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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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城记》书影
《猫城记》讲的是一名飞行员的飞机在火星失事后，拜访猫国的故事。老舍曾经提到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威尔斯（H。G。 Wells）的《月球上的第一个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56），但书中动物与人类的位置颠倒，百科全书式的猫国荒谬大观，似乎更让人想到《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尤其是格列佛在亚虎（Yahoos）国的奇遇（57）。老舍之选择以寓言形式来呈现故事主题，显示他有意自现实抽离，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现实。认识了他这个“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企图，我们才能持续欣赏老舍的小说。闹剧在此仍是一种喜剧模式，着重怪诞诡奇的姿态与突梯滑稽的谐拟（mimicry），而谐拟动物可说是闹剧对肢体动作之表现的重点之一（58）。考虑到老舍笔下的小丑如老张、赵子曰、张大哥等个个都展现相当多非人的特质，那么让人索性“变成”动物，又有何不可？谐拟牵涉到作者对事物刻意的夸张、扭曲，以及最重要的——简化。当中国的写实再现系统已然崩溃之时，老舍笔下就算要如实反映现实，写出的也不免是匪夷所思的怪现状。
飞机失事之后，叙事者试图在邻近村落藏身，于是第一次碰见了猫国的居民。读者不久便发现原来猫国人就是中国人，尤其是鲁迅所描写的中国人：懦弱、贪婪、无知、没主心骨、玩世，还有那种把实质失败解释成“精神胜利”的自欺式推理法。猫人根本就是一群穿上兽皮的阿Q（59）。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后来涉入猫人的“迷叶”争夺战中；迷叶是一种有麻醉效果的植物，使人忘忧解郁。夺取迷叶就成为猫城居民生命的唯一目标，没有一只猫不上瘾。叙事者之后被其中一组猫人任命为守卫，护送新采摘的一批迷叶到首都猫城去。这位中国格利佛于是有机会一睹猫城风采，并向读者做第一手报道。他惊见猫城之巨与人口之众，却不由得感觉它正走向衰亡之路。猫城的模型或者正是老舍的故乡北京，是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古都，但是现在却肮脏、破败、混乱，在风雨飘摇中等待最后那不可避免的沦亡。
叙事者（以及我们）最关心的是弥漫整个猫城的那种鬼气森森的节庆气息。正如叙事者所观察的：“将快死去的人还有个回光返照，将快寿终的文明不必是全无喧嚣热闹的。”（60）猫城喧嚣又拥挤，笼罩着一股极为奇异的末世狂欢气氛。街道上永远挤满了猫人，像“海潮”般从城的这端奔向那端，却漫无目的。“没有一个直着走道的，没有一个不阻碍着别人的去路的。”（61）猫众生性残忍嗜血。他们就算自己不打仗，也喜欢看别人流血的场面。猫城受迷叶之害萎靡不振，根本无力抵抗外敌入侵。不过虽然人人“谈论”这事，但却没人真的放在心上。“猫国是热闹的，在这热闹景象中我看见那毁灭的手指，似乎将要剥尽人们的皮肉，使这猫城成个白骨的堆积场。”（62）
叙事者虽然严厉批判猫城的文化，却又深受吸引，不觉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只要你一亲近它，它便一把油漆似的将你胶住。”（63）来到猫城不久，他就被说动品尝起迷叶来。由于我们必须倚赖叙事者的视角，所以他对猫国既公开抨击又带着模棱两可的态度，颇使我们无所适从。“猫国便是个海中的漩涡，邻近了它的便要全身陷入。要入猫国便须不折不扣的作个猫人。”（64）叙事者的朋友，一只叫做小蝎的猫，就是这样的例子。小蝎出身富裕有势力的家庭，本是一只充满良知，急于干出一番事业的青年猫，但是几次失败之后，他的爱国情怀也就淡了下来，结果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在此，我们才看出老舍对中国可能发生的任何改革或革命有多悲观。这个古国正像猫国，有着绵绵密密的魔力，就算最坚定不移的改革者也要招架不住。
老舍的叙事者在猫国文化里最震惊的发现就是语言系统。猫语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词汇不过五百字，表达意思的诀窍便在于随意组合字词。如果碰到难以说清楚的事物或念头，就干脆不说算了。除了有限的名词外，猫语很少副词和形容词。“代名词是不大用的，根本没有关系代名词。一种极儿气的语言。其实只记住些名词便够谈话的了，动词是多半可以用手势帮忙的。”（65）所以，猫人或者把全然不同的事物当成一样的来谈论，或者把他们无法厘清的事物干脆从知识/语言系统里清除掉。
猫国这样的语言狂欢现象把老舍的闹剧视野推展到极致：肢体动作高于语言表达、恍惚高于感知、混乱高于节制。当“自由”的意义是可以欺负压迫他人，“国魂”（national soul）指的是金钱；当神圣信念被“哄”这个字所取代，每个字的字尾都加上俄语的“vsky”才显得摩登，那么物体与语言、行为与言语之间的深渊就太大了。
不过这里出现两种反讽。正因为他们的语言缺少文法及语意的细微变化，猫人才能将之当作最有用的“沟通”媒介，正好让别人摸不着头脑。对老舍来说，再没有比错用的语汇、随意搭配的字眼、乱定义的词汇，更生动地突现他要挞伐的现实。
这种语言怀疑主义也使小蝎和叙事者长篇大论的批判变得可疑起来。小蝎是叙事者遇到的少数几只明白晓事的猫之一。他对猫城教育和政治状况的强烈义愤和痛苦令人动容，他指出国家不合理的状况，悲伤地预言国家将亡。然而他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却渐渐使我们觉得他的义愤填膺也不过是个姿态，结果无非是毫无作为的空洞声音。犹有甚者，如果猫国是中国的翻版，猫语是中文的反映，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叙事者或老舍的话又有多少能当“真”呢？叙事者岂非也像小蝎，话一说出口就自我否定所说的真实性吗？
小说结尾，外力果然侵入猫城。猫军不但不反击，反而逃离前线，转而掳掠同胞，而政客与学者四处奔走，辩论现在该给什么“主义”或政权背书。革命派学生本来都忙着打倒教师与原则，现在则将一块大石头当作他们最新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来崇拜。于是小蝎叹息道：“（猫人）在平日以模仿别人表示他们多知多懂，其实是不懂装懂。及至大难在前，他们便把一切新名词撇开，而翻着老底把那最可笑的最糊涂的东西——他们的心灵底层的岩石——拿出来，因为他们本来是空洞的，一着急便显露的原形。”（66）小蝎最后自杀了。如果要彻底证明他自己和他国家的存在中的“最可笑的空洞”，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消灭。如果看看三十几年后发生在老舍本人和中国的事，《猫城记》这部小说就显现惊人的预言性。老舍在写闹剧寓言的同时，对中国现实做了最惊人的预言。
《牛天赐传》书影1
《牛天赐传》书影2
《牛天赐传》中夸张手法与滑稽讽刺层出不穷，乍看好像是《老张的哲学》或《赵子曰》又改头换面出现了。天赐是个弃婴，小说追踪他生命的前二十年，从他如何被养父母——被描写成典型（67）。我们要读到全书的“完美结局”，才发现老舍对现实的悲观看法竟然已经更进一步；他使用了的中国小资产阶级——抚养长大，如何由一个无知的少年被陶冶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如叙事者所宣称的，他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怎样养成的传记”比以前更系统化的手段来给各种荒谬的现象“分门别类”，甚至为骗子撰写家谱。在老舍流利夸饰的语言之下，有一种超越此前作品的激进成分：社会混乱到了“普天同庆”的地步。小说展现出社会价值的离散，象征系统的破产，堪称老舍最为犬儒的一次尝试。
夏志清注意到这部小说与菲尔汀的《汤姆·琼斯》（Tom Jones）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主角是孤儿；其养父母、保姆、嬷嬷、童年玩伴四虎子，以及教师们，都可以在菲尔汀的小说里找到对等人物。”（68）不过，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对菲尔汀的模仿，不如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戏仿。菲尔汀有意识地与绅士阶级的道德标准认同，他的小说中善良和慷慨得到报偿是应该的。老舍要证明的却是，在中国社会中，他的英雄善良慷慨的天性只会随着家庭、学校、小镇环境等等日渐消磨，最后终于转变成贪婪和对社会的全然妥协。小说追溯天赐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中与社会的接触，也可以说是嘲拟的“启蒙小说”（Bildungsroman），写出了他在进入社会、逐步被异化的过程。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批评家就指出牛天赐与鲁迅的阿Q颇有遥相呼应之处（69）。这两个人物当然有可以比较之处，都是出身不明，顺着环境随波逐流，注定了他们的沉沦；而用来描述他们历险经验的叙事风格也芜杂不纯。然而鲁迅与老舍的主题仍然不同。鲁迅用阿Q来探索并揭露中国道德、文化系统中吃人的一面；他的阿Q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不管我们怎么看待阿Q这个人物，在目睹他日渐堕落时，都难免有焦虑与绝望之情。老舍却拒绝在他的叙事里放入这样的道德使命感。阿Q一出场就已经充满油滑的姿态与愚昧的偏见，而牛天赐和阿Q相反，他简直就是一张白纸。牛天赐的举动本来应该引发的道德焦虑被故意琐屑化了，减缩到根本不值一提的地步。阿Q被铁石心肠的社会拿来当作代罪羔羊，而牛天赐在历险的尽头却已有未来英雄的架势。如笔者前面提及的，这样轻松——或轻浮——的叙事姿态不啻更令人不安，因为这标示着作者处理“现实”论述的态度也随之改变。
老舍的喜剧才华在嘲弄牛天赐各种学习经验时发挥得淋漓尽致。牛天赐的训练其实从摇篮就开始了。被领养后一个月，牛太太就把他的手脚都捆绑起来：“唯恐他成了罗圈腿……”（70）只要他一有要哭的迹象，嘴巴里就被塞满了各种药品。牛天赐的身体好像塑料做的，让他的养父母、奶妈、女佣、男仆、大夫以及成打的亲戚轮流任意捏弄照顾（或虐待）。老舍嘲笑被压缩成活动“物体”的身躯，变成供反复无常的大人玩耍的玩具。他讽刺强加于一个月大的婴儿身上的社会成规、迷信、训练，而且让这婴儿以成人的感情来做反应。“养孩子的乐趣是在发挥大人的才干；孩子得明白这点，不然便是找不自在。”（71）牛天赐的教育兼具传统与现代，同时接受由养母发明的家庭训练以及新派教师执行的实验课程。在这些自相矛盾的措施下，牛天赐只有越来越困惑。
牛天赐的人格特质代表老舍笔下小丑行列的另一种类型。他的头其大无比，脑后平如木板，一双小眼，手脚瘦骨嶙峋，似乎天生就是喜剧受害者的长相。他在家在学校吃尽苦头，却赢来嘲笑而不是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