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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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农村搬到了城市，而政府的政策仍是想把非洲人圈在民族部落里。”
汤姆林森的办法总的来讲一是加强管制，二是增加投资，企图经过一系列措施使“班图斯坦”能够“自立”，不要与白人城市搅在一起。在经济上，他首先强调要改革土地制度。他指出南非要求黑人实行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有弊端，但他提出的改进不是要把地权给农民，而是相反，他要求国家更严格地管制黑人部落的土地。“汤姆林森报告”承认班图地区的农地只能维持五分之一黑人的正常生活，其余黑人要从非农就业中找出路。但是为了防止黑人“无序地”流入城市，打搅白人的安宁，必须给黑人开辟“独立发展”的道路。办法是：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在当地发展非农产业，使一部分黑人能够离土不离乡地在班图区域内的小城镇与“地方工业”（local industries）中谋生，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土地管制保证那些仍然务农的黑人每户使用8英亩左右的“经济规模的份地”（economic plots），对这些土地实行规定用途、每户一份，禁止流转，把黑人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中出现自由分化并产生无地流民。＇138＇
乡村中的“留守人口”
农业以外，汤姆林森建议大力实施“工业分散化”计划。在后来的实践中它包括“边境工业”和“增长点”两项内容。“边境工业”设在“黑人家园”旁边，黑人劳工每天或最多每星期往返一次。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一安排大体上以每年增加7000—8000个就业机会的速度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南非又开始在“黑人家园”内部发展工业“增长点”，以财政资助与各种优惠鼓励内外资企业到“黑人家园”投资设厂，就地利用“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动力。在“资助班图斯坦发展经济”的口号下，南非先后成立了“班图投资公司”和“科萨开发公司”专门为“黑人家园”招商引资，到1974年6月，南非的116家公司和外资11家公司已经在“黑人家园”建立了工厂。这些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工工资很低，据说要比他们在“白人地区”打工的工资低64％，因为那时“白人地区”已经有了黑人合法最低工资的规定，可是在“自治”的“黑人家园”这些规定可以不生效。＇139＇
同时，报告还建议国家大量投资改善班图地区的交通、水电、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以便能够留住黑人。汤姆林森指出这需要很大的预算开支，但与让黑人“无序城市化”对白人社会的冲击相比，这些钱应该花。
在政治上，南非政府宣称“黑人家园”应该保留他们的“优秀传统”，维持酋长统治，不要学白人搞什么民主。为此南非不但在过去的布尔人征服区保留土王，还在过去英国人治理的开普地区黑人区废除了议会＇140＇，恢复了土王，这种“强调部落制和传统领导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把这些东西奉若神明的班图管理体制”得到不少黑人传统酋长的支持，却受到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民主力量的坚决反对。曼德拉指出：“人民要民主，政治领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之上，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141＇
在文化上，南非在“对土著人的语言、传统、历史和他们与之共同发展的部落集团的尊重”＇142＇的旗号下对“黑人家园”实行文化隔离，防止黑人接受所谓“英国殖民者宣传的”人权、民主思想，并大力扶植“因杨扎民族运动”、“祖鲁文化复兴运动”之类的部落“传统复兴”组织作为“家园”“执政党”。这些“党”大都以保持传统特性为号召，极力阻止“西方价值”侵入黑人部落，并与南非白人政权合作，以专制的“黑人家园”和“白人内部民主”相分离的形式维持种族隔离。
夸祖鲁“首都”乌伦迪，白人力图使之“独立”，因祖鲁族领袖布特莱齐等抵制，未遂
南非当局的最终目标是使黑人家园“独立”，因为南非没有中国那样的“农村户口”，要想让黑人在城里为白人打工又不给予定居权和国民待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成为“外籍劳工”。为此南非不但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炮制了特兰斯凯、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和文达4个黑人家园“国家”，还要求进城打工的黑人保持与“家园”的联系；黑人家园当局则向大城市派驻主管本部族黑人劳工事务的代表机构。＇143＇白人国家把占黑人半数以上的城镇黑人，即在“白人地区”打工的黑人都划归10个黑人家园，这些家园“独立”后他们就成了外籍劳工。1970年，各黑人家园共有1503万人，其中在“白人地区”打工者及其家属为800。3万，占法律规定的黑人家园总人口的53。6％。黑人劳工占“白人经济”使用的劳动力的79％。＇144＇黑人家园制度与流动劳工制度二位一体，使“家园”成了黑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和耗尽青春的黑人劳工的最终归宿。
“文达共和国”的“签证”
博普塔茨瓦纳“独立5周年”邮封和吹嘘其“发展成就”的邮票
然而，汤姆林森计划在实行中困难重重。首先是黑人抵制。如前所述，汤姆林森要求强化土地管制的“土改”受到强烈反对，“收地拆房盖新村”式的“重新分配”被视为强制拆迁，多次导致黑人农民的群体性抗争。在工业方面，尽管有种种优惠，可以转移污染，可以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工业分散化”与黑人家园工业化计划总体上还是收效甚微。南非在“家园”扶植的酋长专制制度腐朽低效，大量财政支持被他们用来给自己发工资和兴建各种华而不实的政府建筑、公共建筑和“路边村”之类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效率很低。同时黑人劳工对这种收入低、待遇差的“离土不离乡”就业方式不感兴趣。特别是在后期，由于城市黑人斗争的成果，在“白人地区”尽管仍受歧视，他们还可以组织工会，有最低工资和一些保障，但在“自己的”酋长统治区他们连这些都没有。因此他们不但仍然愿意进城打工，也仍然希望把家庭迁入城市。他们强烈反对归属于任何“黑人家园”，反对当局把他们遣返回“家园”的任何企图。＇145＇
南非在建设“黑人家园”方面开支巨大，而且开支的增长十分迅速。1988—1989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对10个“黑人家园”的财政补贴总额超过69亿兰特，而下一财政年度更达到85。1亿兰特，当时合34亿美元。＇146＇实际价值相当于2006年的59亿美元。按各“黑人家园”的总人口计，＇147＇人均达到356美元。与之相对比：2006年中国国家财政为“三农问题”据说投入了3397亿元人民币，“三农”投入的概念要比“新农村建设”投入宽泛，就算两者是一回事，这笔钱合416亿美元，按农村人口计人均46美元。可见南非国家财政对“黑人家园”建设的投入要比中国国家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大得多。
但是，由于“黑人家园”建设的思路是：“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家园’虽‘独立’，黑人失人权”，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善黑人权益、达到种族平等，而是为了借助黑人中的“传统”势力来约束黑人使之留在农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变成“外籍劳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资格，强化“35岁前住单身工棚，35岁后回乡终老”的状态，甚至企图让城居黑人倒流回乡。这样的目标不可能受到黑人欢迎，在“家园”建设中政府倒确实是“主导”，但黑人不可能成为这种建设的“主体”。“黑人家园”建设前后持续了30多年，尽管也搞了不少工厂，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道路、机场、水库、政府建筑、医院、中小学，乃至大学，但“黑人家园”经济上仍然不能自立，仍然日益成为“留守人口”构成的衰败社区，黑人仍然涌向城市，并且把家庭也带进来，而“黑人国家”的“独立”在国际社会的抵制下更无人理睬。
乌姆塔塔水库
正是由于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被不少白人纳税者视为负担，成为他们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法有久远的历史，在改革前的“学大寨”运动中就有过这个口号，但是在2005年重新高调地提出“新农村建设”时，其内在动因其实有两个：一是由于此前（尤其在“非典”事件中）暴露出农村教育与医疗危机严重，社会上出现要求国家财政承担责任、为农民建设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的呼声，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改变过去对农村抽取“原始积累”、只取不予、竭泽而渔的做法，其原则是“多予少取”，其性质是弥补“欠账”而不是建什么“新村”，是实现普世公认的基本社会保障，而不是展现什么“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其内容主要是以教育、医疗为主的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建设。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笔者过去也一直提倡，近年来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当时也有很强的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把“新农村建设”看成是与所谓“西方式”城市化、市场化、私有化相区别的“中国式道路”。当时一些“三农”专家著文极言“西方城市化模式”带来的“贫民窟”等问题如何如何恐怖，断言这条路我们走不得，并对如今“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的现象极表忧虑。他们这方面的说法与当年南非的“三农专家”汤姆林森对黑人进城的担忧十分相似，汤姆林森正是因此提出建设“黑人家园”，而他们也因此提出“新农村建设”，并且两者都自命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些人甚至走向对此前农村改革给农民“退出权”的质疑，提出所谓“小岗要学南街”和“重新集体化”的命题。对于“圈地、招商、建大城”现象中滥用公权力造成的弊端，他们不是强调维护农民的权利不受权力的侵害，而是像汤姆林森那样，主张进一步强化政府管制，用强大权力来“收地、拆房、盖新村”。他们与汤姆林森一样持有“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的思路，希望以国家财政投入来取代人权的改善。在推行“工业分散化”、农民就地消化，改业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发扬“传统”、抵制“西化”、遏止农民外流，严禁农民私有土地，鼓吹“回乡创业”与“农民工回流工程”等方面，他们与汤姆林森的设想也很相似。而这些措施与城里的“梳理行动”相呼应，其实还是要维护那种排斥性体制。
特兰斯凯大学（今更名为沃尔特·西苏鲁大学）
特兰斯凯乡村中政府建造的“种族主义新农村”
乌姆塔塔教堂
唯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像南非那样追求“黑人家园独立”。他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求“新农村”“独立”，因为通过那些在南非已逐渐失效、而在中国仍然行之有效的排斥性政策，中国的“农民工”本来就难以得到“国民待遇”，用不着在形式上把他们贬为“外籍劳工”。
按照这样的思路，“新农村建设”就会在“政府主导，但农民非主体”的状态下变成大手笔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然，如果财政投入足够大，在追求“形象”之余也能够做一些有用的事——南非在“黑人家园”也做得不少。但如前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