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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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意识形态和意识的关系时，我所采取的方式吸收了以上两种范式的长处。一方面，我关注权力和统治符号的形成过程；在这方面，我认为意识形态、意识和传播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实际物质活动和现实的社会结构之中。语言本身就具有物质性——它是调节社会行为者之间彼此交流的方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我们都在一种可触及的机构结构中发挥作用——我们坐的是椅子，通过杂货店的走道上下楼，遵守交通信号的指挥。在这一程度上，我们在行为及意识在结构上是受到限制的。
大体说来，“意识形态”这个词在使用时主要有三种含义：描述性的、贬义的和褒义的（Geuss，1981）。用它进行描述时，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不对现实作误导性的描述，而只是反映社会群体通过它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了解到的客观现实。因此每个群体都有用于指导其成员在现实世界中思考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作为贬义词处理时认为它曲解了社会行为者同现实世界的关系，令人产生错觉，从而掩盖了统治体系所产生的矛盾。而把意识形态作为褒义词对待时认为它是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的“驱动力”。在此，一个群体的意识形态对群体有益而无害。
虽然关于意识形态的上述三种含义有着共同的主题，但最能引起人们对有关意识支配问题关注的却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贬义用法。在这一框架内，统治结构是通过意义过程的意识形态结构产生和再现的。意识形态表达的是维护和支持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压制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使居支配地位的意义的形成具体化了，使其成为自然的、合理的事物的秩序——就像事物本来那样——这样社会结构就不再被认为是人为建立的。
从组织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在组织意义结构的合法化和再现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通过使那些有利于权力集团的意义结构合法化，意识形态对统治结构起着保障作用。因此，虽然多数文化理论满足于描述现存的组织中的意义形成，但我们这里所采用的理论却关注如何体现为什么某些意义形成过程能以牺牲其他意义形成过程为代价取得自身的发展。所以文化不仅涉及意义形成，还涉及意义的变形——意识形态将矛盾和不平等融入社会体系的框架之中。同时，这些不平等和矛盾又被意识形态所掩盖或中和。正如拉里安所述：
通过掩饰矛盾，意识形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它们可以证明现有的秩序是自然而然的，而且符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意识形态之所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专家创造了这些意识形态——有时也许如此，有时未必如此——而是因为掩饰矛盾本身客观上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1979，61页）
抛开拉里安过时的用词“阶级利益”不谈（我倾向于使用“局部利益”），他确实指出了意识形态的两个主要功能，掩饰社会矛盾和为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本节的其余部分将更详尽地讨论意识形态的这两项功能及这一术语的概念参数。具体而言，我将通过研究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学家如路易斯·阿尔都塞、戈兰·瑟尔伯恩（Goran
Therborn）、安东尼·吉登斯和斯图尔特·霍尔的学说来分析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这样做决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对这一概念进行透彻的分析，而只是为今后对权力的符号结构的研究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
◆路易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国家
阿尔都塞（1970，1971）关于意识形态的著述是过去20年中理论界争议最大、但应用最广泛的理论分析之一（Coward和Ellis，1977；Silverman和Torode，1980）。阿尔都塞提出的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它试图摆脱意识形态最终能还原到个人的心理创造这一观点。因此，阿尔都塞认为被广为接受的意识形态只是虚假意识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把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来自于物质现实本身，而不是社会行为者（或主体，即阿尔都塞对个体的称呼）。说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有双重含义：它存在于组成社会结构的机构和实践之中，而且它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主体；即意识形态使个人对他们生存的世界产生了意识（Althusser，1971）。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超结构的一部分存在于物质实践之中，它的作用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尽管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和政治超结构具有“最终决定权”，后者却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而且能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这就使意识形态扮演了“再现生产关系”的作用（1971，127页）。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社会的超结构由国家镇压机器（警察、军队、监狱等）和国家意识形态工具（教育体系、家庭、大众传媒、宗教信仰等）组成，两者都能起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条件的作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国家镇压机器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当政治统治集团认为社会体系的结构受到威胁时才会诉诸于它。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具则不同，它能培养并不断产生一批一批俯首听命的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作为生产力。如大众传媒、宗教等机构常就政府政策问题与社会行为者提出质疑惑对话，所以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被“中和”了。意识形态工具在意识形态方面起作用，围绕现有的经济体系的再现组织主体的社会实践。阿尔都塞举例说，在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大众传媒始终把社会行为者视为消费者，集中报道人们生活中对需求的满足和即刻获得的满足感。这种过程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再生产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为物质的两点依据是彼此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意识形态工具的具体操作而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工具又能为社会行为者创造一个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对个人而言，意识形态以想象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现实：
所有的意识形态，由于想象中必定存在歪曲事实的情况，代表的并不是现有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关系），而是想象中的个人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关系。因此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并不是制约个人生存的真实关系的体系，而是想象中的个人和他们生活中的真实关系之间的关系。（1971，164－165页）
意识形态并不是虚假的意识，因为主体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条件来自于存在的客观条件（生产方式），而不是来自个人。因此，只要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发生在意识形态工具的范围之内，主观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意识形态构成的。“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将具体的个人构成主体的功能（这就是功能的定义）……所有的意识形态都通过对主体的分类对具体个人能否作为具体的主体提出赞成或质询”（1971，171－173页）。由此推断，若不存在意识形态以外的主观性，那么社会行为者必须永远生活在想象中的真实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使由意识形态构成的意识认识到存在的实际条件。
阿尔都塞的这一推理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似乎否认了实践的存在，即把社会行为者从受压制的社会经济条件中解放出来的有理论根据的社会行为。阿尔都塞试图通过把科学置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科学的作用在于克服意识形态对意识的支配作用；意识形态是“潜科学”的思维模式。科学思想来自于同它的意识形态的“史前史”在“认识论上的决裂”。换言之，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构筑社会世界的知识的崭新方法——这一方法摆脱了意识形态强加于意识的束缚。因此“科学的劳动”是指“通过批判以前的意识形态理论所制定的意识形态‘事实’来制定自己的符合科学的事实”（1970，184页）。所以说科学是存在的客观条件得以建立的手段，它为实际（praxis）提供依据。
虽然这似乎解决了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关系的概念问题，但它却提出了另一个难题：他将科学同意识形态等量齐观，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认识采取了实证主义的观点。他把存在的“真实”条件同“想象”的条件区别对待的做法显然是对这一观点的支持。他断定科学是惟一可以用来发现存在的真实条件的手段。拉里安（1979）批评说这是理性主义的观点，因为科学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最终将演变为抽象的真理同谬误之间的冲突。这两个概念都偏离了日常社会实践中所显示的彼此竞争的、有矛盾的局部利益之间斗争的定义。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意识形态和实际（praxis）两者的起源。但由于他将意识形态／科学的二分法具体化了，这就使阿尔都塞否认了适当批评前者而实施后者的可能性。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最终可归纳为“意识形态必须支配一切”的理论（Larrain，1979，163页）。意识形态成了意识的前提条件，个人消极地存在于同世界的想象的关系之中，永远处于一种错误认识（meconnaissance）的状态之中。向主体“提供一种适合于它在阶级社会中必须完成的角色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的角色……［或］剥削代理人的角色”（Althusser，1971，155－156页）。和他的结构主义立场相一致，阿尔都塞用意识形态作为新的实质取代主体。
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同主观性的关系的观点似乎问题更大，因为他把意识形态看做国家的一种功能；也就是说，作为体现统治精英始终同国家意志保持一致的结构巨石。这就否定了国家范围以外的其他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同主观性抽象地等同，这其实并不反映它们在日常社会实践中的实际关系。如果主观性同意识形态确是属于同晶型关系，那么就不可能对统治的意义结构进行批评。但是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种批评取决于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接受意义”同以机构实践为中心的、其他方式的结构意义形成的分离。意识形态同组织符号体系这一章将直接讨论这一问题，重点是通过社会实践（由各种符号形式所表示）构成和再现意识形态的方式。因此可以认为，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可通过考察诸如组织叙述等机构结构的符号形式来进行。
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唯物论观点的阐述也许是他对这一术语的正确概念所做的最大贡献。这使得意识形态超越了作为信仰的同义语这一概念，也体现了它在人类主观性的结构中的基本构成作用。但是他忽视了意识形态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疏忽。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必然的支配作用的角度思考问题，把它看做是强加于社会实践之上的东西。这忽视了意识形态同社会实践之间必然的辩证关系，即两者之间互为媒介，互为结果，不断地产生和再现一定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在阿尔都塞的观念中，意识形态超越社会实践而构成主观性，但同时却无法得到反映或批评。如果主体完全是由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构成的，那就不可能暴露矛盾和后者所掩盖的既得利益（Abercromb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