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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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理论受到严密的检验，而且还将提供对相互竞争的理论的公度进行检验的手段；即它们对世界作出的声言的相似程度。这样，理论建设成为一个连续的、未受阻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普遍有效的真理声言为新的、且更具不确定性的人类行为理论打下基础。
尽管这一使人文科学努力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客观有效”的做法近年来受到诸多批评，但它在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中仍具很大影响。对可概括性、复制、预测和控制的研究反映了一种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把建立人类的“本质”作为科学的终极目标（Rorty，1979）。这种观点被看做在本质上是无价值观倾向的，这体现在研究者对世界作出的纯本体论的陈述的声言，以求得通过严格的检验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
人文科学的解释论或诠释论喜欢谈论“理解”而不是“解释”，它们对实证主义坚持一个客观的、从认识论上可得到验证的世界的可能性进行批评。此外，后基要主义者的知识理论通常对作为谈论关于社会世界的任何有意义的事物的主要因素的社会行为者而表示关注。
这样，从解释的观点看，实证主义在研究者、社会行为者和知识形成的关系的概念上有两个主要方面是不正确的。第一，社会行为者被认为对他们所处的世界没有任何有趣味的或有价值的议论。关于这一世界的知识是在他们背后构成的，而且主要来自研究者的视角。第二，对方法（程序上的升华）的过分关注导致这样的情况：研究者往往成了某种科学技术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研究者自己的见识，连同研究对象本身的本体论知识都主要由所采用的假设的概念和方法所决定。因此，知识声言通过在实际研究之前所获得的（使用“正确”的方法和应用“恰当”的概念）一致意见而得到验证。这与更为倾向于诠释学的观点形成对照，在诠释学中，概念的形成出现于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建立的辩证关系的调查过程中。
上述内容尽管有些简短和过于简化，但却阐述了体现社会科学研究特征的基本的二分法。一方面，解释论者指责其对手实证主义者是极端的“客观主义者”，而且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毫不敏感。另一方面，实证主义者则指出，解释论者由于对从经验上可验证的、可概括的真理声言缺乏兴趣而有落入相对主义和唯我论的危险。当然，视这种二分法为绝对的看法将是错误的；要识别出完全适合伯勒尔和摩尔根（1979）的四种社会学范式之一的任何理论观点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正是在这一争论的背景下，人们才必须对在这里建立的组织文化理论的认识论的含义作出评价。虽然我已提出组织现实是在社会中建立的，但我也表明了这一现实建构不能脱离组成一个组织的物质环境的深层权力结构关系。正如詹姆逊（1981）指出的，机构实践的物质基础设施传递着某种由组织成员解释或赋予意义的这类机构的“文本”（故事、神话等）。因此，一种可接受的理论框架必须考虑的不仅仅是命题和观察到的现实之间的“适合”的充分性，或仅仅是社会行为者建构他们自己的现实的能力。相反地，人们必须在权利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情境中形成这种思考。将这些问题结合到知识生成的过程中就使得理论的形成与以组织机构为方向的社会世界的复杂性更趋一致。
知识理论
关于是什么构成了知识的辩论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最近的著作（Bernstein，1983；Gadamer，1975；Kuhn，1970；Rorty，1979，1982；Winch
1958）在继19世纪末期出现的实证主义的统治之后使过去被忽略的问题重新引起关注。
例如，库恩（Kuhn，1970）的关于科学范式的性质的论文探索了范式手段与演绎、验证、确认等的要求几乎无关的观念。像这样，“在理论选择上没有中立的规则算法，没有系统的决策程序，后者在经适当运用时必定会导致群体中每一位个体作出同样的决定”（1970，200页）。在库恩看来，某些科学理论不会因为与其他理论相比与客观现实更趋一致而居主导地位。相反地，出现了一种非暴力的学术“政变”，其中拥有某一组特定的共享的价值观的某一科学社区框定了理论建构产生的方式。科学革命并不是由个人促成的（如关于科学史的教科书通常令我们相信的），而是比其他价值观更据说服力的某些特定价值观的产物——这些价值观是位于实证主义所定义的正规科学范围之外的。因此，什么能被看做是“真实的”，不仅仅取决于“存在”的是什么，而且取决于某一时候科学社会的政治气候。
库恩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在驳斥客观性的纯概念中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力量在于，它对将公度当作科学调查的基本原则的整个问题提出怀疑。这里，公度既指各种理论提出的知识声言的兼容性，又指在特定理论框架内对经验世界的表述的准确性。这两个概念对于认识论的基本概念都是基本的，因为它们把真理的观点先设为无可纠正的，即作为约定的和稳定的连贯性标准的反映。因此正态科学中的理性由通过一组普遍接受的规则而达到的对客观世界的准确反思组成。
罗蒂（1979）从诠释论的角度称赞了库恩对正态科学的唯实论概念的揭露，但又批评他用唯心主义者的认识论取而代之的做法。根据罗蒂的观点：
库恩宣称没有任何规则算法是可能的……而这被（他）自己的听上去“唯心主义的”补充所掩盖。说不同理论的提倡者用以提供其论据的“中性的观察语言”对于不同理论间的取舍几乎少有帮助是一回事，而说因为提倡者“看到不同的事物”或“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而不可能有这样的语言是另一回事。（1979，324页）
库恩把范式变化视为类似于格式塔转换的概念使他受到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指责，其中他以对世界的准确“映像”来代替“对被映出的世界的易适应性的理想描述”（Rorty，1979，325页）。然而，罗蒂提出，这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极分化可以通过抛弃把认识论作为通向真理的道路的做法来得以克服。在这一点上，他提供了诠释主义的选择，其中关于世界的不同话语（与理论相对）并非依据他们的真实性，即表述的准确性来作出评价，而是作为谈论世界的不同方式，这一切或许有助于我们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生活。因此，“诠释学不需要新的认识论的范式，自由的思想也不需要新的主权范式。相反地，诠释学是当我们不再持认识论观点时所得到的”（1979，325页）。
因此罗蒂发现一种“启发”哲学，其中验证陈述的真实性的约定的标准被抛弃，代之以去“寻找新的、更好的、更有趣、更有成效的说话方式”（1979，60页）。罗蒂没有在学科间作出这样的区分——不存在有些学科是有启发意义的而其他的则相反——而是把“不正常”的和“正常”的话语分开。在正常的话语中，关于世界的陈述是根据约定的常规来判断的，而后者则“在参与话语者对这些约定一无所知或置之不顾时”出现（1979，320页）。这种不正常的话语具有一种治疗的目标，因为它旨在开启世界可以被概念化的途径的可能性。这一哲学观点体现在“继续会话”这一短话中（1979，373页及各处），它抛弃普遍的相称性，因为话语的终止是通过突出基础知识而出现的。
因此，要消除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就必须否认被认为显示两个阵营特点的传统对立面——解释／理解；无价值观／含价值观；客观／主观；定量／定性，等等。相反地，罗蒂提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谈论人类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时所希望采用的方式。提倡预测和控制的理论不应对立于寻求理解的理论，而且任何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不应该被视为是以任何方式为基础的。同样错误的是持解释论的社会科学家提出的主张，即自然现象和人类存在本质差异，因此，需要不同的探求方式。
例如，在和德雷福斯（Dreyfus，1980）和泰勒（Taylor，1980）的辩论中，罗蒂（1980）反对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割裂开来。持分裂观点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观察到人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然而，根据罗蒂的观点，这只是把本体论和道德混为一谈。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回复到基本的真理符合说。旨在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的理论对人类的适合程度并不因为人和事物间的任何内在差异而逊于对事物的适合程度。相反地，说到人类，我们有比谈论他们的行为是否可以控制更为有趣的话题。因此，罗蒂用突出对人的道德的描述取代从本体论角度对基本知识和公度的强调。
如果我采用的方式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特有的道德地位看做就是其自身，而不是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思想。语言、文化、情感、意向、文本之上的。所有这些神圣的概念只是表达了我们对自己是一个道德社区的成员的意识，使用的是或此或彼的进行伪解释的行话。这种意识不能再有更深一层的“基础”，它只不过对与我们同类者提出某种观点。这是否是一个“客观的”观点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1982，202页）
对任何一种方法论或本体论问题的强调因此被“为一定目的的对某一类词汇的占有”所取代（1980，48页），其中知识与对现实的表述的等式被知识与竞争的等式所取代。因此，“持‘解释论’或‘诠释论’并不意味着拥有专门的方法，而只是在寻求可能有用的词汇”（1982，199页）。
矛头指向库恩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谴责在应用于罗蒂时会看起来同样有效。一旦知识被从基要主义的和准确表述的概念中分离出来，那么有效性就成了一个问题。罗蒂（1979，320页）自己也承认不正常话语的范围可以“从废话到智力革命”。另一方面，正常话语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否认：
诠释学的可能性总是寄生于认识论的可能性（或许是其实际性上），并且……启发往往采用当时的文化所提供的材料。试图再一次进行非正常话语而未能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正常，从最实际的和最极端的意义上来说都是愚蠢的。在认识论已够用的地方坚持诠释论——使我们自己不能根据正常话语自身的动机来看待正常话语，而只能在我们自己的非正常话语中来看待正常话语——这样做并不愚蠢，但的确显示出教育的缺乏。（1979，366页）
罗蒂因此把非正常话语归因于一种反应作用，以对平时的正常话语提出质疑。这种做法及话语本身在被社会科学或哲学的主流所占用时就失去了意义。
那么，罗蒂提出的与知识形成相关的“道德规则”的意义是什么呢？他的诉诸于“继续对话”是对由普遍相称所形成的话语封锁的直接攻击，也标志着试图克服表述理论的抑制倾向的做法。启发式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以下错觉：即某一特定词汇——一种描绘世界的方式——是对“事物就的那样”的描述。如罗蒂（1979，377页）所述，“作为结果的文化的冻结，在启发式哲学家们看来，将使人类失去人性”。对开放的和继续话语的呼吁是在提倡一种传播的特别道德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