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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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不满的是政权的性质，毋宁说是政权的形式，即无君无臣的非“正统”性。他是把整个现实中的政治文化看作是新文化的一部分的。殊不知，他所称的“党家专政”，其实是旧制度的产物，是生杀予夺的帝王政治的借尸还魂。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民主”、“自由”等口号，长期停留在思想层面，却没有能够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1949年以后，他以文化的眼光看政治的态度并未改变。海外有学者著文申说他的“反共立场”，其实是反对新文化的一贯立场的延续，正如他本人所自述的：“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对于共产党政权，他有明确的表态：“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这种不合作主义态度，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与西方知识分子对权力的疏离与对立有着根本的不同。1956年，陈寅恪列为政协委员，颇受“礼遇”。他有联语云：“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有诗云：“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他也不无满足之感的，有诗为证：“余年若可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无须讳言，他的诗集不乏现实政治的感喟，但是，篇幅更大的是自伤怀抱，以及作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史家的兴亡之感，是负鼓盲翁唱给旧文化的深情挽歌。

　　陈寅恪几次提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为人所称道。考其出处，用法有三：其一是维护“我民族”的独特性，此即为《论韩愈》、《柳如是别传》的主旨之一；其二是反对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保持学术的“中立”价值，亦即王国维所说的“学问之自由独立”；其三指治学态度，不可依傍他人。其意如此，距真正的独立精神尚远。独立与自由，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品格，它们是不可能脱离现代价值观念而存在的。

　　在近人中，陈寅恪和王国维极重学术的地位，他们同样力求以学术重振业已衰微的民族文化精神。虽然，陈寅恪也曾言说“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其实这也是他所说的“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外来学说的吸收，无非在促使“新儒学之产生”而已。这种学术思想，与他的研究方法，包括以诗证史的方法，甚至叙述方式颇相一致，常有浓郁的“本家”气息。他一生著述，少有系统条理的史述，多为笔记式的考据文章；由于留学时深受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影响，所以能够在原来乾嘉学派的基础上更进一层。

　　《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得意之作。所谓“晚年唯剩颂红妆”，两书均借“罕见之独立女子”作主角，感怀身世，发愤明志。表面上揄扬女性，固有的传统观念却随处可见，尤以后者为甚。关于柳如是，书中写道：“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述及柳如是与诸名士往来而以弟自称时，说：“河东君之文采固不愧子由，卧子牧斋作诗，以情人或妻或弟牵混，虽文人做作狡狯，其实亦大有理由者也。一笑！”书中还开柳如是“三寸金莲”的玩笑，说清政府幸未令女人放足，否则“迫使河东君放脚，致辜负良工濮仲谦之苦心巧手也，呵呵”！写到柳如是内服化妆品发为“热香”，则说：“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及至柳如是于歌筵绮席间议论风生，不禁赞曰：“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狎昵，庸俗，明显是一种没落的士大夫情调。

　　作为诗人学者，陈寅恪自有其存在之价值，但不必悬作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正如“为学术而学术”自有其成立之理由，不必一定尊为学术之正宗一样。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固须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又须超越自己的专业，以独立的批判态度，体现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其价值取向是属于未来的，而非过去和现在，所以能够来自传统而反叛传统，不致成为传统的陪葬品。

　　在这里，不妨拿章太炎做一个比照。对于章太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的评价，就不是从纯学术观点出发的，而是定位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胡适称章太炎是一个复古的文家，他的复古主义虽然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种反背时势的运动”。鲁迅说他“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陈寅恪与章太炎，在阅历和治学方面自有许多不同，但于“反背时势”，“和时代隔绝”者则一。

　　思想学术与社会进步的联系是一个严峻的命题。时代潮流不比世俗时髦，它来源于深层的历史变动，因此不只需要追随者，更需要战斗者。30年代，有人把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者毁之为“趋时”，为此，鲁迅写了《趋时和复古》一文做辩护。他说，“趋时”其实是“前驱”之意，所以希望敬爱战斗者的人，“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虽然，把陈寅恪当“金字招牌”者亦大有人在，然而他却着实未曾“趋”过“时”。

　　二〇〇三

　　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先后在《随笔》及《东方文化》杂志发表。

　　《札记》对知识分子角色作出不同层面的阐述，强调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独立性、批判性，启蒙的责任，以及失败的宿命。文章流露了一种悲观主义观点。

　　与章德宁女士合编文学年度选本《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出版。

　　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节选）

　　1

　　知识人

　　知识是一个元概念，可以由此衍生出一个概念群：知识人、知识分子、知识工业、知识主义、知识社会学，等等。

　　即如由资本构成企业家、金融家、高利贷者、纨绔子弟和守财奴，由权力构成君王、僭主、政客、弄臣、革命者一样；由知识组成的知识人，除了共同使用的知识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相关性之外，作为一大族群，其中的人物可以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在知识社会中，由于知识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特定的社会圈子的依赖程度不同，与圈子内外相联系的对象和方式不同，因而所受社会组织结构所施加的压力也各不相同；知识人对社会，从霸权直到其余触目的事物和事件，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内战”于是发生。

　　社会斗争往往通过知识人的内战进行。

　　只要知识人存在一天，内战不会停止。

　　被称为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之父的兹纳涅茨基在其名著《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试图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类型学。他将有关的角色分为四大类型：技术专家、圣哲、学者、知识创造者。这样的划分未必是准确的，事实上，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也仍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分类方案；但是，兹纳涅茨基关于知识人参与的特定角色系统所作的发生学及功能的阐述，无疑具有启发的意义。特别是角色转移问题。角色是一个动态系统，在执行过程中，角色成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可以是单个角色，也可以是多重角色，还可以变色龙般地变换角色。对于角色执行者而言，根据其主观意向，可以有多种方式去执行角色；或者，只对角色成分诸如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功能等其中一种感兴趣，而使其余的从属于它。由此，在知识人中就有了“守夜者”，有了“异类”，有了如法国评论家班达所称的“背叛”问题。

　　知识阶级

　　五四时期称“知识阶级”（源于日语），后来在政治家的著作中变做了“知识阶层”，阶层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意在强调其依附性。再后来，连“阶层”也搁了起来，单说“分子”，很明显属于游离的社会角色。这样，著名的皮与毛的譬喻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其实，作为一个外来名词，就语义学的意义上说，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词（intelligentsia）。

　　多少波澜险恶，唯在几个方块字的摆布之间。

　　从知识人到知识分子，中间多出一个精神过渡的层次。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虽然可以导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或中世纪的教士，但是，如果脱离了法国大革命以降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理念和近代科学关于世界构成的观念的影响，要产生根本性的蜕变是不可能的。

　　由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

　　“知识阶级”作为一个名词，据考证，最早源于俄国，大约1860年间已经出现，甚至还可上溯至18世纪。而作为现代意义的词，在法国，则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由法国政治家、激进派领袖、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Clemenceau　Georges）于1898年1月14日在《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发表《知识分子宣言》时首次使用。可见，从诞生之日起，“知识阶级”已是遍身烈焰，放射出社会正义的光辉。

　　俄国知识分子是特异的一群。

　　所谓特异，是因为他们把知识分子精神发挥得特别充分。领队者之一的赫尔岑，赞许他的兄弟兼具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美质，他们肩负着把他们的“北方货币”投入人类思想宝库的伟大使命，是“很少生活于往日的人们”，是“统一科学和生活、言论和行动的代表人物”。英国俄裔思想家伯林称他们是一支自觉的军队，他们的存在，将对世界知识者的良心构成永久性的冲击。关于俄国知识分子，以色列学者康菲诺列举了五项特征：一、关怀社会；二、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义务感；五、深信事物的不合理，以及加以改造的必要性。此间，贯穿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罗斯土地的燃烧般的情感。乌斯宾斯基把提升起来的涵盖这一切的精神称作“土地——人民性”，其实这就是俄罗斯精神。索洛维约夫们的“新精神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们的斗争哲学，也都是紧贴着那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地飞翔的。

　　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知识分子精神。

　　有机性与无根性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经典的两分法，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他是从形成不同的知识分子范畴的历史过程所采用的形式，其中主要是两种形式的对照分析中得出这个创造性的结论的。

　　社会集团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一般而言，他们是伴随着新阶级的出现而活跃在由新阶级所力图彰显的新型社会中的“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