了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如果你问美国人，“你是否嫉妒比尔？盖茨（或其他富翁）的财富？” 大多数美国人会回答，不嫉妒，因为他们会把盖茨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个人的努力和才智。如果你问法国人同样的问题，或者把盖茨的名字换成某个法国富翁的名字，多数法国人的答案会相反，因为他们把某个人的成功看作既得利益者的先天优势，他们不相信机会平等在法国社会是事实，认为整个体系就是不平等的。相信自我努力、自我实现是美国人相当强的文化基因。这是因为他们太天真了，过于相信“美国梦”的神话，还是因为美国的机制真的鼓励这种天马行空、自由闯荡、开创事业的自我奋斗精神，无论你的家庭背景和种族肤色都可以重新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同样，法国人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城府太深了，还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确机会不均、埋没人才、缺乏创新？有二十余年哈佛校长经历的巴克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没时间展开，我们只能在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多部著作中寻找答案。■
【哈佛笔记115】模拟联合国峰会
2010年11月22日 14：20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卡特勒把学生分成8组，分别代表南非、美国、中国、世界银行等，每组学生想象自己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然后准备一篇在联合国峰会上的演讲稿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这学期大卫？卡特勒教授（David Cutler）为本科生讲授有关健康的商务与政治的课程（the Business and Politics of Health）。卡特勒的特色是：他是哈佛大学经济系在医疗体系方面唯一的专家。他的才干在1987年刚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时就崭露头角：他的毕业论文经过修改很快被主流专业期刊发表，经常被引用（具体内容见《哈佛笔记》专栏中《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或《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中p164165）。科特勒因而从经济系获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 四年以后（1991年），他从麻省理工大学（MIT）获经济学博士；随后在哈佛大学任讲师，1997年晋升为终身教授。
卡特勒与波士顿各大医院、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都关系密切。从1993年到1995年，他还是哈佛大学讲师的时候就服务于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和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参与医疗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参与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智囊团，但因小布什成功连任两届总统，卡特勒的努力付之东流。政治风水轮流转。当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独树一帜的时候，卡特勒被纳入他的旗下，进而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成为今年3月23日刚刚通过国会的美国医疗改革法案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为了在医疗政策方面提出经济学家的洞见，卡特勒还与医疗技术领域保持联系。 他是医药研究所成员（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也是老年研究联合战线（Alliance for Aging Research）的技术顾问组的成员。
9月份整个一个月，卡特勒都在讲关于健康的宏观形势，解释大量跨时间、跨地域的数据图表，看起来鞭长莫及。例如，健康如何定义、如何度量？是不是国家越富有，人们越长寿？和诸如此类的巨大问题。答案很多时候与人们的直觉相吻合，但也不乏洞见。健康并不仅仅指一个人是否有明显的疾病，它还包括心理和生理等各方面不同程度的健康。因为包括的内容太广，很难度量，研究者一般用死亡率（mortality rate），预计寿命（expected life expectancy）等容易统计的数据做为衡量一个人群健康程度的宏观指标。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不是影响健康的唯一因素。 在古巴、北朝鲜、大约10年前的中国，人们的寿命较长，国家却相对贫穷；而美国人的寿命相对于高收入的经济水平来说是比较低的。这里判断的标准是从回归分析而来（横轴是人均GDP，纵轴是预计寿命，把所有国家的数据都放进去，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找到最适合的曲线）。
纵观人类健康历史：人的平均寿命从18世纪缓慢增加，从20世纪初迅猛增加。可想而知，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0世纪初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例如，清洁用水、上下水道、室内厕所等公共工程）和20世纪中期医药技术的突飞猛进（例如，消炎药和各种疫苗的发明）都是延长人们的寿命的基本原因。这其中有洞见的问题是：如何排列这么多因素的轻重缓急？这个问题答案意味着：我们在治理贫困国家，努力提高人们健康程度的时候，应该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能取得最大的成效。
模拟联合国峰会
直到10月5日，科特勒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模拟联合国峰会，他的授课意图才清晰可见；前一个月的那些宏大形势、数据分析突然显得有用而系统。 他要学生把自己放在国家和世界卫生医疗体系的设计者的位置上，在了解问题复杂性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政见。出色的学生要有全局观，时代感和责任感。
卡特勒把学生分成8个小组，分别代表博茨瓦纳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Botswana）、南非政府、美国外交部、中国政府、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艾滋病服务组织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IDS Service anizations）和美国医药研究和生产厂商行会（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简写为PhRMA）。学生用一周时间准备在联合国峰会上的发言：想象你自己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你在联合国峰会上会怎么说？联合国2000年采纳的世纪发展目标（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能否在2015年按计划实现，尤其是其中三项与健康有关的目标？每个小组选两至三名代表到讲台前讲演6至7分钟。
准备这个发言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和材料。学生首先要了解联合国世纪发展目标（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具体内容。 联合国在1970年就提倡发达国家为贫困国家每年提供相当于各自国家总收入（GNI）的0。7％的国际援助（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发达国家一直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联合国在2000年采纳了世纪发展目标，敦促各国在2015年前在以下8个方面“达标”：1）消除贫困和饥饿；2）普及初级教育；3）加强妇女的力量（使妇女变得强大，empower women），鼓励男女平等；4）减少婴儿夭折率（child mortality）；5）增强母亲的健康；6）与艾滋病、疟疾、肺炎和其他疾病作斗争，减少疾病传播；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8）在全球范围，寻求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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