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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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把人打翻弄走总是不好的，怎么才能让他们自愿走掉或者消失？剥夺他们生存的基本环境。抢走这些御寒物的目的就在于此，这种行为算是一种完成任务所必须的“恶”。正如当年开运动会想把低端人士清除出北京一样，直接清除不是个好办法，但他们可以规定地下室不能出租，让你们没有栖身之地、不得不走。
不得不说这种执法还真算是人性化了，至少比起当年的那种直接扔上车去昌平筛沙子强得多，最多就是冷一些嘛。但这种软驱除后面的狰狞，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这比强制驱除更为邪恶。
因为强制驱逐我们还有媒体或者大众可以监督、声讨，也有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可以激发大众正义感，但软驱逐发生之后，即使有现场照片，其冲击力也不足，而且他们完全可以找到各种借口说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符合规定的，被驱逐者只能默默消失在城市里，甚至倒毙街头也很难指责这种始作俑者的不是。
有时候死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虐杀，软驱逐在这个冬夜里就是一种虐杀，是找不到责任人的虐杀。一个政府机构一旦用这种方式虐杀民众，其良心完全就不可闻问了。如果这种做法成为一个国家中的常态，我们这里就不要再谈良心与社会正义，那玩意儿喂狗都不会吃。
书法也成是俗物
中国古代文人有“琴棋书画”四门清课，算是陶冶性情、增加点儿文化修养的修身之道。但文人入世的途径之一是做官，无论现实的官场怎么俚俗，毕竟都是文人聚集的地方，这些修身之道与官场文化结合，成为应酬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原本文人的修身之道，一开始就与官场结缘。后来咱们这里盛行的题字文化，除了附庸风雅之外，更多的也是古官场之流风余韵。在这点上看，用字母文字的蛮夷们就相差很远了，就是题字也题不出个花儿来。
也正是因此，各地书法协会各种头衔之多、之滥，是完全不用奇怪的。不但书法协会如此，画画的、写作的，凡是有点儿文艺范儿的地方，都能数出一长串各种副主席、荣誉主席、执行主席、联席主席等等，以至于这些地方要开会的话，光是介绍到场的领导就能用掉至少5分钟。在下不学无术，有时候在某些场合接到某位闻人的名片时，总是被上面各种文艺界副主席头衔所震惊，后来见多了，也就把这种敬意抛到了九霄云外，简而言之，这东西不值钱。
当然，这是我作为门外汉的看法，这种头衔想必还是值些银两的。微博爆料说，新一届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常务副主席等加起来足足有64人之多。《南方都市报》记者核实了一下，除去2名兼职秘书长，该协会新近选出的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名誉主席、顾问以及秘书长加起来一共52人，另有10名副秘书长，协会领导数量高达62人。其中还不乏退休以及在任的官员。
可能有人觉得退休以及在任官员成为这种协会主席什么的不可思议，但这种事并非值得关注的焦点。首先，我们要允许官员们有个业余爱好嘛，比如说陕西官场一定不会全是“表哥”杨达才那样的钟表鉴赏家，如此有文化积淀的地方，有些官员加入这种半官方组织不是怪事。其次，中国古代有僧人曾经说过，沙门不依王者不可兴盛。出家人尚且如此，书法协会这样的组织以有权力者为靠山，应该说是题中应有之意。
这种头衔对于官员来说，除了少数借着头衔明着卖字、暗里腐败之外，基本上就是个附庸风雅的意思，但对于很多“书法家”来说，这可是实在的真金白银。虽说我对于书画一道完全外行，但听过行内人解说，说是一旦挂上这种头衔，其每个字、每平尺价值马上得到提升。
另外一种好处则在于挂上这种头衔，在文化帮闲的序列里地位马上也就不同。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各种文化协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地方名流，咱们这里又有政协这么个东西，可供容纳大量这种文化帮闲人士。一旦成为政协、人大之类的委员，多少总是有好处的，至于这个好处是不是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有不少隐形的权利。前段时间不是还有酒驾者高喊自己是什么政协委员么？这就是在我们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获取某种特权的证明。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些个头衔拥有者到底用不用公帑养着。作为半官方机构的管理者，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有行政级别的，不但有行政级别，每年政府还要拨款给这些人，以便于支付其办公开支。拥有这些头衔的人越多，理论上支出的经费也就越多，加上其中还有退休、现任的官员，这笔钱是否可以公开出来晒一晒？
书法原本不是俗物，但现在变得这么俗，其中说不定还有某些私下的交易，大概也是某种特色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话说当年金庸先生成名于武侠小说，最初被人所知是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声名鹊起、脱颖而出的是《射雕英雄传》。“射雕”并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书，而是有所谓“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是第一部，主角郭靖、黄蓉深入人心的形象，甚至使得曾扮演过83版射雕的翁美玲永驻很多人心间。
近日，在“射雕”当中曾出现的地点——襄阳——要树立起郭靖、黄蓉的雕像，是为新的城市名片。老实说，小时候看这书之时才知道有个襄阳，就像到了嘉兴首先想到的除了粽子之外，想起来的居然是“江南七怪”一样。武侠小说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可谓极大，很多东西是从金庸先生的小说里学来的。
当然，让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耸立在襄阳城，这事儿要是不引发争议才是怪事。反对者的理由无外乎什么“虚拟人物不宜”之类的玩意儿，完全忘了丹麦的小美人鱼以及那些神话传说当中的人士。虚拟而又深入人心，正好证明了一种文化现象的成功。最多我们可以说在作者还没千古之前就给他笔下的人物立像有些着急，但为虚拟人物立像并不犯什么忌讳。实际上有时候那些现在看来烜赫一时的人物，他们经常会“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生命周期还不如郭靖、黄蓉。
关于立像与否就说这么多，城市名片倒是可以说几句。
郭靖、黄蓉以及贯穿着“射雕三部曲”的主题，不知道打算用他们作为城市文化名片的人是否知道？黄蓉的身世比较复杂，父亲黄药师属于那种自我放逐的类型，并没有多少家国之思；郭靖则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属于最终还是走上了正路的大侠。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出奇。
金庸是个知识分子，他所在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其实是描写了一场正常的家国之悲，郭靖他们虽然是以武犯禁的侠客，最终会走到与当局合作的这条路上来。这未必是他们所愿意的，但当其他入侵者更为凶残的时候，侠客的目的与当局的目的有共同之处。这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最终奠定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基调。
如果金庸止步于此，他也就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远远说不上“伟大”二字。他伟大的地方在于，可以颠覆掉自己曾经建立的价值系统。在他后期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中，不向权力谄媚的价值观固然还是主流，而这个权力到底是不是正当也是受到怀疑的。大侠萧峰出身异族、段誉则是大理王子，在他们心中的正义已经没有多少家国的背景，更多的是超越了国家之后，再看什么是自己能够认可的侠义精神。
只是这种思考往往是以一种归隐或者死亡作为归宿的。在那个或者这个时代里，单纯的侠义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在两难当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成为令狐冲，离开所谓的侠义与纷争，找个地方与自己的爱人终老。能有这个结局已经是不错了，比起他们战死在襄阳的前辈来，在白驹过隙的人生里算是有着自己个人的幸福。
武侠小说中的“侠”其实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写照，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把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判，从而接着给自己的两难处境找一个归宿罢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已然是他们最好的结局，其他都是不堪闻问。借问一句襄阳今日的守城者，你们在立这个雕像的时候，真的明白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吗？
流放之路，成人之美
说起古代的刑罚，今人看起来似乎是种类繁多、严苛怪诞，这大致无非是古代所谓的“肉刑”留下的印象。去古不远，提起黥面、枭首、绞刑、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人们无不颤栗。这些都是事实，是文明未到的表现。实际上说，古人尚算质朴，其刑虽然在肉刑方面具有原始的残忍，但其他刑罚倒是简单的很。
有宋一朝，除了死刑之外，刑罚大致分为“杖、流、徒”三种，黥面而流者，高也不过三年，流配不过三千里。宋朝是知识分子很喜欢的一个朝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以一条杆棒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但也算是个好读书的，据说行军之时也载书而行。就此一点就比现代赌徒高明：现代很多赌徒因“书”“输”同音，家中讳设书房。不知是不是由此而尊重读书人，赵太祖明确对后人说除了谋逆大罪外“不杀大臣”。士人为官而不怕皇帝杀头，恐怕也算是中国几千年间的另类时代了。
对付不太合意的大臣或者失职者，宋朝的常规做法是贬官、流放。唐宋八大家里那几位，基本都遭到过这样的待遇。苏轼“乌台诗案”几乎被上纲上线到谋反的程度，最终也不过是贬抑到了盛产竹子的某地，挂个官衔没啥待遇可言。东坡居士是何等人？“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在那里炒笋炖肉的一通忙活，填词作诗之余还带着小妾。按说类似于现今“双规”的处理，当地实权官员是有责任去好好看着这个不安分的人物的。结果当地官员的这个责任变成了尽量照顾他的生活。谁说文人并无力量？东坡居士估计从来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慨，倒是颇有天下无人不识君的豪情。
与宋朝不杀大臣比较类似的倒是以蛮族入关的清朝。大概足够粗鲁而接受成熟文明过快，更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缘故，朝乾夕惕的结果是定下祖制云“不杀言官”。所谓言官就是瀚詹科道几种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品级不高而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力，还特准闻风言事——听见某种流言就可以说话，不一定要有证据。应该说清朝在这方面做的还算不错，大致上确实没有杀过什么言官，就是惩罚也一般是流放，或者最重的也不过是革职永不叙用。只有在八国联军那个时候，慈禧大怒之下把反对与各国开战的人杀了几个，其中有言官在内。而没过多少年，清亡。
清朝最著名的流人估计应该算是林则徐了。当然，他不是言官，只是因为封疆大吏任上虎门销烟引发战争一事而倒霉。他所发配的地方是新疆。新疆算是在清朝时才稳定下来的疆域，由于其辽远，从来都是发遣犯人的宝地，大致的意思是戍边而戴罪立功。到近代之时，前二十年严打，也是把犯人发配新疆。这个大致就不是戍边，而是开发边疆的意思了。
林则徐在新疆也是没有遭多少罪，原因也无非与东坡居士相似。或者当权者的想法与百姓或者其他官员的是非善恶标准总是有所不同，虽然经常有好官或者好人被误会，但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