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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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民族的灵魂中，都有它的优点和弱点，长处和短处。但是，在知识分子的眼中，几乎只有问题缺陷和不平，因为如果不如此，便没有反抗和改革。

　　知识分子是社会弊病的暴露者。他们的工作，目的全在于疗救。

　　国民劣根性的生成，不妨视作传统文化的某种沉积物，其中包括政治文化、专制政治的“治绩”。知识分子整体地迷恋于理想，向往未来更完美的世界，所以批判国民性时，时时有同过去决裂、颠覆传统的话语，有同权力对立、同制度对立、与现实不调和的话语。

　　知识分子无国界，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唯他们能持人类的眼光，批判本国政府；也唯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把国外的事务当成身边事务，一样发出批评的声音。

　　对知识分子来说，凡是同人类生存相关的问题，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包括国民性问题。

　　有民族，便有民族性，但是并非必然地就有民族性批判。批判始于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成，他们是和一种全新的观念——“现代性”一起来到世间的。

　　人文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反专制。反专制是无条件的。专制对于人的控制并使之异化，远甚于贫困、巫术和迷信，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最深痼的病因。无论专制统治自称如何适应某一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遇，即所谓“特性”，也是不可接受的。

　　专制有悖于人类的基本道德，它直接破坏了人类自由生存的前提。

　　启蒙运动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运动的动力并非来自权力者的赐予，而是来自思想者群体自身的意志的诉求，因为它是反控制的、无边际的、自生长的。即使运动的内部有分歧，有论争，如当年法国的卢梭与伏尔泰、卢梭与狄德罗，也都是互补的，对自由的信念是一致的，寻找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包括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康德在1784年发表过一个关于启蒙的经典的看法，即把人类的“未成年状态”的责任归于人类本身，并指出，要摆脱这种状态，就不能不依靠人类自主地积极地运用自己的悟性。启蒙就是发掘人类的自觉意识、理智、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康德的观点虽然受到质疑，但是在人类未来的发展中，仍然不失其世界主义的普遍性。

　　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起码的条件是：自觉为人。

　　启蒙是永远的。

　　只要有知识分子，就有启蒙，何况在马克思所称的“史前时期”。

　　东方学，西方学，爱国主义及其他

　　萨义德的“东方学”是著名的。

　　在萨义德那里，东方有两个层面：一是实体的，自然存在的；一是想象的，人为建构的。东方是欧洲最古老、最广阔的殖民地，是欧洲的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最常出现的神秘的“他者”。东方与西方相对立而存在，并为西方而存在。

　　“东方学”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它是西方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对东方所作的描述和阐释，对所有与东方有关的观点的权威裁判，是君临东方，对东方实行殖民、操纵与重构的一种机制或方式。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极端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构成整个“东方学”的思路。

　　这是一个东方血统的西方人对西方霸权话语的批判，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来自西方内部的批判。

　　不妨杜撰一个名词：“西方学”。

　　在东方，有人做盗取西方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一面燃作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盏，一面煮自己的肉；但是也有人害怕引入异地的火种，终至蔓延开来，烧毁古老的圣殿、墓穴，以及所有祖传的宝贝，因此不免恐怖，乃至仇恨起来。现代历史上，有相当长一段时期，以“崇洋媚外”、“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对西方加以阻拒，加强禁锢，延缓波普所称的“开放社会”的到来。如果说，“东方学”显示了西方居于霸权地位的傲慢与偏见，那么，“西方学”则暴露了东方处于落后境地的自大、保守与排外情结。

　　约翰·普拉默那茨谈到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是“西方的”，最初出现在西欧；一是“东方的”，出现在东欧和亚非拉地区。两种类型都建立在接受一套共同标准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标准，就是“人、道德和社会”。这些观念的社会根源及思想根源基本上来自西欧。

　　“东方的”民族主义出现时，人们开始被拖进一种陌生的文明中，他们发觉祖先的文化不能适应世界的新标准，这就意味着，要在文化上重新武装自己，就必须改造固有的文化。然而，模仿异族文化将失去自身的特色，怎么办呢？对被模仿的对象，只能是“既模仿又敌对”。一方面要拒绝外国入侵者，又不能不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另一方面，也要拒绝祖先的方式，因为它是进步的障碍，但是最后又不能不以它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普拉默那茨指出：“东方的民族主义”这种纷乱而矛盾的情形，在赫尔德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那里是不会出现的。

　　辛亥…五四的一代，在这里也不妨称作民族主义者，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上述的矛盾性；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满怀敬意地把他们称作伟大的改革家。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勇于接受西方而反叛传统；为了使传统文化转型以适应现代世界，他们发起社会、思想、道德革命，不是保存和弘扬“孔教”、“国粹”，而是极力加以破坏，使一种富于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有利于个人自由选择的社会条件被创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革命。推介史密斯的著作，从中引发国民性批判，正是革命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直达实质性的部分。

　　传统文化价值的确认，确实常常和推进历史进步的条件相矛盾。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霍勒斯·戴维斯所描述的：“是将民族主义视为理性的、世俗的、现代的运动，还是更多地强调民族因素，坦白说，他们很多都是落后的，没有现代因素。”戴维斯同时认为，不管两者的冲突多么激烈，结果还是被历史地决定了的。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不过，他认为，在民族主义的现代和传统倾向之间，“最后胜出的是现代化、西方化的因素，当然它只能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之后”。

　　戴维斯倾向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工具，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而《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不同，他推翻决定论的框架，断言民族不仅是集合了客观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且更多地是“被想象出来的”，“被创造出来的”。就是说，他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民族及其改造中的作用。在讨论20世纪民族主义的“模式化”特性时，他举例说：“中国大众根本不会考虑在柬埔寨和越南发生的边境冲突。越柬两国的农民也根本不想要这场战争，都不想被牵涉其中。千真万确，这是一场官方的战争。在战争之后，又借用流行的民族主义，将战争说成是自卫。”把事情总结为“官方民族主义‘权谋术’”，结论是悲观的，当然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民族主义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传统保守，另一种理性进步。印度政治学家帕尔塔·查特吉认为，分析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可以借用功能主义理论：“如对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要参考它在普遍历史中的结局，对其采取适当态度。”

　　必须注重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进入意识形态的核心。

　　恰达耶夫对俄国和俄国人的批判尖锐至极，说俄国是构成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空白”，毫无优越性可言。为此，官方宣布他为“疯子”。

　　但是，这个“疯子”坚称自己是爱国的，是一种“否定的爱国主义”。他评论说，俄国人只具有“爱国的本能”而距离“自觉的爱国主义”甚远，所谓“热爱祖国”，所用的只是幼稚民族的方式，从来不曾为思想所惊扰，在严肃的问题上，精神力量得不到锻炼，甚至根本不存在精神劳动。

　　什么是“自觉的爱国主义”呢？他指出，“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他强调文明理性和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自觉意志，认为只有怀着对真理的爱去爱祖国，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他坦承道：“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

　　国民性批判可以成为“殖民话语”，反国民性批判亦可以成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

　　从“解殖民”到“自内解殖民”，到“后殖民”，如何踏步于民族主义道路是一个问题；但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从来未曾被完全殖民，不论蒙受了多少国耻，在总体上，它一直保持着几千年“文明古国”的完整性。——这是我们的爱国者谈论“国是”，包括“国民性”或“国民性批判”问题时所应特别留意的。

　　实际上，殖民话语根本不具备批判性，只存在歧视和压迫。而批判和自我批判则是自觉的、理性的，是社会公正原则的一种践履，也是对自身潜在力量的一种确认，因此说，它是走向再生的根据和先导。

　　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包括国民性批判——最终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不可能直接施之于社会改革，因为它无法在国家组织与各种社会势力中进行实际的联系和有效的沟通。实际上，重大的社会实践，主要靠政治精英及“基础阶级”去推动；如果，知识分子所准备的一切，在实际政治中往往被搁置，甚至有可能随时遭到否弃。

　　二〇〇九

　　1月，传记《漂泊者萧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所编萧红文集注释本《萧红十年集》（上、下）同时出版。

　　发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内战》，评述上世纪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在法国社会及知识界的影响。

　　发表《九十年文学一瞥》、《六十年文学史如何书写》等，就中国文学的发展及现状问题，表示了不同于北大教授陈晓明等人的意见。

　　介绍德国画家基弗，作《基弗：后极权时代的废墟》，在《随笔》、《作家》等多家刊物发表。本书节选引子部分。

　　基弗：后极权时代的废墟（节选）

　　安塞姆·基弗（1945—　），德国著名画家，新表现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后移居法国。

　　基弗被称为第三帝国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画坛诗人。他一直专注于表现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文化命运及纳粹主义的遗产。他说：“我带着联系我们意识和经历的象征进行创作，这象征将同时引发我们对自身的不断的省思。”历史、神话、宗教、文学题材都是他的视觉对象，其中，大屠杀的记忆是反复表现的主题。作品富于历史感、悲剧感，带有沉思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