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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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凌宇，《沈从文传》。
（8）沈从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沈从文文集》卷九。
（9）同前注。
（10）沈从文，《桃源与沅州》，《沈从文文集》卷九。
（11）沈从文，《桃源与沅州》，《沈从文文集》卷九。
（12）同前注。
（13）陶潜，《桃花源记》，《陶渊明集》（香港：中华，一九八七）。
（14）沈从文，《桃源与沅州》。
（15）Lee，“The　Solitary　Traveler：Images　of　the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　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ed。Robert　E。Hegel　and　Richard　C。Hessne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16）沈从文，《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沈从文文集》卷九。
（17）这种零余散落的美感的观念部分地来源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讨论。参看Stephen　Owen，Remembrances：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另外参看廖炳惠，《向往，放逐，匮缺——〈桃花源诗并记〉的美感结构》，《解构批评论集》（台北：东大图书，一九八五）。
（18）沈从文，《〈湘西〉引子》，《沈从文文集》卷九。
（19）同前注。
（20）同前注。
（21）沈从文，《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沈从文文集》卷九。
（22）沈从文，《泸溪·浦市·箱子岩》，《沈从文文集》卷九。
（23）沈从文，《辰溪的煤》，《沈从文文集》卷九；《凤凰》，《沈从文文集》卷九。
（24）沈从文，《凤凰》。
（25）沈从文，《沅陵的人》，《沈从文文集》卷九。
（26）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卷七。
（27）沈从文，《从文自传》。
（28）沈从文，《老伴》，《沈从文文集》卷九。
（29）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卷一〇（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花城，一九八二—一九八四）。
（30）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31）沈从文，《边城》，《沈从文文集》卷六。
（32）刘西渭，《论〈边城》与〈八骏图》》，转引自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33）沈从文，《水云》。
（34）同前注。
（35）沈从文，《边城》。
（36）Stephen　Chingkiu　Chan，“The　Problematics　of　Modern　Chinese　Realism”。
（37）沈从文，《边城》。
（38）Gé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王德威，《初论沈从文》，《众声喧哗：三〇与八〇年代的中国小说》（台北：远流，一九八八）。另参看Stephen　Chingkiu　Chan，“The　Problematics　of　Modern　Chinese　Realism”。
（39）沈从文，《边城》。
（40）同前注。
（41）同前注。
（42）沈从文，《边城》。
（43）例如可参看孙昌熙和刘西普，《论〈边城》的思想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四期（一九八五年七月）；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44）陶潜，《桃花源记》。
（45）沈从文，《边城》。
（46）同前注。
（47）同前注。
（48）沈从文，《〈长河》题记》。
（49）同前注。
（50）沈从文，《长河》，《沈从文文集》卷七。
（51）沈从文，《〈长河》题记》。
（52）Jeffrey　C。Kinkley，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53）沈从文，《长河》。
（54）沈从文，《长河》。
（55）同前注。
（56）同前注。
（57）参看凌宇对沈从文的访谈，《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
（58）同前注。
（59）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
（60）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联合文学》三卷三期（一九八七年一月）；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6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另可参看沈从文，《谈写游记》，《沈从文文集》卷一二。
（62）参看沈从文，《宋人谐趣》，《沈从文文集》卷一二；《宋人演剧的讽刺性》，《沈从文文集》卷一二。
（63）沈从文，《从文自传》。
（64）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沈从文文集》卷一〇。
（65）沈从文，《医生》，《沈从文文集》卷四。
（66）沈从文，《沅水上游几个县份》，《沈从文文集》卷九。
（67）沈从文，《从文自传》。
（68）同前注。
（69）沈从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0）沈从文，《灯》，《沈从文文集》卷四。
（71）同前注。
（72）沈从文，《灯》，《沈从文文集》卷四。
（73）同前注。
（74）沈从文，《灯》，《沈从文文集》卷四。

第八章　结论
茅盾、老舍和沈从文这三位作家为中国现代写实小说开拓了广阔视野。我的研究并不把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看成是一套僵化的教条，或是一个统一的流派。我毋宁视其为一个“叙事领域”（narrative　domain）。在叙事领域之内，各种文类标记、成规交叉指涉，提领和指示出其语境的时空实体。到了一九三〇、四〇年代，历史书写或煽情悲喜剧，抒情或闹剧都已构成作家描绘现实、演绎历史的形式要素。同时它们不断被重构，而重构它们的历史力量曾赋予它们权威性，并将它们融会成为阐释现实的参数。
以茅盾、老舍和沈从文为例，我认为现代中国写实主义在这个叙事领域中至少体现了下列叙事模式：历史演义，政治小说、煽情悲喜剧、闹剧、抒情表述和乡土写作。这种模式指向六种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欧洲写实主义和二十世纪中国写实主义成为叙事大宗前，即已存在）。这些模式被作家用来思考、铭刻自身所处时代的知识或意识形态的消长；同时，这些模式也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动而不断被重新定义。传统批评界认为早期现代中国小说的主导话语是批判写实主义，这固然是言之成理的看法，但我认为作家们在描写、诠释、想象现实上，其实显现了更丰富的勇气和想象力。批判现实的意图不必简化成单一形式的表达。回顾以往的研究结果，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对于中国写实主义所持的态度是否比我们研究的对象——五四到一九三〇年代的作家——要保守得太多？
即便是在二十世纪末，这三位作家的独特影响在中国文坛上仍在在可见，更不用说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拟真方法（verisimilitude）。他们的写实模式仍主导着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作家的写实观念。因此，在本书最后，我将转向当代中国小说，初步探讨一九七〇、八〇年代以来的作家如何承续这三位作家的成就。我所关心的并非直接影响和接受的关系，而是一种暗通款曲的相互对话：在一九三〇年代中发现世纪末，在世纪末中发现一九三〇年代。我将以傅柯系谱学的方式，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某些作家出发，循路一直上溯到茅盾、老舍和沈从文最初留下的写实踪迹。这些道路是：通过（重）写历史来选择未来；用激进的笑声来颠覆现实；通过“想象的乡愁”来发现过去。
大陆小说中（重）写历史的政治学
中国当代文学最为显著的现象之一是历史小说的复兴。这似乎是为了回应一九七〇年代末以来的政治局势，海峡两岸的作家都开始质疑这种体裁的吊诡性：小说作者在对往事进行虚构性复述时，如何能声称拥有历史真实？究竟什么可以用来评估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谁又能赋予“历史的声音”以合法性？由于小说和历史的界线越来越游移不定，历史小说已不再是一种僵化的文类，不必为十九世纪欧洲小说或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典范所限制。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小说包容了传统形式和种种实验，也包括了报告文学和传记等分歧类型。
在讨论茅盾写实小说时，我已表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和现实当下的政治和道德诉求息息相关，甚至互为因果。我尤其关心的是过去几十年间左翼作家的经历。在一九三〇年代，当官方历史在“粉饰太平”的同时，正是青年茅盾运用历史小说来表达他心中的“现实”。而在解放前夕，我们看到信仰共产主义的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九四八），却是根据毛泽东延安讲话的精神，所创作。
梅怡慈（Feuerwerker　Yi…tsi　Mei）曾有力地指出，既然传统历史学和早期中共革命历史小说都认为真实性乃是由历史统驭，或为官方钦定，“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小说往往容易被视为历史的反映，也因此呼应了中国的叙事传统（尽管是有差异的）。在这传统中，历史叙事是所有叙事的核心。”（1）茅盾和他的同辈作家曾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历史和历史学猛烈攻击，暴露其中的专制形态。然而二十年后新中国建立，历史等同于“现实”的古老信条又回来了。它不要求小说切合历史，而是要切合“官方”的历史叙事，较之从前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一个事实，党的路线有所变化，某一个时间被视作正统的历史小说每每在另一个时间被重新评为正统的扭曲；作家因此被迫放弃、修订，或根据最新要求不断改写作品。欧阳山（《一代风流》，一九五九—一九八四）和姚雪垠（《李自成》，一九六三—一九七八）都是经受了二十年的政治干预后，方才完成他们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历史和（重）写历史已是彼此交融，难解难分。
因此，当代中国内地作家对于历史小说重新产生兴趣，代表了两层意义：他们既是继承了历史小说的古老传统，又打开了小说政治学的新天地。我们都记忆犹新的是，一部小说（或戏剧）常常轻而易举成了一个政治“事件”，用以符合“历史”应该如何或不该如何的功能。
我将展现当代作家在书写历史时所具有的四种倾向。这些倾向再次印证了半个多世纪前，茅盾及其同辈处理此一文类的成败。第一种倾向的代表作是戴厚英的《人啊！人》（一九八一）和《诗人之死》（一九八二）。这些小说承续了茅盾等人当年建构的叙事模式，勾画乱世中一般人生活和意识的浮沉变动。但与茅盾不同的是，戴厚英更勇于公开探询历史和叙事的本质。
《人啊！人》是一部历史小说，追溯了从反右到文革中一群知识分子错误的历史判断、盲信、懦弱和背叛，以及痛苦的觉醒——这个题材在一九七八年后的“伤痕文学”作家笔下屡见不鲜。但这本小说超越同类作品之处，在于它更积极在意识形态和哲学的层面上反省历史。戴厚英的问题简单，也很有力：假如历史诚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言，是预先写好的神圣文本，必会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天堂，那么，我们该如何为过去三十年中的错误路线辩解呢？或者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玩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哀叹道：“历史啊！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2）
仅仅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提出这些问题，戴厚英就值得我们尊敬。尽管她对于官方历史的怀疑颇有振聋发聩之势，戴的答案却很无力。与其说这是由于外在审查制度所造成，毋宁说是由于戴对她要驳斥的理论、意识形态架构，仍有举棋不定的倾向。小说的核心潜藏着一个她难以解决的悖论：历史究竟是种种人类生存经验的复合体，导向一个目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