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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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键问题是，斯坦格曼是否像两年前解放运动的法庭那样，判定温妮是绑架4名青年人的背后指使人。斯坦格曼法官最后宣布她一定是这一切行动的背后主谋，因为——法官措辞得体地称——从设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曼德拉夫人作为精神动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就像设想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一样。只有当他宣布对温妮在殴打四名青年人中所扮演角色进行宣判时，法官才对她的罪行有所怀疑。起诉人未能证明她去布兰德福特是在撒谎。因此像她所说的那样，仍存在相当大的可能性——她在殴打开始前已经离开。然而，她后来肯定知道了绑架和殴打之事，但即使在索韦托领导的压力下，她仍拒绝释放被绑架青年。斯坦格曼最后说，至少温妮是名从犯。他判温妮和法拉蒂犯有绑架罪，而且温妮还协从殴打了4名青年。
那天出席审判的几乎所有记者都与斯坦格曼法官对温妮的评价一致，认为她是“一个冷静、沉着、从容不迫、毫不脸红的说谎者”。然而，使每个人感到震惊的是法官先生对温妮的品质大加指责，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白人或黑人官员如此毫不掩饰地谴责这位前“国母”。在斯坦格曼对案件长达六小时的回顾中。温妮始终毫无表情地听着，但即使是她在听到斯坦格曼对她人格的评价时也大为震动。对斯坦格曼的调查结果，她唯一反应是说她很高兴法官先生没有判她犯有殴打儿童的罪行。她突然脱口而出“那才是我关心的事情”。快走到法庭大门时，温妮又恢复了通常的微笑，而纳尔逊却没有。很明显斯坦格曼对他妻子的判决动摇了他的信心，头一次他无法露出那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斯坦格曼判决如下：由于犯有绑架罪，从第二天起温妮需坐5年牢；又由于她协同参与了殴打青年事件，另加1年徒刑。他还提到温妮在屈服于巨大的社会压力而释放两名被绑架青年之前，曾把他们拘押了20天，她对受害者“完全没有同情心”。法官先生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们中的哪个人哪怕觉得有一丁点儿难过或者下不为例的意思。”法拉蒂被判6年徒刑；摩根1年。乔治·比泽斯立即宣布他将对斯坦格曼的判决提出上诉，但温妮和曼德拉在政治上和感情上的损害已经不可能弥补了。（1993年6月2日，上诉法庭撤消了斯坦格曼对温妮绑架罪的宣判，而是改为1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另加罚款约10000美元。法庭还撤回了对温妮犯有协同殴打罪的指控。）
这次审判粉碎了纳尔逊对他那么久以来一直挚爱的女人的最后幻想。在刚刚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她已经两次被判犯有不轨行为，第一次是她的同事们进行的非正式的审判；第二次则是法庭的正式审判。斯坦格曼法官和温妮的同事对温妮作出的结论相同，纳尔逊再也无法继续相信她是清白的。但他想得更远，他也无法保护她不被非国大领导人们赶出去了。对于斯坦格曼对他妻子的可靠性和名誉作出的可怕的论断，非国大执委会没人提出异议。法官宣判后的沉寂震耳欲聋；更进一步，曼德拉要求非国大把温妮的审判看做是政治审判，但遭到非国大领导层的拒绝。非国大采取的立场既反对他也反对温妮。曼德拉突然面临这样一种前景：在他周游世界时，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位被判犯有绑架罪的女人。她会使他在政治上极为尴尬，而且，被内疚感所折磨的纳尔逊不准备与她离婚或不再保护她。不，他不会的。直到1991年秋天他才转过弯来，但事情的发生却与审判毫无关系。
到1991年中期时，温妮已不仅是一个犯有殴打儿童之罪的女人，她还变成了一个精于玩弄政治阴谋，能通过变幻无穷的诡计来促进个人政治事业的女人。曼德拉刚被释放时，她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扮演起贤内助的角色，把纳尔逊推向镜头。在讲坛上，她毫不炫耀地站在他的身边或身后，面对那些来聆听他们心目中的麦加圣音、目睹他们心中之神的群众，她几乎一言不发。在适当的时候，她与曼德拉合演“曼德拉一家”——两人肩并肩站着，面带具有感染力的微笑，伸出的拳头紧握着；温妮会大喊：“权力！把权力还给人民！”
这种情形很短暂。起初，纳尔逊被温妮搞得迷迷糊糊，急切地帮她促进她的政治事业。他开始帮助她赢得非国大在奥兰多西区的分支机构和“妇女联盟”的选举，使她有了一个本地权力基础。他挨家挨户地拜访民众，号召他们投温妮的票。她轻松赢得选举，给了她通往地区和全国级的政治活动的跳板。在曼德拉和他在非国大内的老战友们的帮助下，1990年秋天温妮当选为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部长。这一提升激起相当的争论，但曼德拉在1991年2月8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反对她这一任命的人“屈指可数”。
这一职位为温妮提供了她所需的政治舞台：她需要频频在城镇里和棚屋的帐篷里露面，使她能在非国大喜好战斗的成员中赢得支持者。
就像爱娃·庇隆＇1＇在阿根廷做的那样，温妮把自己塑造成穷人和被压迫、被蹂躏人民的英雄。与此同时，温妮忙于与非国大内部的“激进分子”和“革命分子”建立联盟，尤其是那些属于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她和“民族之矛”总参谋长克里斯·哈尼常在一起。哈尼不仅是非国大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他还是南非共产党总书记。甚至在1991年官方的曼德拉圣诞卡片上，她还宣扬自己与哈尼的亲密友谊，在卡片的背后有一张她和哈尼的合影。温妮是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只是一种猜测，而没有什么证据。她有时戴一个共产党徽章，但她常穿军装；徽章与她的军装和军帽非常协调。她想表明自己同情南非共产党人和“民族之矛”。
她另一公开的盟友彼得·莫卡巴，前“南非青年大会”主席，该组织后来变成“非国大青年联盟”，莫卡巴仍是主席。在城镇里其成员只沦为非国大的“冲锋队”，以“青年狮子”著称，温妮的好战形象使她在“青年联盟”中大受欢迎。总之，不论是在非国大还是在共产党内，从棚屋住户到最高层领导，她都有强有力的朋友和盟友。
温妮的敌人们也很强大，他们主要是在非国大“妇女联盟”内部，非国大高层和中层官员中也有一部分。这些人的领导是“民主联合阵线”的领袖们，1989年2月他们参与作出把温妮驱逐出群众民主运动的决定。这一伙人由拉马弗萨，南非最强有力的工会领袖领导。在曼德拉获释后不久，温妮成功地把拉马弗萨给压了下来，但他极受群众欢迎，不可能长期被压在下面。考虑到温妮不顾一切的好斗形象和政治上的腐败，特别是在她被判犯有绑架罪之后，其他非国大官员感到对非国大来说，温妮是一笔还不起的政治债务。
与此同时，温妮的推土机战术使越来越多的非国大积极分子疏远了她。比如说，她觉得胁迫人们投她的票没什么不对，有些情况下她利用纳尔逊的威望来达到目的。有一次，在约翰内斯堡的非国大地区组织的几个分支机构想阻止温妮当选地区执委会委员，他们抱怨她的方法太强硬。就在选举开始前不久，温妮在曼德拉的陪同下步入会场。纳尔逊接着动情地恳请人们选她，然后选举立即开始。她当选约翰内斯堡地区“妇女联盟”主席是另外一个例子。她给每个她认为不会支持她的人写了一张条子，威胁说如果谁不投她的票她就把谁称作是政府的间谍。但其实纳尔逊和他对温妮的亲手提携仍然对温妮不断当选至关重要。
1991年4月下旬，温妮遭受了另一次严重挫折：她未能如愿以偿地当选“妇女联盟”主席。这一次甚至纳尔逊也无能为力，因为导致她失败的那位女人是阿伯蒂娜·西苏鲁，她一直不急不火地同温妮竞争。1990年之前她所遭受的警察迫害并不比温妮少，而且她的丈夫沃尔特坐牢的时间也和纳尔逊相差无几。但是作为一个平和的祖母般慈祥的人物，她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她一直被火焰般燃烧的温妮所掩盖。许多人认为阿伯蒂娜才是配得上“民族之母”称呼的人。在非国大成为合法组织后，“妇女联盟”在金伯利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她们俩的重要性得以比较和体现。
竞争主席职位的两名人选是温妮和格图德·舒比，后者是非国大执委会的老成员，也是非国大“妇女联盟”在卢萨卡地区的负责人。整个大会的时间都耗在选举上了。温妮用公共汽车拉来她的支持者，而且选举投票时试图舞弊。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现场给每个候选人准备了不同颜色的彩色选票，上面没写候选人的名字。这是为了照顾参加大会的大批不识字的妇女。温妮的支持者们把绿色的选票割成两半，希望能使温妮的得票数加倍，但这一伎俩很快被人发现予以制止。最后看来，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阿伯蒂娜。她公开号召她的支持者投舒比的票，他们也的确那么做了。结果对温妮来说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她只得了96票而舒比得了400票。阿伯蒂娜于是毫无异议地当选为副主席，而温妮不得不就任“候补成员”。不到两周之后，温妮被判犯有绑架罪。
在目睹了妻子在公众面前声名狼藉、在政治上遭受挫败之后，曼德拉下一步要忍受另一种羞辱——他旧时战友联盟的力量逐渐被削弱。1991年7月2日到7日，非国大在德班召开了盼望已久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将确定一批候补人选名单。尽管曼德拉当选非国大主席只不过是走个过场，但在选举总书记的问题上斗争具体化了，因为总书记人选将决定他退位之后谁来接班。曼德拉的老战友们倾向于让阿尔弗雷德·恩佐，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和尽职尽责的总书记留任。但恩佐决不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许多人认为他应对非国大内部组织混乱负有责任，他已经变成了为曼德拉跑腿的“小男孩”。相反，坦博·姆贝基和克里斯·哈尼间的竞选斗争日趋明显。他们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姆贝基为人平和谦逊，而哈尼则很激进。然而在最后关头，两人都同意退出竞选，以免发生伤害感情的权力斗争。于是，曼德拉暗中为雅各布·祖马运动，想让他当选总书记，祖马是非国大情报局局长，也是一位祖鲁人。曼德拉解释此举是为了平衡“民族”领导间的权力，特别是挑选一名祖鲁人以反击布特莱齐酋长的指责，他说非国大已被科萨人控制了。
这一次，曼德拉又没能实现自己的想法。相反，前“民主联合阵线”与共产党激进派通力合作，展开了推举深受大众欢迎的西里尔·拉马弗萨作总书记的运动。在接下的选举中参加大会的2244名代表投了票。拉马弗萨以1156票对490票的压倒多数击败祖马，曼德拉没有办法控制这一秘密选举的结果。（祖马后来成为刚刚设立的副总书记）一群崇拜拉马弗萨的代表把他举上肩头，像凯旋的英雄一般把他从大厅后部扛到了主席台，人群对这位38岁的新领导发出欢呼。
拉马弗萨的当选体现了权力从老一辈革命家手中传递到了年轻一代的积极分子手里，其中很多人来自“民主联合阵线”的各领导层。在非国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个月，“民主联合阵线”宣布解散。拉马弗萨的当选也向曼德拉传递了一条私人信息，就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