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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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怒的情绪中，抗议者越来越暴力，目的性更强——摧毁种族隔离的象征，采取了从扔石块到纵火各种方法。7月22日，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封锁了许多黑人居住区，允许警察和军队不受惩罚地杀人，在国内外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在波尔斯摩尔，曼德拉和他的同伴，没有电视，只能读报和猜测外界情况一天天的发展：警察和军队进驻黑人居住区，从装甲车上向人们射击，儿童亦不能幸免，就好像他们是猎物。黑人警察和白人一起鞭打抗议者，无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警察将成千的社区领袖、牧师、工会会员、学生禁闭起来，缺乏领导的群众从向警察扔石块转向烧死“勾结者”：黑人警察、市长、地方议员和可疑的告密者，这些人比他们代表的白人统治者更容易攻击。白人表面上仍未受影响，待在他们严密保护的隔离的社区里，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因为他们的电视节目受过审查，没有警察鞭打白人学生的镜头，而都是黑人烧死黑人。＇13＇
全国上下，在灰蒙蒙的黑人居住区和小村子里，成千上万的哀悼者参加了葬礼：纪念死去的烈士，激起更大的反抗。一位妇女说：“我们不会再这样下去了。”在这个死气沉沉，赤贫如洗的乡村，人们正在哀悼被警察枪杀的一个13岁的男孩和一名20岁的青年。“这些杀戮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们使我们被迫采取暴力。”
图图主教参加了一些葬礼，试图平息一些莽撞的青年愤怒的情绪，他吟诵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写的祷文：“上帝祝福非洲，保护她的子孙，指引她的领袖，并给予她和平。”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在葬礼上飘扬着，自由的歌曲被传唱：歌曲的作者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曾在东开普敦的克拉多克做过牧师的坎农·詹姆斯·卡拉塔，现在，在克拉多克的一次葬礼上，人们公然反抗，称赞曼德拉和坦博警告博塔注意历史的潮流，以免为时太晚。葬礼是为卡拉塔的外孙福特和马修·戈尼维、一位文静的年轻的学校校长和刚从伊丽莎白港一次“联合民主阵线”会议回来的另外两个社区领袖举行的。他们被一个“杀手队”杀死，并被残忍地肢解。在哀悼的人群中心是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赶到克拉多克的南非教会理事会的领袖阿兰·博萨克和勒尔斯·诺迪，后者是一个阿非利卡人，曾是狂热的阿非利卡国家主义者，秘密组织“兄弟会”的成员，他在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都走了很长的路。莫莉·布莱克伯恩也在场，他是“黑绶带”的成员，进步联邦党和好望角地方委员会的一员，是死去的四个年轻人的朋友和将他们自己视为黑人一员的白人的象征。
一个葬礼接着一个葬礼：8月11日星期六，在西斯凯靠近威廉国王镇的雷伊黑人居住区，维多利亚·姆曾格葬在了她丈夫身旁，她和他一样是被谋杀的。她是在最高叛国罪审判中为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其他“联合民主阵线”领袖辩护的律师之一，葬礼上的发言人用曼德拉的监狱号码D220或“纳尔逊大叔”来称呼他，他捎来了口信：对维多利亚·姆曾格的谋杀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原谅的暴行。
即使是葬礼上的悼念者也不能幸免于警察和军队的袭击，死亡人数一直在上升：在21个月里近900人被杀。任意杀人在黑人居住区和零星的营地到处蔓延。在开普敦的凯特西，黑人治保员烧毁棚户，杀死了大批的居民。这些治保员被称作“威特德凯”，因为他们总穿着白色的衣服到处招摇。目击者注意到穿着便服的警察在一旁怂恿。在纳塔尔省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在那儿穿着红衣服的布特莱齐的因卡塔自由党和民主联合阵线发生了冲突，而且很少被安全力量检查出来，政府宣称这是“黑人对黑人”的暴行，许多媒体也接受这一歪曲。有洞察力的观察家深信有一支邪恶的第三支力量参与其中，1989年，一位调查治保员谋杀案件的学者大卫·韦伯斯特博士被暗杀后，这一看法得到了加强。
博塔未能制止住暴力，他缺乏灵活地拒绝取消国家的紧急状态导致了广泛的国际制裁。“资本联合抵制”导致兰特（南非货币单位）趋于崩溃，南非企业界越来越要政府开始与“甚至一些还在狱中”的黑人领袖谈判。企业界领袖带领一个代表团与在流放中的奥利弗·坦博、姆贝基以及其他人进行了磋商。坦博使美国和美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里根政府的官员们相信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参与，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然而，在英国，撒切尔夫人被布特莱齐主席打动了，她在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中，声称黑人是制裁中受害最深的。
“释放曼德拉并和他对话。”博塔受到国内外评论家的强烈要求，只有这样暴力才能被制止，经济才能复苏，而且，欧洲共同体国家压倒了撒切尔夫人的反对，威胁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不取消种族隔离、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建立政治自由的话，将施以制裁。
博塔总统对此的反应是要求南非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借助外国来毁灭祖国的黑暗势力。”
尽管处在监禁中，曼德拉和他的同伴也能深思熟虑危机中的每一个进展。曼德拉变成了一个更爱沉思的人，经常回顾他的一生，评价自己的工作，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他并没有背离在1960年叛国罪审判中的声明：给予普遍的公民权的要求从未被放弃。而且，如果政府说：“让我们谈谈吧。”他会回答：“好的，让我们谈谈。”现在1985年11月，他相信再次尝试与政府接触的时机已经到了，但他被迫马上做前列腺肿大的手术，在他迫切需要的时机面前，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挫折。
1986年初，知名人士共同组织（主席是尼日利亚的阿巴查将军和澳大利亚的马尔科姆·弗兰斯特）访问南非寻求和平方式结束种族隔离。在与曼德拉在监狱的会客室见了几次面后，把这位“活着的传奇人物”描述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的人”。他们发现他“没有任何痛苦的痕迹”，而且“渴望被允许为和解进程作出贡献”，他们也指出他那“威严的风度”，和他举止中“散发的权威”，甚至为他的看守们所敬重，他“完美的外表”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会让监狱的裁缝很高兴的，为这次会面他专门为曼德拉做了一件细条子西服。
共同组织的建议激起了一阵乐观情绪，他们建议政府采取行动举行包括所有党派的谈判，释放政治犯，取消对非法组织的禁令。但是就在共同组织与内部成员会面的当天，博塔在右翼官员影响下，对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这三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外的主要基地。这些残暴的行为，对“联合民主阵线”重要领导人的逮捕和软禁以及年复一年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14＇，只是增强了曼德拉的决心，他和科特西的谈话继续进行，官员们被召进来进行更秘密的讨论。
1988年7月，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全世界都响起了“释放曼德拉！”的声音。在伦敦一次盛大的音乐会上，斯蒂文·翁达用他的歌《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表达了这种心情，在南非，警察打断了庆祝活动，曼德拉的同志们也不被准许和他在一起。看起来他正式要求和博塔总统会晤的时机成熟了！
然而，一个更严重的挫折接踵而至。8月上旬，当西苏鲁和大牢房里的其他人被允许探望他时，他们发现，他虽然很高兴，但咳嗽得很厉害，说话都有困难，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必须动手术抽走肺中的液体。在斯德林伯克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时，他告诉自己的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他不希望小题大作。然而，西方领导人要求释放他的呼声更迫切了，只是遇到了南非极右保守党和新纳粹极端分子的威胁。
曼德拉迅速痊愈归功于他多年自我约束，坚持日常锻炼。圣诞节，他被安置在帕尔外面维克托·韦斯特监狱一所看守的房子里。政府发表了这所带游泳池的“舒适而又安全”的平房的照片，但看不到曼德拉。自从1966年在岛上照了些照片以来，他的任何照片都被禁止。无论怎样，印制政治犯的照片都属非法。因此，毫不奇怪，当他周末被车带到开普敦或乡下为他可能被释放作准备时，他没有被认出来。帕尔的居民或海滩上的漫步者或许注意到了一个高大的与众不同的黑人，在一群白人（穿便服的看守）的陪同下偶尔在他们中间闲逛。
1989年7月5日晚，曼德拉终于动身前往总统在开普敦的官邸图恩胡伊恩斯，后来，他开玩笑地描绘了他被带入时的预防措施：检查了他的血型以防万一他被子弹射伤，而且仔细检查了他的衣服：新西服、新衬衫、袜子、领带和鞋。但是衬衫起皱了，不去关心是否会耽误时间，他必须脱下来，赶快熨好。而且，还有鞋，他忘记系鞋带了！在25年穿着监狱囚服和平底便鞋之后，他都忘记怎样装扮了。在总统门外，国家情报机关总指挥跪下来帮他系好鞋带。
曼德拉坦白他走进会议室时“非常害怕”——博塔的火爆脾气臭名远扬。他发现那条“老鳄鱼”很温和，而且很有魅力，于是放下戒心。但是在谈判的关键问题上，博塔还是不乐于合作。
评论员认为这次茶会象征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合法化。“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开明的总统，与将接替他的人会晤。”图图讽刺道。
1989年8月13日，奥利弗·坦博经受了一次中风而且被送到伦敦诊所，他总是急匆匆地工作和到处跑。曼德拉每天十分焦急地等待着阿德莱蒂·坦博的报告。他说坦博是“最近30年可以将整个组织团结在一起的那个人，是可以帮助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一个强大的地位以赢得在我们国家获得自由的斗争的人”。
在几个月内博塔激烈地反对要求因为他的健康不断恶化而辞职的请求。内阁部长们在德兰士瓦领袖F·W·德克勒克的带领下，不为他的抗议所动。1989年9月20日，德克勒克宣誓就任总统。德克勒克很保守，也是个实用主义者，而且知道南非失去了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战争。他许诺一个“新南非，一个彻底改变的南非”，第一个迹象是当2万名游行者在已经是大主教的图图的领导下被允许抗议警察在开普敦杀人。游行和平地进行。但是如果传奇般的曼德拉被释放，黑人的情绪会不会失去控制？
作为考验，戈万·姆贝基已被从罗本岛静悄悄地释放，返回了伊丽莎白港。于是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其他利沃尼亚案被告的妻子在看守的房子里与曼德拉见了面，而且被告知她们的丈夫很快就能和她们在一起。在整个国家，人们的情绪因为有了希望而高涨，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挥舞着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沉浸在欢乐中，直到10月15日星期六早上，沃尔特·西苏鲁、阿迈德·卡特拉塔、安德鲁·姆朗基尼、埃利亚斯·莫索莱蒂和雷蒙德·姆拉巴回到了家中。在索韦托，在站在装甲车上的武装部队的监视下，77岁满头银发的西苏鲁，看起来神采飞扬，拥抱着欣喜若狂的阿伯蒂娜。他们不得不挤过围在他们住的小房子周围极度兴奋的人群。数天来，阿伯蒂娜和家人一直都在粉刷和打扫以迎接这一非凡的时刻，国外电视摄像组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