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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54章

小说: 哈佛经济学笔记1+2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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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刂饕逭撸╟onservatives,一般是共和党)每年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一般是民主党)的两倍。民主党一般主张通过税收等刚性措施,杀富济贫,而保守主义者则显得更加慈悲为怀,通过主动自愿的捐款帮助穷人。
桑德尔回答,一个社会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其他价值可能被忽略或压制了。“例如,我和巴巴教授一起去吃中饭,如果我们两人把帐单严格的一分为二,这样做看起来是公平了,但这样斤斤计较有损于我们同事间的关系。”巴巴教授插言,“那就做得太没有男子气概了。”大家都笑了。桑德尔接着说,“另外,我还知道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律师合写一本书――我不会点名他们是谁。他们在合作期间经常一起吃中饭,但从来没有任何一方付另一方的饭费,也没有轮流请客。他们总是各买各的饭,各付各的帐。原因是,如果一方请客,那么另一方就会有动机多吃,或者点贵的菜。至于为什么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给慈善机构捐款多,他们更加慈悲为怀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普遍比自由主义者挣得多,收入高。”
第三位评论员是哈佛法学院助理教授Jeannie Suk。她的发言有强烈的法律视角。她说,桑德尔在提倡讲道德,追求正义的时候,他没有说清楚“主语”――谁应该讲道德,谁要追求正义。如果说,每个人或每个社会要讲道德,这是一回事;如果说国家机器也要讲道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家与宗教、伦理分开就是要保持国家的中性(neutrality of the state)。试想,一个法官怎么能抛开法律程序不管,让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断案,甚至主导断案呢?桑德尔回答,他倾向把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或public life)和私有空间(private sphere或private life)的界限模糊一些。他知道,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这个界限非常清晰。他认为,这个界限到底应该在哪儿划分――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也应该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界定。正是因为人们在公共空间尽量抑制价值观的影响,单纯地强调程序,我们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才如此形式多于内容;意义就更罕见了。
第四位评论员是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2年的中国思想史教授杜维明。他赞同培养美德、人品的重要性和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共同追求好的生活和普世价值观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例如,一种原则可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种原则可以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前者是儒家和犹太教的传统,后者是基督教的传统。你认为哪一种原则更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桑德尔思考片刻,然后说,“最直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赞赏杜教授一直在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指出从事这项事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间找到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点或普世原则。他担心这样做以后,找出的基点太抽象,以至于失去实际意义。他更倾向另一种途径:找出各种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分析、分享、交流这些文献中隐含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样文化交流就具体化了。当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另一个问题: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文献有不同的理解程度,或者有根本不同的理解。他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他让学生先讨论John Stuart Mill写的《论自由》(On Liberty)中的一段话,再讨论《论语》中的一段话。学生们对《论自由》没有什么异意,但对《论语》中的一段话却各抒己见,僵持不下。这次讨论既是一次文化间的交流,也是同一文化内的交流。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最重要的意义是与会人员有开放的态度和胸怀倾听不同意见。
在自由提问时间里,坐在观众席上的Stanley Hoffmann教授第一个发言。他是哈佛政治系一辈子研究欧洲政治、历史、文化的年过八旬的老教授,与桑德尔共事了三十多年,很看重他。他说,公开提倡“美德”(virtues)、让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都追求“美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它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强迫人们有同样的价值观。什么是“美德”?“美德”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而对于自由的标准、福利的标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桑德尔反问,有没有一种政治思想是不危险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思想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选择。
Harvey Mansfield教授这时说,他也是一个有美德、讲道德的人 大家都笑了。他说,他不能接受桑德尔对刚才他的问题的回答。在《谁真正在乎?》这本书中,作者把旧金山这个城市(民主党为主)和美国中北部的North Dakota这个州(共和党为主)加以比较。两个地方的人口差不多,但旧金山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即使这样,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也只是North Dakota的一半。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中倾向杀富济贫,表面上看,这是有道德的正义之举,但正是民主党人忽略了慷慨、慈悲这些美德。
杜维明教授说,他理解对“美德”的定义和标准的担忧,但强调培养美德和人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开放社会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的过程。他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空间。一种是private; 例如日记,完全不能公开。另一种是自己的,personal,但完全可以公开交流。例如,对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这些都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佛文理学院是否可以包括宗教研究(study of religion)。 宗教是每个人心灵上的事情,研究宗教是在研究personal 事情,不是公开private事情。
桑德尔举例说明宗教道德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变化。1960年当杰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担心他是天主教徒。肯尼迪辩解,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完全是私事(private),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public office)的任何决定。 四十六年以后,奥巴马在即将竞选总统时,用充满宗教色彩的语言四处讲演,阐述他相当激进的政治主张(progressive political agenda),与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截然相反。公民社会中公开辩论的内容和倾向总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国会――法律制定者,进而影响法律本身。如果一定要坚持国家中性(国家与宗教道德分开),那么桑德尔认为,这个议题――国家是否应该坚持中性――也应该在公民社会中展开讨论。
第二个观众提问是关于宗教战争的:如果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是否还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桑德尔回答,他说的是一般原则,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做特殊处理。这时巴巴教授插言,或许保持道德正义和其他目的紧张矛盾的关系(keep this tension alive)就是捍卫道德正义。
第三名提问的观众说,她认为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和2006年奥巴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肯尼迪意在排除天主教对总统处理公务的影响,并不排除道德对总统的影响。巴巴教授说,我们的确不能把道德等同于宗教。
第四名提问的观众是一名中国学生。他说,那段引起北大学生争议的《论语》段落是说,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不应该随意揭发父亲。杜维明教授说,《论语》确实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儿子不分事情原尾立即举报父亲,孔子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这是不通人情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对正义需求的程度也不同。 儒家传统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桑德尔笑着说,他儿子就坐在观众席里,他希望儿子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包庇。 大家都笑了。 他接着说,他热爱人文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喜欢在具体的人与人关系的情景中理解体会人文主义。 紧张矛盾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个人这个个体到社会这个大群体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范畴,正是在这个范畴里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中间地带,如何划分什么属于“私”的,什么属于“公”的,这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不是固定的。
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主持人巴巴教授说:这个中间地带有很大的调节、对话、阐述的空间和需要;就让我们以此作结吧。■
【哈佛笔记88】杜维明离开哈佛,前往北大之际
2010年04月19日 11:40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迎来七十寿辰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维明也在追寻这一境界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发自美国剑桥)现代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同时他迎来了七十寿辰。为此,4月10日,哈佛大学多个系所联合为他举办了为时一天的学术会议。
这些系所包括: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哈佛亚洲中心和哈佛艺术与人文院院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Arts and Humanities)。
会议的题目是“从各种视角看中文世界”(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Wilt Idema 教授主持会议,十几名哈佛教授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发言。
杜维明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先后职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至今;从1996年到2008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曾获多种荣誉称号,包括1988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es and Sciences)院士,2001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为“文明间对话杰出人员小组”(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成员。
肯定成绩
在介绍完杜维明个人简历和学术成果之后,系主任Idema说,杜维明赴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正逢也是儒学在中国复兴之际。儒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过时的传统,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富有活力的传统;人们谈论它,辩论它,受它的影响。儒家思想已经渗入到人们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a living tradition)。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Elizabeth Perry主要讲杜维明作为燕京学社社长的贡献。他说,杜维明是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是任期最长的社长,也是第一位有亚洲背景的社长。他把自己对亚洲的熟悉和洞察力带进了燕京学社,增强了学社的信誉,扩大了各种项目。在他的领导下,从中国大陆来哈佛的访问学者数量迅速增加;这些学者屡次表示,他们在哈佛的学习生活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学术生涯。
Elizabeth Perry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政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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