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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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进行了严重的夸大。
唐太宗其实没有做出什么创造性工作，贞观时期经济增长是乱世终结后的自然恢复过程，并非他的治国之道真有多么过人之处。
唐朝的文化不可谓不繁荣，但一个真正具有文化软实力强大的时代不仅仅有文学家就够了，还必须要有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升华。历史上文化发达的主流王朝都有“节点级”的大哲鸿儒镇世，先秦诸子百家自不必说，汉有董仲舒、王充，宋有程颐、程颢、朱熹、周敦颐，明有李贽、王阳明，连晋朝都有鲍敬言这种“无君论”的先行者，唐朝有谁？韩愈？柳宗元？不是我不尊重两位前辈，客观地说，两位在跟宋朝第二级别的几位思想家共同组成的唐宋八大家中也不敢说顶尖吧，更遑论程朱了。所以，唐朝的文化虽然发达，其实缺乏升华，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一种浅层次的浮华。在当时文化层次还很低的外国人看来，唐朝是和汉晋宋明一样伟大的文化大国，其实就像蚂蚁看篮球和地球一样大一个道理。
至于著名的魏征，实际上他和唐太宗也是相互利用。魏征本是李建成的人，唐太宗故意重用，并要求他故意做出一副诤臣的姿态，以显得自己胸怀博大。这样，唐太宗利用魏征打造善于纳谏的明君形象，魏征则利用唐太宗成就一代诤臣的美名。唐高祖手下有一位大臣苏世长非常喜欢直言进谏，但唐高祖对他说：“你并非真心进谏，无非是以直谏博取美名罢了。”此事正史有载，可见当时已有这种风气露头，魏征不过是一个成功的发扬者罢了。而唐太宗的虚情假意终究也要露馅，他晚年皇位稳固，无须再假装纳谏之态，遂冷落了魏征。魏征死后，唐太宗还撕毁与他的儿女婚约，甚至推翻了魏征的墓碑，显然是忍了这老家伙很多年，死了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而要体现太平盛世，最俗套的方式就是罪犯少，几乎所有史书都不忘记载贞观四年（630），全国只判了二十九个死刑犯，由此引发了一桩令人陷入深思的哲学故事。据《资治通鉴》讲，贞观六年（632），全国共有三百九十（有史料称二百九十或二百九十九）个死刑犯在押等候明年秋后问斩。唐太宗说秋后还有大半年呢，你们先回家过年，待秋后自己回来受刑。果然第二年秋后这三百九十人全部自觉回来受刑，无一人逃亡！唐太宗治下的中国，社会秩序竟然达到如此境界，白居易写下“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诗句，不知让多少唐太宗的拥趸感动得泪流满面。不过想想又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不是怀疑白居易乐府诗的真实性，只是觉得才区区两年，死刑犯就从二十九人暴涨至三百九十人，这好像也不是很光彩。何况这三百九十人全都是重大义、轻生死、一诺千金的豪侠，金庸小说里怕也只有乔峰、郭靖等寥寥数人能达到如此境界。而唐太宗一年就判了这样级别的大侠多达三百九十人，会不会反而让人觉得心寒啊！
到了现代，唐太宗的崇拜者更是泥沙俱下，甚至到了张冠李戴、罔顾事实的地步。有人说唐太宗首创三省六部分权体制，主动用门下省、御史台来限制皇权，体现了博大的胸怀；有人说“中国史上出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还有人喊出了“贞观王朝是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甚至有人著书称李世民是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大伟人……
厉害！
其次说武功。吹嘘者总爱拿唐朝轻松剿灭突厥来说事儿，然而，我们仔细研究下唐代的地缘政治环境，却不得不发出一个疑问——仅仅踩扁突厥就够了吗？
突厥强不强？当然强，不强的话，现代不会有那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民族硬要认他当祖先。但问题在于突厥不可能一直强，必然有一个强弱起伏的过程。刚刚攻灭柔然，让北齐、北周争相纳贡的突厥就很强。后来打着突厥旗号，其实跟突厥没啥关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更强，把挺立千年的东罗马帝国都灭了。那它什么时候弱过？不就是被长孙晟玩残这段时间最弱吗？我们看看唐太宗是怎么对付突厥的。天策上将其实一次都没有将他的战神绝技用到突厥身上，每次都是把人家吓跑的。且先不论吓跑的背后有多少复杂的背景，但一个每次都能被吓跑的部族，您总不太好意思把他说得太强吧。
事实上，隋末中原大战乱，突厥恰恰处于极度虚弱，不然早就杀进中原来了。唐朝建立后，走上正轨的中华帝国碾死这么一个垂死的部族联盟很值得吹嘘吗？中原王朝历来以蒙古草原为最主要的边患，唐朝很轻松地剿灭了当时蒙古草原的霸主突厥，这确实极具迷惑性。其实，中原政权对蒙古草原战绩最好的既不是汉武大帝，也不是什么大唐王朝，而是北洋军阀。那北洋军政府是不是史上最强中原王朝？
什么叫强？强就是你在小班把全班打趴下，转头到大班被打得尿裤子？除了轻松捏死突厥，唐朝其他方面的战绩可以说一塌糊涂，其创造的诸多纪录堪令其他王朝叹为观止，比如大败于高句丽；被尚未开化的契丹部落斩首数万；被吐蕃攻占长安；请回纥助战，条件是回纥大爷可以在洛阳自由劫掠十天。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尽管中原汉族王朝经常陷入与北方游牧部族的苦战，但从未在南方面前丢过脸，唐朝是唯一一个——南诏国（今云南省一带）曾攻占成都，迫使唐王朝签下城下之盟……
唐朝，这个天策战神李世民构筑的贵族王朝，尽管也取得过一些不错战绩，但总体而言战绩较差，吹嘘成分过于严重。
再次是贻害后世的过度开放政策。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唐朝开放的民族和外交政策是中华帝国强盛开放的象征，造就了一个繁荣的大时代。但也有人指出正是唐太宗开启了这种国界不设防的模式，导致大量部族进入中原，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巅峰盛世极速坠入乱世深渊，二百年不得解脱。
适当开放可以增加交流，促进发展，海纳百川也是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胸襟气魄，然而唐太宗采用过度开放的政策却是有严重的私心作祟。唐太宗得国不正，急欲创建不世之功以掩其罪，但国力有限，不容过度征伐，于是他利用政策杠杆，驱使大量游牧部族去为他立功。这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他必然对这些部族的领主施以厚赏，并允许他们的部族进驻中原。唐太宗之后的几届朝廷延续了这个国策，尤以其曾孙唐玄宗（李隆基）为甚。唐玄宗朝的开元之治表面上看更胜贞观，其实埋藏了更大隐患，最终以安史之乱的形式爆发出来。
文明帝国雇佣游牧部族作战在全世界范围都引起过激烈争论。许多大帝国都雇佣蛮族作战，靠杠杆效应在短时间内建立了辉煌战功，但最终都因为无法控制进入国土的诸多蛮族而自取灭亡。罗马之亡于哥特，波斯之亡于阿拉伯，阿拉伯又亡于塞尔柱，其实都不是从外部攻破，而是淹没在一大片自己请来的蛮族大潮中。
中国人历来讲华夷之辨，非常提防游牧部族渗入中原。但晋朝开了不好的例子，大量部族被引进中原，终有五胡乱华。这在当时就已经引发过激烈争论，以名士江统为代表的一派反对中原王朝借助夷狄的力量作战，并要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后来长孙晟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实践，取得极大成功。不过西晋时无人采纳江统的正确意见倒是有当时的实际困难，西晋恢复分封，各个封建领主竞争激烈，必须引入外援助战，不然会在内战中败下阵来，这是体制决定，并非某一两个人的高瞻远瞩所能改变。可唐朝是一个统一的汉式帝国，没有内战压力，却因为唐太宗开疆拓域、建立个人功业的私欲，将国家民族带上一条明知是错的道路，不得不说是极大的罪孽！
最后是可怕的藩镇节度使。行省制度在隋末已经被证实不利于维护汉式中央集权帝国的统一。唐太宗在登基前曾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但他也深知行省这个制度绝非正确的前进方向，正如他深知不能任由次子争权一样。不过他确实也没拿出什么解决办法，唐朝的节度使比汉朝的州刺史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中国地方割据史上的一朵奇葩。
所谓节度使，应该是源于魏晋的持节都督，即皇帝赐予元帅使节，可以节制调度一方兵马，本身是一个临时军职。唐朝最初继承隋朝府兵制，中央对军权的控制很强，但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府兵制也名存实亡。对此，唐王朝的对策是设立藩镇，招募士兵。从后来的历史看，募兵制确是历史前进方向，但唐朝的具体措施相当失策。招募士兵并非不可，但朝廷应牢牢掌握募兵权，不能让募兵成为节度使的私兵，更不能让节度区域成为他的私有王国。本来唐朝设置了采访处置使掌控地区行政财税权力，作为节度使的牵制，但唐朝历届政府都秉承唐太宗急功近利的私欲心态，为了让节度使更方便地调用资源用于招兵，唐玄宗允许节度使兼任采访使，兼掌地区的行政、税收权力。这样，节度使终于成为总揽军政大权的一方诸侯，和汉朝的州刺史并无二致。更由于唐朝过度开放的国境政策，许多部族领主渗入中原，以节度使之名发展出一方势力，但绝不直属于唐廷，为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大割据场面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个看似强大的唐帝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藩镇的力量在支撑，但朝廷又缺乏对藩镇的约束，一旦捅破这层纸，等待中国人民的，就是一个比三国更加血腥恐怖的乱世。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唐季藩镇节度之祸，是终宋一代三百余年，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亦正亦邪，谜样风采
如果要问最伟大、最优秀的太宗是谁？或许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但如果要问人气最高的太宗是谁，毫无疑问，只能是唐太宗。甚至跳出太宗范畴，在所有历史人物中，唐太宗也是顶尖人气角色。
然而，唐太宗除了有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同时也是个劣迹斑斑的恶徒，他的成就更带有极大的吹嘘成分，他给历史进程带来的恶劣影响甚至比正面影响还要大得多。但是，他就是拥有历朝历代数不清的拥趸，连最会损人、最不顾忌历史真相的明代小说家群体，也非常默契地选择了为他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把他塑造成一个聪明仁惠、忠厚善良的完美男人形象。最恐怖的是连岳飞、文天祥都要试着去打倒的现代网络文化，却唯独坚持着对唐太宗的高度赞誉，揭批、污蔑、中伤甚至连调侃统统与他绝缘。这种程度的人气到底是为什么？不仅是被李老二冤掉的隋炀帝，还有长期任由野史污蔑调侃的曹操、魏延、潘仁美、陈世美一起发出了内心深处的怒吼！
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唐太宗强大的宣传攻势，尤其是他篡改史料的行径。但篡改史料的也并非他一人，而且他那点篡改，漏洞百出，真可以一叶障目，骗过所有宋明学者吗？还有人说是宋太宗和明太宗的狂热吹捧，由于他们垄断着话语权，所以很容易将唐太宗打造成一个完美偶像。且先不论他们是否真的能垄断话语权，只说这两位自己都还是野史演义中被调侃的喜剧角色，就凭他们能打造出唐太宗这尊完美的神像？或许我们必须暂时超出历史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范畴，用一个文艺学上的原理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