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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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知道，《激流三部曲》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控诉封建专制制度对健康的、正常的人性的摧残，而它其中的每一部都是从一个侧面、一个方面来反映这个主题的：在《家》中，作者攻击了对青年一代美好爱情、追求幸福的愿望的扼杀；在《春》中则着重抨击对女性的侮辱残害；在《秋》里则又以枚和淑贞的命运控诉了封建制度对少年儿童的身心摧残。然而作为这一切的对立面的统治者本身，他们是否就能得到幸福呢？不，他们也经历着人格的堕落及人性扭曲的过程。而这，就是《憩园》所要着重揭示的主题。应该说，这一构思使得《激流三部曲》的主题表现得更为全面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激流》与《憩园》合起来，就把这个问题讲全了。明白了作者的这一构思的意图，我们便明白了何以作品会产生“挽歌”的调子的原因。这是因为，《憩园》是站在杨老三人性被扭曲变形这一角度来观察问题的，它要写出杨老三原先所具有的正常的人性，它要读者相信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的封建礼教是摧毁这正常人性的罪魁，从而使人们更加痛恨它们。这样，他就不得不把杨老三的性格写得既让人讨厌而又让人同情，而这种同情又特别集中在杨老三的“怀旧”情绪上，于是，“挽歌”的调子就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来了。而这一点，作者本人甚至在当时也并不满意，所以他才会说“我至今还感到遗憾”这样的话。
杨老三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形象。他天资聪慧，有较好的文化教养，从他在大仙祠里喜读“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唐诗》可以看出来。然而他又是一个被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所严重腐蚀的人物。在他身上，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就是寄生虫所特有的人的劳动本性的退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态的心理及观念。他挥霍无度，用尽了家产，然而寄生生活又没有教会他任何一桩劳动谋生的本领，他只有去骗妻子的钱，或是去偷窃。在这时，他开始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了，他开始后悔了。应该说，他的后悔还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他多次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再去“小公馆”，不再去干坏事情，然而他的行动却一次次地违背自己许下的诺言。作者这样处理杨梦痴的心口不一，言行矛盾的性格是非常真实的，这是因为，寄生生活同样没有使他养成最起码的意志力，他根本没有这种内心的力量来克服自身的缺点，而人类的意志力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在为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而与困难搏斗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另一方面，长期的寄生生活又使他形成了一整套剥削阶级的好逸恶劳的坏思想。他轻视劳动，当他的大儿子为他找了个办事员的差事后，他说：“我不干了！这种气我实在受不了。明说是办事员，其实不过是个听差。吃苦我并不怕，我就丢不下这个脸。”对于一个惯于颐指气使的地主少爷，对这种身份的转换当然是最忍受不了的，其实，“吃苦”他又何尝不怕呢？只不过在与“丢面子”比较之下，后者显得更可怕罢了。巴金令人信服地刻画出这个从小受封建等级观念熏陶得脑袋发木的地主阶级浪荡子弟的典型心理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爱面子”的思想在杨老三身上是何等地根深蒂固，他离开这个家，死活不肯回来，除了有一种内疚的心情之外，难道这个“面子”思想不在起作用吗？直到进了监狱，罚作苦役，他都仍然怕见熟人。是的，在不见天日的监狱里，他的面子是可以保存了下来，然而“吃苦”这一关他也仍然过不了，为了逃避劳动，他装病，和有传染病的人睡在一起，结果送掉了自己的性命。杨老三的性格就是寄生生活造成的典型的性格。
同时，作者还着重表现了杨老三失悔的心情，这种“失悔”由于和“怀旧”的思绪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对自己过去的邪恶行为的更强烈的谴责。作者多次写他喜爱《憩园》里的茶花，要他的孩子定期为他去采摘；他也会在昏暗的夜晚，悄悄溜进原先属于自己的宅园……作者这样写，无非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从杨老三破产之后才使原先丧失殆尽的人性稍稍得以复苏这一前后变化中，更深地揭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因为在杨老三钱财俱在的时候，他是毫无心肝的，他从不曾想到妻子、儿女，他已堕落为十足的衣冠禽兽。而一旦他坐吃山空、钱付东流之后，世态的炎凉才第一次从反面给他上了人生深刻的一课：他的弟弟不仅不认他，反而把痰吐到他的身上，他这才第一次站在一个受辱的地位，从他弟弟的身上看到过去的自己的真实面目，也只有经过这一番翻覆，他那被压抑扭曲的人性才稍稍地露出头来：他开始有了为亲人着想的思想活动，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我的报应。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们。”他才会留下那张短短的字条，表达出“一个慈爱父亲的愿望”。因此，这样写，巴金就把封建大家庭制度当作了摧残人性的恶势力。第二个目的，作者正是从这失悔、怀旧、自我谴责的痛苦情绪中给杨老三以惩罚。
《憩园》的艺术技巧也有某些显著的特色。它借助“我”的活动写出了三个家庭（虽然有一家不很直接）的生活，并让每一个家庭揭示某一方面的生活的本质，这种构思的确是很新颖的。作品里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它直接来自于“憩园”景色的诗意。另外，整部作品带有散文的笔调，从容不迫、舒展自如，随着“我”重返故土客居“憩园”，引进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激起“我”一层又一层的思绪；“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似乎都很随意，就象高山流水一路汩汩地叙说沿途的景色与事物，然而就从这些涉笔成趣的文字里，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总的意念，各种零散的印象、琐碎的事件都辐凑到了一个轴心：于是一个大的主题出来了。像这样的写法在巴金以往的创作中还不曾出现过，因此我们可以说，《憩园》也是巴金解放前创作风格转变的标志之一。
（录自曼生：《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万岁！》，《文学评论丛刊》第1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巴金创作风格的基调及其变化
巴金的小说是青春的乐章，是炽热欲燃的至情文学，在他那个苦难煎熬着觉醒、毁灭孕育着新生的时代，一个热血青年很难不受这类作品中感情的洪流所裹挟。他的小说风格，自然有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由早期情绪的外泄到后期愤懑的内蕴，艺术上由粗犷趋于精美。然而，他猛然于二、三年间以激情撼动文坛，浩浩乎于数十年间以持久不竭的才思奉献出等身的著作，他前后一以贯之的艺术个性是：酣畅，奔放，浩瀚。他如法国司汤达那样把自己的激情喻为“灵魂的火焰”，如宋代苏东坡那样把自己的文思喻为“不择地而出”的泉源。他如此谈论“毫不费力”地写《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时的情景：“热情积起来成了一把火，烧着我的全身。热情又象一条被堵塞了出口的河水，它要冲出去。”……激情如火，文思如泉，这是巴金艺术个性的自画像。假如说，茅盾为现代小说增添了气魄，老舍为现代小说增添了轻松，那么巴金就为现代小说增添了热度。
由于青年般的热情和江河般的酣畅贯串巴金小说之始终，他的创作方法的发展历程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或者说具有一个特殊的“巴金模式”。从《灭亡》到《寒夜》，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巴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冷隽地写实的巴金，但是在其间近二十年的茫茫岁月中，研究者很难筛选出具体的哪一年作为他的创作方法发展途中的转折点或断裂线。浪漫之气扑人的《爱情三部曲》与写实色彩浓郁的《家》几乎同期创作，写完画面浑厚的《激流三部曲》之后，紧接着写热情洋溢的《抗战三部曲》。我们以爆发抗战的1937年把他的小说分为“前期”、“后期”，只不过是迁就历史年代的偷懒办法。他的创作方法的转变轨迹，不是去如飞矢，而是回环往复有若盘陀山路。
（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十三章
沈从文
【学习提示与述要】
本章评介著名作家沈从文。这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第一节是对沈从文创作生涯及文学贡献的总体评说，对沈从文的主要作品应有知识性了解；第二节是本章重点，集中评述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及与之对照的都市文明的世界，其中关键是把握沈从文对“人生形式”的思考，同时，也应了解其文体上的创新；第三节评述沈从文散文的成就。学习这一章，应偏重于文学的鉴赏，并思考像沈从文这样相对远离现实的作家，是如何以独特的视点创造其“文学世界”的。
一 边地湘西的叙述者、歌者
（1）首先应大致了解沈从文特殊的身世经历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那就是常以“乡下人”的眼光（其实又不可能除去知识者的身份）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应理解其处于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外，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角度，去思考和表现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问题与困扰。
二 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
（2）重点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以“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可以举《萧萧》、《丈夫》、《柏子》等短篇为析例，看沈从文是如何着意表现和赞美湘西下层人民的“自在状态”与质朴坚毅的生命本性的。不过，重点还应该是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读这篇作品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3）了解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注意沈从文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