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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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明妮、茹莲一起赶往中心楼。果树的花香闻起来有点儿甜甜的,一些难民在校园里闲坐,寇拉领来的那两个盲女孩,和另外两个盲女孩一起在吹笛子、拉二胡,练习演奏昆曲选段。
中心楼的二楼围着不少人。我们走进一间住了六十多个妇女的教室。屋里一股呛鼻子的怪味儿,让人想起鸡笼,不过我已经习惯这种气味了。茹莲把我们带到最里边的角落,这里用天蓝色的帘子遮起来了。明妮和我俯下身去,细看那死去的女孩——她不满二十岁,相貌平平,但皮肤细腻,一头乌发。她一脸病容,合着双眼,嘴巴微微张开,嘴唇黑紫,我可以看见她嘴里面有浓稠的血迹。她的圆脸已经发灰,但表情安详,好像要张嘴打哈欠一般。她的手指短短的,手搭在似乎仍在起伏着的胸前。她的衣服包裹起来当了枕头,枕头旁边有一个空了的老鼠药瓶子,那可能是她在哪个废弃的厨房里找来的。一条破毯子盖在她的肚子上,两条腿却伸在外边,一只脚上穿着深红色的羊毛袜,另一只脚光着。虽然看上去眼熟,我一时却认不出她来。
“这是谁呀?”明妮问道。
“她叫余婉菊。”茹莲回答。
这一说我想起这女孩来了,她是十二月十七日那天被日本兵带走的十二个姑娘里边的一个,可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我不知道怎么跟明妮讲她的事情。
“她干吗要对自己这样做?”她继续问。
“我也不知道。”茹莲说。
“你们有谁知道她为什么自杀吗?”明妮问站在周围的女人们。
她们都摇头。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说,那女孩夜里总是在哭。另一个人补充说,她经常不去吃饭,雕像一般盘腿坐在角落里,盯着地板出神。一位三十来岁、抱着个吃奶孩子的女人说,她觉得死的这个女孩一定是个学生,因为她经常独自一人在看一本厚厚的书,还哼唱电影插曲。从第一天开始,这些女人就怀疑她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我拽了拽明妮的袖子,说:“咱们出去吧。”
我们走出房间,茹莲跟了出来。在走廊里,我告诉明妮说:“那姑娘怀孕了,前两天去过医务室。她想做人工流产。我们跟她说,没法给她做,因为这里没有医生。我们应当更多地帮她,但却不能杀死孩子。护士和我都不知道怎么打胎。”
“孩子的父亲是谁?”明妮问。
“日本鬼子。”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记不记得去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鬼子抓走了十二个姑娘?”
“记得,有六个人第二天早上回来了。”
“死的这个姑娘就是那六个人里头的。”
“可她们都说自己没受到伤害。”
“那只是她们自己说的。她们怎么能承认被人强奸了?要是大家知道她们被日本鬼子祸害了,她们还怎么找婆家?她们自己和家人都丢不起这个人。”
明妮大惊失色,身子一晃。她把手搭在茹莲肩上,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怎么对这事一字不露呢?那些姑娘至少应该接受一些治疗。”
“这种事情大家是不会说的。我想过要告诉你,可是我一直没有证据验证我的推测。谁会想到那姑娘会自杀呢?”我垂下眼睛,婉菊到医务室来之后,我应该告知明妮。
“其他五个姑娘在哪儿呢?”
“除了大刘的女儿美燕,其他人我不知道还在不在这儿了。”
明妮二话没说,转身重重地走下楼梯。她一个人出去了。
我叫来看门的老胡,还有老廖,他俩把尸体放在一个拖车上拉走了。明妮又转回来,我们跟着拖车,来到小果园外边的小山坡。我们在一道峡谷的坡上选了个地方,就开始挖坑。
老胡和老廖轮流着挖,我拿过铁锹也帮着挖,不到三分钟就干不动了。矮胖的老胡由于出汗稀疏的头发都贴在了脑门上。坟坑挖到快一尺深,老胡每扔出一锹土都要“嘿”地喘出一声,明妮便接过手去。她使出全身力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右脚下的铁锹上,往外扔土时再直起半个身子。她的铁锹挥得很有节奏,灵活的动作让我们感到意外。我知道她是在乡村里长大的,小时候什么活儿都干过。在伊利诺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读本科时,她还是个篮球运动员,用她自己的话说,“壮得像个大洋马”。没多一会儿,她也开始气粗起来,却干得更猛了。眼泪时不时涌出眼睛,和汗水一起流下脸颊。只见她气喘吁吁,鼻子好像也堵住了。
干了一阵后,明妮说:“可惜我们不能给她口棺材。”她把铁锹递给老廖。
“要是知道她家人在哪里就好了,”我说,“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她接回老家了。”
一群乌鸦在清澈的天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叫声。两只浑身是泥巴的野狗,活像一对双胞胎,站在附近,一会儿用爪子在地上刨刨,一会儿用鼻子到处闻闻,看那情形,一旦周围没人,它们就能把埋在土里的姑娘扒出来。这让我们警惕起来,一定要把尸体至少埋两尺深。老廖后悔没有带张芦席来,好把尸体包裹一下。
“婉菊,请原谅我们。”在老胡、老廖把姑娘放进坑里时,明妮说道。他们把土铲回坑里。在他们需要喘口气的间隙,我就拿过铁锹来接着干。把她埋好以后,我们站在土堆前默哀了一会儿。明妮像是对死者发誓一般地说:“我再也不会让这样的罪行在我们校园里重演。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这里的妇女和姑娘们。如果需要跟日本兵拼命,我会拼的。我再也不当懦夫了。”
我说:“安息吧,婉菊,忘掉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明天会来给你烧炷香的。”
明妮蹲下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出声来:“都是我不好啊,婉菊!我应该守在你们旁边,不让日本兵把你们抓走。你们回来以后,我们应该多关照你们……”明妮停了停,又接着说,“你放心,那些畜生一定恶有恶报,上帝会代表你们惩罚他们的!”
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也哭了起来。
老廖和老胡把明妮拉起来,我们一起返回校园。老胡把皮垫子套在肩膀上拉着拖车。
我们在厕所里洗了洗脸,然后顺着走廊回到校长办公室。大刘在屋里,坐在沙发上,茫然地翻着他的小课本。看见我们走进来,他抬起眼睛,沉默地凝视着明妮。
她坐了下来,把婉菊自杀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了。”
“我真是个白痴。”她说。
“不要太自责了,明妮。是日本鬼子杀害了她。”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带任何感情。
“我今天没法上中文课了——脑子里满满当当的。”
“我明白。”他说。
“安玲,别走。”明妮恳求我。
于是我留下来,我们一起商量请愿怎么进行。素芬刚刚向大刘报告,她现在已经看见儿子四次了。那孩子告诉她,囚犯们常常被送去拆房子,并在城外修建一座桥,全不管他们中间很多人病弱得再也干不动活儿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两碗高粱米粥,外加几块咸萝卜或芥菜疙瘩。一个星期才能吃一次大米。他哀求母亲设法快点儿把他救出去,不然他会死在里边的。她答应儿子一定救他出去,可其实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还请她带点儿吃的东西给他,她也同样没有办法弄到。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请愿,共有七百零四人登了记。我们决定把名单交给楚医生,希望他能转送到负责这类事情的有关部门。
十九
明妮和我带着请愿书到日本大使馆去见福田。一到上海路,我们就看到街道两旁冒出了很多简易商店,大多是用胶合板和波纹铁皮搭起来的,有很多不过是些一个人经营的小摊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里摆出来换钱,或是以物易物:门板、窗户、油灯、铁炉子、家具、小石磨、炊具、乐器、衣服和旧书旧杂志。至于食物,有烙饼、油条、豆腐、蔬菜、鸡蛋、猪肉和猪下水……所有东西都比日军占领前贵了五六倍。我花了七块钱给丽雅买了一只熏鸡,她流产以后身体一直虚弱,经常咳嗽,没干什么就大汗淋漓。“这简直就是吃银子呀。”旁边一个老妇人不住嘴地说,斜眼看那小贩用油纸包起了我买的鸡。我没搭腔,觉得那钱反正可能会继续贬值,还不如现在花掉合算。
城里各处守卫森严,只要没有身份证的,不管是谁,都马上被抓起来。日本兵会把人们身上所有值点儿钱的东西都抢走——一包香烟、一支钢笔、一把口琴,甚至衣服上的一个铜扣子也给拽下来。看到像是当过兵的,他们便仔细搜查,剥去他们的外套和上衣,让他们伸平胳臂。要是谁有个种过牛痘留下的疤痕,就会被他们扣留,认为那是弹片留下的伤疤。日本人似乎很害怕,尤其对游击队感到头疼,游击队会袭击他们在乡下的据点,阻断他们的运输线。最近以来,火车出轨的事情发生得很多,弄得火车总是晚点,有时候一连三天都没有去上海的火车。更为麻烦的是,游击队么,作战是不按正规军作战常规的,他们会没日没夜地突击小股日军,在偏远地区炸他们的碉堡,伏击他们的车队。时不时地从城外十来里地一带传来炮火声,仿佛又有部队来攻城一般。与此同时,尽管更多的西方外交官已经返回南京,但根据新政府的规定,不允许外国人,更不允许中国人离开南京。
在日本大使馆附近,一家鸦片馆挂出一条横幅,上面大书“官土”。鸦片曾经在这里是被禁的,可现在什么都可以合法出售了。显然,大多数商品是从安全区以外的地方抢来的。日本兵抢过的民宅,当地老百姓会进去再次搜刮,把有用的或可以卖的东西统统拿走。打劫成了很多人的谋生办法了,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在安全区里边做生意,相对安全一些,所以大多数小贩都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卖。
福田友善地接待了我们,但他解释说,还是找不到明妮在一月底交给他那名单上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孩子。一个穿着花色和服和木屐的年轻日本女子,端着一个放着一把陶茶壶和三个茶杯的茶盘走进来。茶上过后,明妮对福田说:“我们刚刚在模范监狱里看见了很多老百姓。”
“真的吗?”他一脸难以相信的模样,眉毛都拧到一起了。
“千真万确。”明妮说了素芬儿子的事情,“她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十二月五日被抓走的。他告诉他妈妈,监狱里还有很多男孩子。”
福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在一个扁鱼形烟灰缸上磕了磕手里的香烟。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我以为那地方是个只关士兵的地方。好吧,我们会调查的。请更详细地描绘一下那个孩子。如果他在里边,我会尽力帮他出狱的。”
“那我就这么告诉他母亲了。谢谢你。”
“魏特林小姐,”福田瘦瘦的脸红了,像是带着复杂的感情说,“我是想帮忙的。希望你能相信,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能力。”
“我当然相信。”
我知道明妮并不完全信任他。他也许会同情那些可怜的女人们,但考虑到他作为一名使馆官员,他本人不太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另外,这类事务必定掌握在军方手里,可是当明妮问他,他却只说他不清楚谁管这件事。也许他根本不想把我们的请愿书交上去得罪军方。这也就可以表明,他并没有很深地介入此事。
我们再次谢谢他后,就离开了大使馆。我对福田的谦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