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不在撒哈拉-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咦？这样就出国了？原来，国境只是一条线。那是来到欧洲的第一个月，我对出国有了新的认识。
和许多外国人成为朋友以后，我也发现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境只是一条线而已。我们会哭，会笑，会为了同一件事而感动。
我们相处在一起，往往就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次和一个希腊女孩做功课，我们聊起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她说道：“天啊！我们一起相处那么久，一起做功课，一起去派对，我有时候根本忘记了你是中国人，甚至也忘掉了自己是希腊人这件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会聊谁和谁分手了，什么衣服好看，去派对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但又很奇怪的，分开以后每当看到瑞典，我就会想起安迪；看到荷兰，就会想起梅丽莎；看到希腊，就会想起这个一同做功课的女孩。相处在一起是意识不到文化差异的，但是分开后却深深记得：“其实希腊人友好热情”，“荷兰人啊！果真非常守时，出言直爽”，“瑞典人传统而老实”！
友好热情、守时、传统老实，这些民族特性，其实也是人类的通性。
聊得来，志同道合，管你什么国籍。
瑞典，纯真的心
我突然想起许多年前，一个女孩的一张惊讶的脸。
那是个初夏的傍晚，上海的天还是亮的，空气里有一股即将自由的甜味。小学二年级，读书没有那么多压力，上课就好像只是参加集体生活。一个周五，我们要在放学前写一篇作文，忘记了是什么题目，只记得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下课铃响了以后，大家一个个站起身，桌椅摩擦地面发出尖尖的声响，女生们一个个温柔地亲手将作文簿交给语文课代表，而男生则是远距离将本子甩向她，随后一群人勾肩搭背奔向周末。
我仍然坐在座位上，低头写作文。当我落笔的时候，抬起头，只有四个值日生在教室里。
“语文课代表呢？”我慌张地问。
“刚走了。”
我立刻背起书包，手里抓着作文本就冲出了学校。语文课代表家住得离我家不远，我一直跑，直到小巷，远远地我看到了她的背影，马尾因为走路而一甩一甩的。喘着气，我开心地继续跑向她。
总算追上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喊她，伸手拍拍她的肩膀。女孩转过身，看着我，我却仍然因为喘气说不出话来，手里捏着的作文本已经成为一团了。站定，我将手里的作文本在膝盖上展开，用力抚了一抚，递了过去给她。
“对不起！应该一打铃就给你的，但是写着写着就停不下来。”我说道。
女孩瞪大了眼睛，表情很诧异。她接过了作业本，呢喃道：“没关系的，下星期也可以啊。”
那时候，我无法理解女孩的惊讶。
英文中有句短语是：walk the talk； talk the walk，言行一致的意思。可是长大以后，我渐渐发现，越长大越长高，我们的嘴巴和脚的距离就越拉越大，终于有天发现很多人的嘴巴和脚是分开的。
马尔默商业街的雕塑
中午时分的冬日街头，哈勒姆
谈恋爱的时候说了很多誓言，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到；小时候的梦想，一点点瓦解，最后想不起当初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和朋友分开的时候说着要经常联系，结果忙着忙着，什么都没有安排，许多年后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来到哥德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巴塞罗那早晨明媚的阳光下出发，一路从南欧往北走，探望在瑞典读书的女友们。
走出机场，加入大巴排队的人群。五分钟后，大巴缓缓开来，人们一个个有秩序地走了进去。随便找一个座位，我就坐下了，头靠着窗，看着外面暖黄色的灯。现在是下午三点，但此时冬天的北欧已经如同深夜般漆黑一片。车厢内，几乎坐满了人。
不过是下午三点
汽车缓缓开动，我正想着要戴上耳机，这时候开始广播了。司机先说了一遍瑞典语，我什么都没懂，第二遍是英文，“先生们女士们，欢迎乘坐我们的机场大巴，很抱歉的是我比预计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所以让大家久等了。因为过来的时候有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坏了，我在路口等那个坏了的红绿灯半个小时，我不想乱穿马路。”
听到这里，我不禁笑了出来，真是个老实的北欧人！
司机继续说着：“但是因为这是机场大巴，很多人在等待，所以我就闯了一次红灯，大家不要这么做啊！”
我扑哧一下，几乎要笑出声，也很想给司机鼓掌，但周围没有人笑，更没人鼓掌，大家都只是听着，似乎这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米粒在哈勒姆的小火车站等我，远远地就看到了这个可爱的人儿。一下了火车，我立刻飞奔过去，两人抱作一团。她把准备好的手套给我，再用围巾包住我的脖子，“终于来啦！”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是许久之前了。如今在异国他乡见到旧友，实在有种说不出的感慨。
一路上，我把哥德堡司机的故事和她说了一遍。她习以为常地说：“这事在这儿太正常不过了。”
“真老实啊！”我感慨。
“我的钱包在学校丢了，找了几天没找到，可是突然有同学交给我，说是有人捡到了，但不知道失主是谁，于是就传来传去，后来她看到认了出来，就给我拿过来了。”米粒说。
马尔默
下午六点钟，漆黑的夜里风雨交加。不喜欢阴冷天气的我，这次倒没有丝毫的厌恶感。
我有个女友叫琼斯，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有次我们吃着饭，她突然说：“安迪，那个傻傻的瑞典男孩，我在学校看到他了，你离开的那阵子他挺难过的。”在她眼里，全世界的人都是傻的，不懂算计，不懂拐弯思考。
安迪的确是个单纯的瑞典男孩。想起他的样子，我就会记起那个冷到牙齿都在发抖的十二月。我们一群人玩得很开心，迪莎说要去派对，但我已经疲惫，于是说要早回去。安迪为了我的安全也没有去派对，戴上了他那副大大的黑手套，陪我走回家。
走着走着，路灯下，突然一点点白色的细颗粒从天空飘下，这白色雪花越来越大片，下得越来越猛烈。我们惊喜地发现，原来下雪了。
“安迪，你看，雪！”我指了指天空，兴奋地在空旷的地面奔跑。有轨电车的轨道已经被雪掩盖。
“呵呵，是啊！”他用脚在一边画起了画。
“你的肩上，头发上，哈哈，我们都成了雪人。”我再抬起头看他，大雪把他包裹成一个白色的雪人。
回到了家，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和脸是冷冰冰的，但在雪中激动的时候，却一点知觉都没有。从窗口望去，安迪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无人的街道，雪依然在下着。
安迪在英国读书，也是来荷兰交换的，我们这群人常聚集在他家打牌跳舞。他来自瑞典的马尔默，在认识他之前，我去过那座小城。
有一天，我问安迪：“你的梦想是什么？”
他笑着回答：“我想当个父亲。”
我愣了一下，“父亲？那么容易的事情，难道是指‘神父’吗？你又不信教！”
“不是那个意思，是当个好爸爸。”
“啊？为什么？”
“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不常见到父亲，但是我想看着我的孩子长大。”
我的瑞典朋友很多都来自离异家庭，瑞典女性地位高，所以离婚率也很高。安迪常常和妈妈打电话，报告这报告那的。
后来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又认识了一个瑞典女孩，莱拉。第一回见面，她就大大咧咧地摸了摸我的裙子，“这个有型！”她和每个瑞典人一样，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她之前在洛杉矶生活，做喜欢的工作——时尚编辑。
我，她，还有马来卡——一个帅气的比利时女孩，常常一起去吃饭。莱拉是主角，而她的主题常常是，“最近我去看了话剧，认识了一个意大利演员，他约我出去。”我和马来卡两人聊的话题只是去看吉他演奏会或艺术展，每次有莱拉在，我们就像是听故事一样。
离开瑞典时，下完雪的早晨，竟然出太阳了
有一次我问莱拉：“你想要当什么？”
她说：“要当一个大明星，要结婚当一个好妈妈。”
原来，莱拉也来自一个破碎的“典型”瑞典家庭，而她也在一直努力成为一个独立却传统的人。
意大利，乱走是我旅行的方式
从巴塞罗那飞往意大利罗马，仅需一个半小时。抵达后出门，在航站楼找到了苏黎世到达厅。
远远地，我在众人之中看到这个高高大大的德国男人——布鲁萨。他一转头，也立刻看到了我，脸上笑容满满。
见面后亲吻左右脸颊，我精神满满地说道：“早！去坐机场大巴吧，旅行开始了。”
“早！”布鲁萨这一回穿着汗衫和牛仔裤，背了一个登山包，和平日里出差的样子很不一样。这个三十三岁的德国男人，在一家国际公司的瑞士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经常会满世界跑，常常是西装领带，手提电脑和黑色商务小箱。
“大巴要坐多久？”他问。
“我也不知道。要提前上厕所吗？”我正拖着自己的行李箱，问。和他不同，我只有这么一个箱子，十七岁旅行时买的，那时哪里会在乎那么多，看到是卡通图案觉着可爱就扛了回来。于是这些年来，它一直陪伴我走了世界很多地方，已经褪了色，箱子的边边角角也已磨破。每次想到这些，我都暗自庆幸，幸亏父母没有在我两岁的时候问我想要给自己取什么名字，估计我会给自己取个“糖糖”或者“鸭鸭”之类的。
“不是啦，只是想知道。”布鲁萨回答道。
“哦，这些都无关紧要！不回答你了，事事谨慎的德国人。”我笑了出来，他总是任何事情都要提前安排好。
“拉儿童箱子的！”布鲁萨知道我在和他开玩笑，立刻还击，脸上仍然笑容满满的。对于我的出言不逊，他早已习惯了，也因为交情深，彼此都无所谓。
我们找到了车，罗马的“豪华”大巴并不豪华，电视机上贴了一张破烂的纸，歪歪扭扭写着“out of order”。上车坐定后，我问他：“你真的要一切都安排好，才罢休吗？”
“嗯，有安全感吧。”布鲁萨因为太过高大坐下后双腿伸不直，只能弯曲着。
“哎，我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次旅行我和你讲过不做任何计划，别当我是开玩笑，因为我的的确确一点计划也没做。”为了布鲁萨的安全感，还是提前告诉他比较好。
他哈哈大笑，说道：“你在邮件里面说过啦，我可以，没问题！”
“哈！真的？我才不信！”我抢过他的手机，得逞地笑了起来，“看，我就是不信，你还是下载了一些旅行所需的应用软件。”
“以备不时之需啊！”布鲁萨义正词严地说道。大巴开动起来，我们俩都安静下来，看风景，矮破的房子，大范围的农田。
其实，去过大大小小那么多地方，我养成了一个并不好甚至任性的习惯，去旅行，我从来都不会提前做功课，更不会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