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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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范·赫尔蒙特所构想的新哲学反对任何主要通过数学来诠释的自然概念。
可以看出，范·赫尔蒙特的著作贯穿着自然和宗教的紧密联系。我们再次被告知要首先看一看《创世纪》中对创世的描述。如同弗拉德所说，这表现了创世的秩序和真正的元素。在这里没有提到火，而土被看成是水的产物。至于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要素，它们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是从诸多物质中蒸馏得来的。但更加成熟的范·赫尔蒙特不再认为它们是自然界中真正的元素。开启自然的钥匙将在新的观察中发现，正是化学给我们提供了寻求真理的最大机会（图7．1）。与此相关的是，对定量的认识——这里是按照实验室的重量和测量而不是数学抽象进行理解的——极有可能提供新的视野。范·赫尔蒙特通过称量一棵柳树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重量试图论证水的基本性质。他感兴趣的还有测定金属的比重以及比较相同体积尿液的重量并以此来了解疾病。他寻求更精确地测定温度的标度，而且他的研究使他坚持物质不灭和化学变化中的重量守恒。
作为一个彻底的生机论者，范·赫尔蒙特继续发展了对基于他的元素体系和万物自身生命循环的万物存在的解释。在这里，他讨论了生命之源和种子，它们对如同矿物和人类疾病一样多种多样的结果负有责任。他的医学反映了他的全部哲学。由于不愿意接受古代医学文献，范·赫尔蒙特也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打扰，这些人会接受归之于帕拉塞尔苏斯的一切。因此，在这些晚期著作中，范·赫尔蒙特反对把人假定为较大世界的精确微型复制品的小宇宙学说。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号召人们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自然间存在的大量相似性。范·赫尔蒙特对自然界中生命精气的关心并不比弗拉德少。弗拉德曾试图通过小麦的炼金术实验来分离出这种精气，而范·赫尔蒙特则试图通过蒸馏血液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深信血液中存在这种生命力，这使他成为最早反对放血疗法的医生之一。
还可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范·赫尔蒙特的兴趣。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尽管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两人都受到他们的赫尔墨斯和帕拉塞尔苏斯背景的影响，但这两位化学论哲学家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前者受到乌托邦的玫瑰十字会宣言的鼓舞，寻求对重视内在真理、真正宗教和神秘炼金术的自然进行一种新探索。后者也许未必真的极其反对这些观点，但他更强调新的观察资料。
尽管事实上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有许多相同的看法，但17世纪的大多数学者仍把两者看成是非常不同的。对17世纪中期几十年间的许多人来说，范·赫尔蒙特似乎为新哲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和机械论哲学家的方法一样充满希望。这就是对自然进行一种“基督教的”观察研究，它似乎反对较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信徒的神秘主义，但仍然表明把人和自然进行比较是正当的。在英格兰，范·赫尔蒙特的著作促使沃特·查尔顿（Walter
Charleton，1619—1707）于1650年筹备大量翻译范·赫尔蒙特的单本小册子，并且，罗伯特·波义耳在其《怀疑的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中重述了赫尔蒙特派反对帕拉塞尔苏斯派要素的争论。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1675）①把《医学起源》作为其新化学生理学的基础，甚至艾萨克·牛顿也仔细阅读了这些著作，并做了大量注释。
①英国解剖学家、医生。在脑解剖学上有重大发现。——译注
以弗拉德的著作为中心的争论以及同一时期对范·赫尔蒙特著作的广泛兴趣，表明了17世纪人们对化学论哲学的普遍关注。弗拉德与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的对抗始于其最早的出版物（1616年，1617年），并且持续了20年。范·赫尔蒙特的问题亦始于其第一部出版物（1621年），但由于官方的迫害，他的观点相对而言鲜为人知，直至1648年他的选集作为遗著出版。因此正当欧洲学术界开始吸收笛卡尔和培根的著作时，就面临着一种新的、更重视观察倾向的化学论哲学。范·赫尔蒙特对教育改革的吁求、对古代哲学的反对以及他的许多观察资料受到了当时范围广泛的欧洲学者的关注。
提及化学论哲学家，他们频繁出现于起初很可能料想不到的那些领域。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化学论哲学家们都认为他们并不仅仅从化学或医学方面来进行研究。更确切地说，这是公开尝试去发现一门能说明整个宇宙的新哲学（philosophia
nova）。只有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它进行探究之后，才有可能解释梅森纳和开普勒在弗拉德的数学中看到的对自然哲学的威胁，才有可能解释范·赫尔蒙特著作引起的广泛兴趣和影响。而且，只有当我们将它——作为“新科学”的蓝图——置于17世纪的史境中理解时，我们才可能希望从中找到一切，可以想象，这一切可能正是我们最熟悉的艾萨克·牛顿所感兴趣的。
第八章 结尾与存疑
对某些人而言，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医学的著作，以讨沦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作为结尾，似乎会产生误导。在这些作者身上我们发现的科学“进步”远比我们希望的要少。但是，最后转向讨论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的确强调了这一时期的复杂特点。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正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17世纪机械论哲学的兴起上，却没有同时评价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和自然法术在当时令人感兴趣的理由，这往往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一时期的评价不完整。而且，直到最近，人们才充分重视这一事实，即一些新哲学的传统中心人物不仅坚定地坚持法术与神秘主义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坚定地坚持古代哲学的基本信条。如果17世纪的学者们没有考虑过弗拉德与范·赫尔蒙特著作的重要性，那么它就决不会成为论战的中心。同样的争论也适用于早此一个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
科学与两种人文主义
要弄清楚为什么实证主义的历史在过去居于统治地位并不太难。科学与医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改变。人们主要按照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来对15世纪中叶的学术界进行诠释。毫无疑问，批评的自由影响了主要的思想领域。因此，14世纪学者对位置运动的详细考察使亚里士多德见解中的弱点显而易见，解剖学中观察教育的重要性也迅速得到认可，并促使人们对医科学生公开解剖尸体的广泛接受。这些进展可能只发生在数量有限的一些大学中，但这些大学居于欧洲最有声望的学术中心。
中世纪晚期内部的自我批评在后两个世纪中被公开的反叛所取代。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突破，到17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和医学研究是在大学之外的地方进行的。尽管认为大学在这些进展中没有起作用并不正确（帕多瓦与医学传统是最显著的例外），但这一时期初期成立的科学学会和地方性学者团体，较之于传统的教育中心来说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的确是真的。此时，已经听到了对新科学或哲学的大声疾呼，并要求取代亚里士多德派和盖仑派的训练，因为这些训练似乎并无用处，在精神上令人窒息，并且在神学理论上（有时）也不足以信。
对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史——科学史和医学史应该包含在这个概括性术语中——的任何研究，都必须重视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学人文主义较晚才进入各门科学之中。直到15世纪下半叶，我们才在科学界看到了对古代经典作品同样的热心搜寻，而这些古代经典作品已经成为此前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舞台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在15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中，波伊巴赫和雷纪奥蒙坦在搜寻托勒密《至大论》的完整希腊语译本。在医学方面，利纳克雷和金特的同样努力出现得甚至更晚。这些科学与医学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在近代科学发展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哥白尼事实上是托勒密天动说复兴的产物，而维萨留斯和哈维同样反映了16世纪的盖仑学说。
这种形式的人文主义是《天体运行论》、《人体结构》和《心血运动论》背景中富有影响的部分。哥白尼对《至大论》的研究使这一著作成了新世界体系的基础，但经他之手，古代天文学的结构仍然清晰可见地保留了下来。与哥白尼地动思想相关的问题，将导致一门新运动物理学的产生和宇宙无限这一可能性所提出的难题。医学人文主义的意义也不亚于此，从帕多瓦传统到哈维血液循环的发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和文学人文主义者一样，这些学者型科学家和医生也崇敬古代权威，但正是他们的工作导致了古代权威的毁灭。一个运动着的地球要求必须有一个与亚里士多德的体系远远不同的物理体系，而盖仑的学说再也不能在因17世纪生理学新发现而获得改变的医学中统治下去了。
最后我们看到，同样的发现还具有神学上的意义，而这一点很少被发现者说起。虽然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遭到了路德派神学家的攻击，但他本人却受到自己所在教会的尊敬。到了17世纪早期，这一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伽利略首先受到警告，后来又被宗教法庭起诉。笛卡尔害怕信仰哥白尼事业所带来的后果，于1633年仓促从印刷商那里撤回了他的《宇宙论》。虽然到此时，宗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对《圣经》进行原义诠释，但科学家们却回答说，《圣经》并不就是研究自然的指南。尽管自然神论（Deism）的出现仍然远在将来，但其种子已经播下。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远比初看时来得复杂。当时人们不仅重新获得了古代医学和物理学经典，而且也重新获得了古代晚期神秘主义作品，而它们的影响不亚于盖仑和托勒密。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翻译并研究了赫尔墨斯文集的秘密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试图揭示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隐藏着的各种关系，结果掀起了对自然法术及其所有相关领域重新感兴趣的热潮。占星术、炼金术、犹太教神秘哲学和毕达哥拉斯数秘学的学者们相互竞争，以期找到一把能解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
这种人文主义的倾向——赫尔墨斯派的、法术的和炼金术的——在这一时期的科学中根深蒂固。这些学者一神秘主义者不断重复他们的这一信念，人应该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造物主本身。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科学和医学只不过是关于自然界秘密——及其隐藏着的力量——的知识。简言之，科学和医学两者都被看成是自然法术的。人应该通过观察那些将自然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和谐来学习。阿格里帕、波塔和狄都参加了这种通过自然对真理的神秘寻求。但在所有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他们公开号召摧毁古代权威。正是他们——而不是帕多瓦的解剖学家或者哥白尼派学者——看到了对一种新的不同的科学和医学的迫切需要，而且他们还确信，这种科学和医学将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医学化学体系基础上，这导致了一场言辞激烈而又深具意义的论战。
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就承认，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熟知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托勒密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