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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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63年炎热的夏季，政府的指控进一步加强了：尤塔提供了在利沃尼亚查获的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行政机构、电站、铁路以及非洲警察驻地等地点的地图。正如尤塔经常所说的，整个案件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份被称作“马伊布耶行动”文件，该文件勾划了游击战争和外国干预的轮廓。“完全是某些年轻人的不切实际的计谋和冒险的臆想”，布拉姆·费雪评论说。这是在曼德拉被捕之后制订的，对此他一无所知。然后，他在非洲之行中所写的日记，原以为已经被销毁了，却由于长期以来对安全的忽视，也在利沃尼亚被查获。
当辩护律师们推翻了一个政府证人的证词后，警察对被告们的家人采取了报复行动：西苏鲁的儿子，还不满16岁，已被依据通行证法案，被捕了；埃利亚斯·奠索莱蒂的夫人，卡罗琳，在《90天拘禁》法案下，被拘禁，与他们的7个孩子相隔离，连辩护律师也无力帮她。当法官认为她与事件无关，她已被拘禁了113天。
当真凭实据的指控材料不断聚集的时候，被控告者的士气发生了波动，但曼德拉的士气没有波动，他将其他人团结在一起。他们嘲笑警察们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斯旺波尔，他一头茂密的红头发，身穿运动外套和法兰绒长裤，当曼德拉他们向其律师小组请教时，他便在会客室的门口徘徊，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曼德拉他们知道会客室里安了窃听器，于是形成了一整套方法用于相互写纸条，以交换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有一次伯恩斯坦传给乔夫一个纸条说：他，姆拉巴和卡特拉答准备对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有罪的指控进行反驳，因为他们并没有卷入“民族之矛”中，虽然在政治上他们很活跃。当乔夫把纸条烧成灰的时候，恰好被斯旺波尔从门口瞥见。曼德拉很快划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难道斯旺波尔不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吗？”然后向乔夫眨眨眼睛，格外小心地递给他。乔夫认真地看了看，然后将纸条揉成一团，当他慢慢地拿出火柴时，斯旺波尔一个箭步冲过来，夺走了纸团，“啊哈，先生，我们在监狱里必须小心火种”。当他走向门口时说道。然而，在读完纸条后，他怒气冲冲地跺着脚出去了。曼德拉说：现在，我们又会有一段安宁的日子啦。
审讯开始5个月后，1964年2月29日，政府结束了其指控陈述。辩护律师们只有一个多月进行准备。他们面临艰巨的任务而少有休息：要分析数以百计的文件和声明，与全国各地的证人面谈，更为不便的是要从每一个被告那里取得证词，这里的困难不光由于咨询请教被监听，而且还由于新的会客室所带来的不便，不像以前，大家自由地坐在一起，现在被告和律师们被一个高柜台模样的挡板隔开：在这挡板之上是钢筋栅栏；在两边各有5个高高的固定在水泥地面上的凳子。
律师们被监狱长官——奥坎普上校领进他们所在的一边，另一边，曼德拉和另外4人安坐在高凳上，而剩下的4人不得不在后面站成一排。曼德拉很礼貌地笑了笑，然后问道：“先生，今天吃的是巧克力还是香草咖喱？”他的嘲笑激怒了上校；顾问团对在这种不友好的气氛中难以进行卓有成效的询问而进行的抗议也没起任何作用。他们要求在监狱的两个小时午饭间歇进行询问的要求也被拒绝：作为被指控为罪犯的曼德拉和西苏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的。
辩护律师组在是否让曼德拉和其他人作证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乔夫尤其反对他的委托人遭受质询，这些人是在他成长过程中，受他如此尊敬和崇拜的人，如果他们遭到像尤塔这种人的嘲笑，他是无法容忍的。但是乔治·比泽斯强调：除非被告提出证据使得法官确信他们没有决定进行游击战争，否则就将意味着死刑，并且，他相信如果法官在听了他们在证人席上的证词后，将很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而费雪则拒绝支持任何一方，而主张征求被告们自己的意见。
西苏鲁说他们当然不怕尤塔的质询，而姆贝基认为他们的答辩是强有力的。曼德拉向乔夫提出：“我想，乔夫，作为一个律师，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意图，你十分渴望能挽救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很渴望能活下来，但这仅仅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我们政治理念的实现。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我们曾为了自由和尊严而战斗，这里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对政治而言是正确的，毕竟，我们只是将陈述事实。”当曼德拉向其他人征询意见时，他们都同意了。
费雪给曼德拉递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比泽斯也递了一个内容相近的条子给其他被告，上面写着：“曼德拉要以他期望的方式——嗓音宏亮而吐字清晰，发表政治声明，唯一的一种选择就是在证人席上发表。”曼德拉很快草写了答复：他想接受质询，尤塔对非洲人民的“牢骚”的嘲弄以及他致力于将非国大诋毁为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努力，令曼德拉感到很痛苦。
其他人都同意了顾问团的建议：曼德拉应该在证人席上强有力地阐述他们的观点，然后由他们来接受质询。经过多次的书面争论后，曼德拉勉强同意了。
随后，乔夫递给曼德拉一张纸条。曼德拉读的时候，抿嘴笑了。纸条上写着：对这个决定必须严守秘密，所以他们将假装成他还在准备证据而向他提供大量的文件，这些文件将有利于使监狱当局疲于应付，而不会通知尤塔。曼德拉会意地对乔夫大声说：“顺便提一下，我需要‘叛国罪审判’的记录以准备我的证词。”当曼德拉烧毁乔夫的纸条时，因为想到尤塔通过一百多卷厚厚的卷宗来给监狱当局制造麻烦时，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乔夫开始不断地往监狱里送文件和书刊，上面标明是给曼德拉的。这些书包括经济方面的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曼德拉急切地想读一读这本书。监狱当局把《战争与和平》退给了乔夫，告诉他监狱领导绝不允许把共产主义书籍，尤其是关于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送给一名犯人。
在开庭5个月后，1964年4月20日，星期一，法院的法庭由于要进行辩方陈述而被挤得的水泄不通。主要顾问布拉姆·费舍尔，总结了辩方律师将要证明的：政府的哪些陈述辩方承认，政府的哪些陈述辩方将否认，随后他说：“法官，辩方的陈述将由纳尔逊·曼德拉在被告席上的陈述开始。因为他参与了‘民族之矛’的组建，他将向法庭讲述这个组织的开始一直到1962年8月的历史。他本人在那时被捕了。”
“阁下！”尤塔失望地叫了起来，请求法官警告被告，他从被告席上发言远不如接受法庭质问重要。
“我认为，尤塔博士”，法官回答道，“被告的辩护律师有足够丰富的经验来向他的委托人建议，不需要你帮忙。”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雪对法官的建议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没有谁不知道刑法条款。”然后他接着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出庭。”
曼德拉慢慢地站起来，调整了一下他用于阅读的眼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读他的声明：
“阁下，我是第一号被告。我有文学学士学位，在约翰内斯堡曾与奥立佛·坦博一起做过几年律师。首先，我想说，政府起诉中说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主义分子的影响，这是完全不对的。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作为我的人民中的一分子还是作为他们的领导者，都是源于我在南非的遭遇，和我感到自豪的非洲历史，而不是因为任何外人可能说过什么……
“我希望生活能给我机会，为人民服务，为他们的自由斗争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就是推动我做那些事情的动力。
“说到这里，我必须马上而且详尽一点地说一说暴力问题。到目前为止，法庭得到的情况，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然而，我并不否认策划了破坏活动。我那样做既不是因为自己的鲁莽，也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我在冷静而理智地考虑政治形势之后制订了计划，这种政治形势源于白人对我的人民多年的暴政统治、剥削和压迫。
“我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在1962年8月被捕之前，我在其中起了突出的作用。”
他接着谈到非国大与“民族之矛”间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述了政府暴力。政府暴力在1961年最终导致非国大决定以暴力对付暴力。“但我们选择的那种暴力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在我们身后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我们把谈判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他简要地回顾了1912年非国大的成立及其在长期斗争中的政策。
“但白人政府并不为之所动，非洲人民的权利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我们的领袖卢图利大酋长1952年成为非国大主席，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用他的话说就是：‘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而又谦逊地敲一扇关闭的、上了闩的门？这种温和又有什么结果？过去30年我们看到的只是数不清的法律，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没什么权利可言了。’”
曼德拉接着描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法律更加严厉却没能阻止抗议活动；在“判国罪审判”中他们所受的全部指控统统被推翻，包括指控非国大图谋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就像当前的审判一样，政府总是试图给其对手贴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但是非国大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沙佩维尔枪击案后，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决定蔑视这项法令。他毫不怀疑，任何一个白人政治组织如果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那么当政府宣布他为非法时，他决不会自行解散。
他提及人民的情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谈论暴力，探讨“有一天他们将与白人战斗，夺回他们的国家”。
“尽管如此，我们非国大的领导们总是劝说他们避免采用暴力，而利用和平手段。当我们这些领导中的一些人1961年6月份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能否认，我们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没有种族主义的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已开始对非暴力政策失去信心，他们正在形成令人不安的恐怖主义念头。”
他提醒法庭注意，暴力已成为政治舞台的特征：“城区已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订计划，准备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给予正当的引导，将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这些小组将用恐怖主义手段对付非洲人以及白人。”最令人不安的是在农村地区产生的那种暴力：“虽然这种暴力起源于反抗政府的斗争，但它越来越成为农村内部的冲突，而不是反抗政府的斗争。按这种方式进行的斗争，除了可能的死亡和怨恨外，什么也别指望。”
因此，1961年6月初，他和他的战友们开始筹划建立“民族之矛”。
他说，非国大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群众性的政治组织。至于“民族之矛”，他的发起人感到国家正在走向黑人与白人间的内战，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计划，它灵活、能让我们根据时代的需要而随机应变；最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必须把内战作为最后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