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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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据报道超过10万家。②由于这一扩展，鲜卑重新开始了对汉朝边境的袭击，一度侵入居庸关。公元110年左右，汉朝政府发现有必要向他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宁城的乌桓校尉获准给予在胡市中的鲜卑人定期贸易的特殊待遇。可是，为了实行对他们的控制，汉朝要求所有贸易的部落向中国送质子。两座大的质子旅邸在宁城建造起来，一座在北，另一座在南，据报道它们收留来自120个鲜卑部落的质子。一个名叫燕荔阳的强大的鲜卑首领，甚至接受了“王”的荣誉称号，并从朝廷得到印绶。由于燕荔阳和他的人民得到允许居住在宁城附近，他们有可能成为汉代中国的内属了。
但是汉朝的贡纳体制对鲜卑取得的成功更少于其他群体；每当他们臣服立刻就再次造反了。从这时起，鲜卑在边境上的地位是基本上颠倒过来了。和原来帮助汉朝保卫它的边境对抗侵略的任务相反，他们现在成了对帝国的主要威胁。汉朝经常被迫转而向南匈奴和乌桓求助，以防止鲜卑的边境袭击。
公元2世纪中叶，当一个强大的鲜卑草原联盟在有魄力的檀石槐领导下建立起来时，鲜卑的势力达到了它的顶点。③作为一个个性强硬的和有魅力的领袖，檀石槐似乎在到20岁以前就已成为他自己部落的首领。他的武艺很快便在本民族中间大受尊敬；他终于成功地在自己的无可争辩的领导之下将全部鲜卑部落组成一个联盟。在鼎盛时，他的力量在整个原鲜卑的疆域——南至汉代中国，北到南西伯利亚的丁零地面，东到满洲的夫馀，西到伊犁河谷的乌孙——都能感受到。他按照冒顿的方式管理他的联盟，把它分为三部：东部，又分为四个分部，每一分部分别在一个首领统率之下，从右北平之东直到辽东；西部，由五个分部组成，从上谷以西到敦煌和乌孙；中部，由三个分部组成，从右北平以西到上谷。和冒顿一样，檀石槐从设于弹汗山上的宫廷对中部直接发号施令。①由于担心鲜卑的正在增长中的威胁，桓帝（公元146—168年）授予檀石槐以王的称号，并提出宽大的和平条件。檀石槐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一旦统一，鲜卑就拒绝接受与汉朝之间的贡纳关系。②在灵帝统治的整个时期（公元168—189年），鲜卑从他们的三个基地有步骤地攻击边境。仅仅在168到170年间，他们就在十几次的遭遇中击败汉朝军队。③鲜卑作为一个强大军事力量突然兴起的秘密，没有比177年蔡邕的奏议中说得更充分的了。这份文书中说：④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从这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出，中国铁器和人力的这种交流实质上有助于鲜卑的军事和政治的实力。他们对中国铁器的兴趣一直是很强烈的。例如，公元141年，一支鲜卑雇佣队伍完成了在武威（甘肃）的军役以后，坚持要用中国政府付给他们的钱购买铁器。当边境官员以法律禁止为理由加以拒绝时，他们威胁要放火烧掉该地的丝绸仓库。汉朝当局最后屈服了。①该事件表明，除了走私贸易之外，鲜卑时时能通过官方渠道得到中国的铁。有理由相信，汉人顾问在鲜卑政治发展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相当于中行说在汉朝初期匈奴宫廷中所起的作用。檀石槐的留在汉朝贡纳体制之外的决定，同样可能是根据这些人的劝告作出的。②对于汉帝国来说是幸运，对于鲜卑来说是不幸，檀石槐在公元180年45岁时早逝。危机紧跟着他的死到来。由于没有他的坚强领导，内部权力斗争随之而来，鲜卑联盟崩溃了。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位名叫轲比能的杰出领袖为重建联盟作出了历史性的努力，但他的成功是短暂的，因而也是有限的。③鲜卑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整个后汉时期留在中华帝国之外，这与南匈奴、羌和乌桓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象任何其他群体一样对汉朝商品有兴趣，但是不愿以失去他们的种族个性为代价。确实，时时有个别鲜卑部落加入汉朝的贡纳体制，在宁城的活动就可以说明。可是，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因为他们被设在那里的胡市所吸引。1959至1960年在内蒙发现了后汉时期的300多个鲜卑墓。发掘使大量埋葬的物品出土，其中包括青铜镜、漆器和后汉时代样式的陶器，以及上有汉字的绣花丝绸。很可能，这些汉朝的产品通过诸如在宁城的边境市场的官方贸易才到了鲜卑的坟墓中——如果确实的话，它们并不是通过宁城市场本身的。①当他们的需要不能通过官方的或不正当的贸易方式得到满足时，鲜卑人便诉诸武力。因此，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他们和汉朝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可以以贸易和掠夺两个方面来确定，而在政治方面彼此关系则以归顺和叛乱的轮流交替为其特点。全部历史应以185年应劭所述最为清楚，他说：②鲜卑……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
① 《史记》卷一○二，第2759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3750页；《后汉书》卷九十，第2979页。
③ 关于这些民族及其与汉帝国的关系的一般概述，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 1962）。
①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1页。令人惊奇的是，《史记》或《汉书》都没有这些早期关系的记载，《后汉书》是唯一的资料来源。《汉书》中最早记载乌桓的材料是公元前78年的叛乱（《汉书》卷七，第22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8页＇）。乌桓校尉府在公元前119年以后某一天设立，见《后汉书》卷九十，第2981页。关于该官职的当代研究，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30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0页。见内田吟风：《有关乌桓族的研究》，《满蒙史论丛》，4（1943），第1—104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4页；《后汉书》卷九十，第2981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2页；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1页。
① 在上谷郡，可能位于现在河北的张家口。《后汉书》卷九十，第2982页。
② 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1，第8—23页。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1978）。
③ 《后汉书》卷二八，第3626页。
① 《后汉书》卷九十，第2979页。
② 墓主可能是乌桓校尉公綦稠，他在187年被杀，见金维诺：《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年代探索》，载《文物》， 1974。1，第49页。不同的观点见黄盛璋：《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载《文物》，1974。1，第38—46页。
③ 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载《文物》，1974。1，第24—30页。
①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呼和浩特，1978）。
② 《后汉书》卷七，第310、315页；《后汉书》卷三八，第1286页。
③ 《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页。
④ 《后汉书》卷九○，第2984页。
⑤ 《三国志》卷十五（魏十五），第470页注引《魏略》。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4 、356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页以下；《后汉书》卷九十，第2984页；《后汉纪》卷二五，第五叶。
② 《三国志》一（魏一），第27页以下；《后汉书》卷九○，第2984页。
③ 关于宁城市场，见《后汉书》卷七三，第2354页。一幅汉代壁画也描述了宁城市场，见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53—56页。关于100万中国人的迁徙，也见《后汉书》卷十三，第2354页。关于豁免500户乌桓家庭赋税的情况，见《三国志》卷二六（魏二六），第731页。
④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4页；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21页。
⑤ 《三国志》卷一（魏一），第28页。
① 《后汉书》卷二十，第744页以下；《后汉书》卷九十，第2985页。
② 译者按，此处疑有误。《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云：“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2。7亿为常。”敦煌、酒泉远在西方，与鲜卑无关。
① 《后汉书》卷二十，第745页。赤山可能即现代内蒙的赤峰市。关于每年支付的数额见《后汉书》卷九十，第2986页。
②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6页。登记的单位是“落”，可理解为“户”。但比起上面所叙述的“落”来，其成员要少一些。
③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9页以下。见K·加德纳和德克雷斯皮尼：《檀石槐和公元2世纪的鲜卑部落》，《远东历史论丛》（堪培拉），15（1977），第1—44页。
① 据记载大约在高柳以北125公里处，可能在今山西阳高县境内。
② 石黑富男：《鲜卑游牧国家的领域》，《北大（九州）史学》，4（1957），第80—91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29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九十，第2991页。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1619页以下。
② 这是从蔡邕奏议中提到的某些名词得到启发的（《后汉书》卷九十，第2990页以下）。关于中行说，见前面51页注①；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37页。
③ 《后汉书》卷九十，第2994页；《三国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31—839页；《三国志》卷二六（魏二六），第727页：又见《汉晋春秋》，《三国志》卷三五（蜀五）注中所引，第925页。
① 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札■诺尔墓群发掘简报》，载《考古》，1966。 12，第673—680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八，第1609页。
朝鲜半岛
在政治方面，中国人在汉代渗入朝鲜的直接后果并不引人注意。③将半岛的部分并入帝国的尝试已经作出，但是由于不存在来自这些部分对本土的威胁，因而没有建立诸如存在于西北和北方的保护线的呼声。汉朝制度在朝鲜成长的真正重要性表现于长期的文化效果。最后朝鲜成为将中国文化因素传入日本的代理人。这些因素源自儒学传统和佛教两者，它们进入更远的东方以前已在朝鲜生根。此外，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后来在日本应用的某些工艺（如造纸），很可能是从定居于朝鲜的中国人移民集团那里得到的。
早期接触
中国人和朝鲜半岛民族的接触，按传统说法开始于周王国建立时（传统说法为公元前1122年）。那时商王室的一个逃亡的成员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鲜，并将若干中国生活方式的特征带到那里。①箕子或其他早期中国冒险家可能遇见的部落大概是松花江周围后来称为夫馀民族的先民；沃沮似乎集中于纬度40度上下，秽貊生活在更南的地方，直到半岛的中部。关于这些民族的种族渊源或任何可用来对他们作鉴定的特征，所知甚少。
紧接着在公元前第2个1000年期间的未经证实的接触，出现了一段漫长的空白期，从此以后才有更多关于中国人在朝鲜的材料。历史记载可以说是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当时燕的统治者采用了“王”的称号（前323年）。燕国位于控制着当时中国大部分的其他六个大国的东北，是满洲和朝鲜诸部落的接近的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