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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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关于生命存在的最先体验,在相隔多年以后,通过幻灯事件、婚姻事件和《新生》事件的联合反射而获得进一步的强化。当时,无论个人或民族,都被置于一种“边缘处境”;“新神思宗”存在主义,作为危机哲学被他“拿来”是必然的事情。但是,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共同命运,又不能不使他同时倾慕于泛爱的托尔斯泰学说。这样,两种完全相悖的哲学,也即“托尼思想”,便以貌近传统的“中庸”,其实是反决定论的一种方式,统一于生命本体。他把自己的生命本体论表述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还有一个补充说明,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把“生存”同“温饱”联系起来,确立了鲁迅哲学的平民性品格。这里的“发展”,可以看作自由观的一种表达;他确认:任何自由,是必须建立在满足温饱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基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条件,而对生命价值所作的规限与要求,既不同于以保存生命,其实是保全性命也即保全肉体为要义的中国古代道家学说,与立足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西方存在主义也有很大的距离。
2 境遇:墙与荒原
生存条件构成人的境遇。鲁迅的哲学,首先是从境遇问题开始的。
第一个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以奇诡的隐喻结构,对人的境遇作了提纲挈领式的说明。
诚然,生命是宝贵的,可是一旦进入“社会场”,就成了被漠视被迫害的对象。人的命运变得无从选择:一方面被吃,一方面吃人。如果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两个寓言体小说链条式地揭示出弱肉强食的生命现象,那么《狂人日记》则把强与弱,吃与被吃都集中到同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作螺旋式的展开。在狂人眼中,吃与被吃有各种人,各种花样;而自己,则因为二十年前踹了一脚“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与周围活着的人全然无关,竟也成了被吃的因由。吃人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这理论,同吃人的历史一样古远。传统不断地生成现实,反过来,现实又不断地弥合传统。于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整部历史,就是这样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充满着暴力、阴谋、疑虑、惊惧,以及各种变态。最可怕的是,狂人发现自己在“未必无意之中”也曾吃过妹子的几片肉!生活在一个“时时吃人的地方”,从而带上吃人的履历,这是万不可免的,不管自身如何清醒,乃至感觉着吃人的“惭愧”。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其实,狂人一开头便诉说着小孩子如何地向他瞪眼了。他明白:“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在生命生成的初始阶段,就埋下了被戕害的祸根。这样,最后的庄严的呼喊——“救救孩子”——听来也就变得十分地空虚无力了。后来写作的另一个小说《长明灯》,结尾叙述小孩把疯子——另一个并非思想着而且行动着的狂人——放火的宣言随口编派成歌,儿戏般地到处传唱,正是对《狂人日记》关于人类未来的筹划所作的呼应。
说到个人的处境,鲁迅常常以“碰壁”为喻。墙,在他的哲学用语中,一者表明人是永远的孤身,不相关怀,不相沟通,如《故乡》中的“厚障壁”;二者表明某种被围困的状态,但又不见形影,如《“碰壁”之后》说的“鬼打墙”,也即所谓“无物之阵”;三者是没有出路的绝望的表示,如《自序》的著名的象征物:“铁屋子”。关于人的境遇的另一种隐喻是属于“荒原”的。由此衍生出的意象群,如“高丘”、“旷野”、“沙漠”等等,其实都一例地表达如他所说的“无从措手”、“无从把握”的失助感,如果说,墙使人从敌意的对象中反观自己,那么荒原则使人从空无的平面中直接感知此在。
总之,人的境遇是险恶的。对此承认与否,是萨特说的“自由选择”的开始;它关涉整个人生态度,确定了作为不同命运角色的最基本的特质。
3 自欺:境遇的逃避
否认境遇的“恶”,这叫自欺。自欺是对境遇的逃避。在鲁迅的哲学文本中,自欺有着三种主要的表现,即:遗忘,转移和超脱。
遗忘有两种,一种是普遍的健忘。鲁迅多次说过中国是最健忘的民族。在纪念辛亥革命而写的《头发的故事》中,所说便是“忘却”问题。“三一八”惨案后写作的系列文字,也曾不止一次地涉及造物主为“人类中的怯弱者”、“庸人”作的设想:“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用时间来冲淡苦痛和血痕。”关于柔石等共产青年之死,他有名文,题目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国是有所谓“特别国情”的,忘却正是“祖传的宝贝”之一。鲁迅痛感中国人不问世事,缺乏理性,因此无法深刻感知“情境压力”,一切模模糊糊。
还有另一种遗忘,弗洛伊德叫“有动机的遗忘”。古人谓之“坐忘”、“浑沌”、“糊涂”,鲁迅则把自己所经验者叫“麻痹”。《春末闲谈》说一种细腰蜂,作为施行麻痹术的好手,其工作就是“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这种遗忘是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是思想中枢的自行破坏。
关于自欺的最著名的例子,莫如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上的胜利,当然是事实上的失败,只是不愿承认而已。《阿Q正传》中有两章专记阿Q这种“优胜”的行状,譬如自己穷落了,就说“先前阔”或者“儿子阔”;头上的癞疮疤是必须讳“光”讳“亮”甚至讳“灯”“烛”的,他还有另外的报复取笑者的话,就是“你还不配”;被人打了,就以“总算被儿子打了”自慰,或者承认是“打虫豸”,以博取自轻自贱的“第一个”;失败之余,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迁怒于静修庵里的尼姑,等等。中国多隐士,除去“终南捷径”不说,如果意在现实的逃避,那么所作的便是地理环境的迁移。《采薇》写的求隐而不得的伯夷叔齐,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而阿Q始终没有逃出未庄以及那里的“一群鸟男女”,他的逃避只能是“逃名”。自大和卑怯是逃名的动机,逃避强者而制造弱者,逃避失败而制造胜利。这种假想中的对象的转移,其结果,一样是模糊境遇。
再就是所谓超脱,实质上是超现世,超时代。鲁迅在1928年与“革命文学家”者流的论辩,归结到哲学意义上,正是如何面对生存境遇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歧异。如果说,遗忘和复古是从过去的维度抹杀现在,那么超脱则从未来的维度遗弃现在。境遇具有时间的规限性。它意味着,无论过去和未来,都必须通过现在来显示生存。鲁迅指出:“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他确认:“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他特别强调现实性,所以,才讨厌“真理”而反复使用“真实”一词;使用频率较高的,还有“正视”、“暴露”之类,形成一个词义群,相当于存在哲学家说的“去蔽”,坚定地指向一个“在场”。
但是,在鲁迅那里,奴才与奴隶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奴才是“万劫不复”的,而奴隶则潜在着反抗的可能,奴隶根性是可以改造的。在文化性格上,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的特征:奴性。所谓奴性,即尼采所称的“奴隶道德”,是对于情境压力的遵从或依从。不逃避境遇,必须正视境遇,绝望于境遇。倘没有了绝望,改造也者,不过伟大的空话而已。
4 绝望
鲁迅对现存的世界是绝望的。
绝望乃包括对人类现状的险恶性的全部接受,以及对其本来意义上的非人性的根本拒绝。它以固有的诚实和勇气,表明个体存在对于处境的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而与各式的失败主义无缘。
关于鲁迅的绝望与虚无的哲学,在《两地书》、《呐喊》、《彷徨》,尤其是《野草》中表现为多。他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希望往往被他当成为非存在非实有的东西,是“自己手制的偶像”而被彻底打掉了,于是“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只能作“绝望的抗战”。
在《明天》中,单四嫂子祈愿做梦而竟无梦。《药》里的夏瑜,为了他人的生存而捐弃生存,结果鲜血被做成“血馒头”。《风波》描述革命后静如止水的生活,所谓风波,不过偶尔的一搅动,随即平复如故。阿Q糊糊涂涂地造反不成,终于被拉去枪毙了;在连成一气的眼睛的包围中,他说的“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便成了极其辛酸的自我讥嘲。《孤独者》的连殳爱人,反而为人所共弃。《伤逝》寻找的是幸福,所得却是墓碑和无已的悔恨。《在酒楼上》写一种人生,也无非如蜂子或蝇子般地飞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上。鲁迅大抵是通过如此种种带有悖论性质的故事和语言,去表现人间的绝望和恐怖的。《影的告别》说道:“我不想跟随。”然而,独立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无论在天堂、地狱,还是将来的黄金世界。不是为黑暗所吞并,就是在光明中消失,结果纵使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也终至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冰谷里的“死火”,即陷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处境:走出冰谷就得烧完,留下又将冻灭。书页夹着的“腊叶”,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不管颜色如何斑斓,也都无从存留。《复仇》里四面都是敌意,一如《求乞者》四面都是灰土、《颓败线的颤动》四面都是荒野一样。他的作品,也写“血的游戏”,但更多的是写“无血的大戮”,写普遍存在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希望》说本想用希望的盾,抗拒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但是,当肉搏这暗夜时,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了。《墓碣文》阳面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阴面则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这是《狂人日记》的“吃人”之后的“吃自己”,这种吃法,是比“吃别人”和“别人吃”更为残酷的。境遇具有强度渗透性,无内无外,无始无终,所以,结尾有一句偈语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存在即绝望,绝望仍存在。在这里,绝望就是存在的勇气,是对于自我肯定的力量的体验,是相对于“奴隶道德”的“主人道德”。克尔凯郭尔把绝望分为两种,一是因不愿做他自己而绝望;二是因要做他自己而绝望。鲁迅的绝望,明显是“愿做自己的绝望”。这是一种特别的绝望。所以,克尔凯郭尔才说,“只有达到绝望的恐惧,才会发展人的最高力量”;雅斯贝斯才说:“谁以最大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