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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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茅盾：《女作家丁玲》，载《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及其文学史地位
由《梦珂》到《莎菲女士的日记》，作家由社会环境潜入人物内心矛盾的更深层面，写成一篇才气淋漓地解剖人物灵魂裂变的心理小说。莎菲是一个走出家门，漂泊异地的知识女性，她已经脱去了封建家庭的脐带，按照个性主义者的理想而独来独往，但她不能跳离笼罩着封建烟雾的社会，求爱失爱，寻路失路，个性主义只给她带来“狷傲”、“怪僻”的讥评。社会已给她的心灵烙下过多创伤，而呈现病态，在旅馆养病是她的生活。但是她敏感、多疑、疲惫、烦闷，百无聊赖而又心境不宁，“心象许多小老鼠啃着一样，又象一盆火柴在心中燃烧”。因此她感伤难已，喜怒无常：“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出我自己来。有时为一朵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但看到一个二十多的男子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手背时，却象野人一样的在得意的笑了。”于是她因爱惜自己而作践自己，因追求生而糟蹋生，抱着对人生绝望的心情而养病，在养病中失眠、酗酒，用自我毁灭来表达与顽冥不化的世道的不合作。追求两心相印的爱情是她的志趣，但她追求到的却是心与心的隔膜，是欺骗与憎恶，“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苇弟对她的爱是真挚的，每能慰藉她的寂寞，但苇弟的性格是懦弱的，与她性格不相融洽，她讨厌这种跪着的爱，从他的泪水中寻找快意，却又为这种残酷的快意暗自忏悔。凌吉士对她的爱是虚伪的，她醉心于他具有“中世纪骑士风度”的堂堂仪表，却发现这个南洋华侨子弟的人生哲学是“赚钱和花钱”，她鄙视他那种以金钱买笑，整天做着发财梦的市侩品格。她的恋爱观是崇尚个性的，她不愿为传统的中庸之爱拉进小家庭之中，也不愿为洋化的市侩之爱套进金钱眼之中，因此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无所适从，在无乐可寻中抱“及时行乐”的幻想。莎菲的性格“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她是带反抗性的，但这种反抗是孤独的、带病态的、无出路的。她的出现旋即引起反响，说明个性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尚未过时；但这种个性主义已带上病态，说明它倘若不消融在进步的集体主义之中，是没有出路的。丁玲在成名作中，为蜕变中的个性主义唱了一曲格调凄厉而充满才情的哀歌，她谈到这类作品的创作动因时说：“我当初也并不是站在批判的观点写出来，只是内心有一个冲动，一种欲望。”这种单凭内心冲动来创作的作品，是浪漫抒情的，而不能牵强附会为现实主义的。
在第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丁玲以其在《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卓越的抒写才能，一鸣惊人，纤敏中夹杂强悍，既有前期女作家擅写女性心理之长，又有前期女作家未尝达到的强烈和深刻。她突进了人物心理的更深层次。本期丁玲著作与早期女作家的作品，只有感情浓度和抒写力度的差异，自生活世界而言，著名的莎菲主人公依然以怀素狂草一般的笔触把一个“女”字写上她的文学旗帜。惟有到了《水》，她的文学旗帜上的“女”字，才被一群悲愤不已的农民改作左翼的“左”字了。自此，她的文学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所能囊括，她已经突破了女性文学的狭小格局。这种咄咄逼人之势，连左翼文坛的主将鲁迅也为之震动，在私下谈话中认为：“丁玲是我们最优秀的作家，近来她很努力，茅盾都要写不过她的。”
丁玲属于最广泛和敏捷地接纳时代思潮的作家之列，不仅在女作家中，而且在整个文坛亦复如此。她极为注意小说创作的当代性，多取材于发生不久、或正在展开中的重大事件，敏捷地“对当时当事有所批评”。1931年十六省大水灾洪波未减，于同年夏，她写成《水》。1948年土改运动正随解放战争的进展在全国陆续进行，她便梓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等不及历史对生活的沉淀和过滤，便先声夺人地抢先捕捉现实生活的新机运。这种带露折花的紧迫感，考验着她的生活捕捉力和艺术把握力，在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十年后，她还记忆犹新地陈述了这样的甘苦之言：在该书中进行的“这一次土地改革却比现实中的土地改革更困难”。这种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创作热情和能力，是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在急遽发展的时代追求文学的当代性，使她的作品的思想情调和艺术格调在三五年间便显出巨大的距离，《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水》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时代精神和作家个性的复杂错综之间，均出现了巨大的艺术跨度。早期女作家在家人亲朋之间含情依偎、或凄苦陈诉的作风，已为一个社会和艺术急行者的跫跫足音和匆匆身影所取代了。“跫跫”是其有力之处，“匆匆”难免留下某些粗糙，我们钦佩她把握时代转机的迅疾，钦佩她展示社会历史进程的魄力，又不能不惋叹她间有不甚精美之作出现。人们鉴赏这位卓越的文学女性的作品时，心情是复杂的，不平静的。以三十年代最有成就的两个女作家相比较，我们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骛，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激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
（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论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
代理县长们无疑是沙汀短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不但证实沙汀是在描写一个无可挽救的地狱，而且证实他是怎样一个深刻的描写者。古往今来，许多作家都面对过没落的世界。有的人似乎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心爱的人物的厄运，他如实描写出他们的衰败，一面又奏出伤感的挽歌。更多的人仿佛惊骇于没落者的疯狂挣扎，他们满脸怒容，发出大声的诅咒。有些人惊骇过度，甚至失去了诅咒的勇气。可从沙汀瞧着代理县长的眼神中，我们却看到一种轻蔑的光芒，他简直是笑着去刻画他们的。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追求者，他们实际上都以各自的方式描绘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成熟。沙汀尤其是一个自觉的战士，正因为渴望新时代的曙光，三十年代初他才会去描写那些陌生的题材。可他没有亲眼见过那曙光的色彩，费尽力气，也只能描画出某种模糊的影子。现在他却亲眼看见了历史，代理县长们的每一个疯狂动作，方治国们的每一个忧虑的眼神，都向他报告着新时代的临近。他正是被这个黑暗地狱的崩溃吸引住了。在历史的长途中，没落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独的旅人，它身后一定紧紧跟着新生。沙汀刻画前者时的嘲弄的笑意，正是出于对后者的热烈欢迎。
巴尔扎克说：“嘲笑，这是垂死的社会的文学。”沙汀的文学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他个人的身世经历，都使他几乎必然地会走上讽刺文学的道路。而且，他的讽刺也的确和许多作家不同，既不是满面怒容，也不象譬如契诃夫那样，用温雅和宽容的态度掩盖深深的忧伤，而是渗透了一种深刻的嘲弄精神。
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那种卑劣凶残的角色，《代理县长》中的代理县长也罢，《替身》里的保长李天心也罢，仔细想想，他们的行径真是非常凶残。可是奇怪，我们对这些人物并不怎样愤怒，最初一阵激动平息之后，还会觉得他们有一点可怜。再回味下去，我们更愈益看清了他们的滑稽可笑，竟至于忍不住会笑出声来。这似乎正是沙汀有意追求的效果。
《山峡中》似乎以最突出的方式解释了大部分《南行记》的独特魅力。既然有心再现记忆中的明朗景象，艾芜势必把笔墨集中到人物的善良品性上；可“野猫子”们置身那样一片荒蛮的土地，再主观的作家也不能无视他们周围的愚昧、荒凉和残酷。艾芜真是幸运，他选择的素材本身就具有如此强烈的反差性质，他很自然就要采用对比的方法来安排他的描写。比起那种用想象和夸张来渲染美好事物的作法，这种不声不响的对比显然更能强烈地唤起人们对美的感受。因为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切美都只存在于比较当中，单把一朵花孤零零地举在鼻子前面，我一定感觉不到它有什么动人之处；可如果在灰褐色的岩石缝中看见它，背后衬着那样粗蛮的景象，我就能强烈感觉到它的鲜艳夺目。《南行记》中正是充满了这样的对比，不但“野猫子”的笑声和庙外的黑暗形成对比，人物的内心品质也时时显出更为尖锐的对照。惟其是强盗，他对流浪汉的侠义心肠就特别触目；惟其能毫不动容地眼看江涛吞没自己的同伴，“野猫子”的善良才那样撼人心魄：人是不可战胜的，就在这些荒凉粗糙的心灵深处，诚意和柔情的花苞不是依然在暗暗开放吗？
在那个丑恶俯拾皆是的时代里，执意描画美好形象的努力很容易给人一种过分主观的印象。还在《南行记》陆续发表的时候，就有批评家把艾芜和沈从文归为一类，说他们都在荒蛮的背景下描绘出一个令人安慰的世界。可我觉得，沈从文的确有点象撒下一张诗意朦胧的纱帘，他笔下那种单纯恬静的田园生活，那些天真痴情的湘西少女，似乎都有点隐隐绰绰，看不真切。但老何和寸大哥却和我们相距咫尺，几乎一伸手就能搭上他们的肩膀；“野猫子”们更是活灵活现，我闭上眼睛也想象得出她们的强悍神情。艾芜并不用美丽缥缈的烟霭来抚慰我们，他挖给我们看的金块上还沾着泥垢——这不正是最可信的真实吗？要从腐烂的生活土层里淘取真实的纯金，这远比描绘空中的云霞更加困难。对现实的极端厌恶会不知不觉削弱作家的眼力，使他看不清死水下面的激流。他很容易会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到那里寻找抽象的美，他甚至会忍不住掏出有色眼镜来戴上，向读者描绘虚幻的美。我不愿断定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作家，但我庆幸艾芜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他始终注视现实的大地，始终描绘真实具体的人性。《南行记》不会把我们引入对天国的无边遐想，它只是增强我们对现实的充分信心。我佩服《边城》那样优美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