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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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南非共又非常“自由化”，就在这个党纲的核心“目标”一章中，与“工人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列的居然还有“多党制”和“个人权利”：南非共声明，民主不是手段而是“目标”，不仅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而且“在所有阶段，南非共产党都致力于一种社会秩序，它将完全尊重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权利，以及个人的民主权利。南非共产党将承认所有社会组织和政党的独立性，承认它们在南非宪法范围内的功能和权利。这意味着多党制的政治框架，在其中会有定期的、开放的和自由的选举。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南非共产党将主要致力于推进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利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民主的竞争。”“南非共产党应在与其他政党的意识形态竞争中作为民主的先锋而赢得承认。”＇83＇
除了党纲关于“目标”的上述宣示，南非共还在其他场合反复表示：“那些往往被误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一人一票制、定期多党竞选制度、公民基本权利法案、司法独立等成果不是资产阶级赐予的，而是南非人民通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得到的，社会主义必须捍卫，不能以追求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为名而将其抛弃。”＇84＇2007年，南非共副总书记克罗宁发表《民主与社会主义》一文，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不断推进的成就”，由于劳动者的奋斗，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局部地、不均匀地得到实现”，但实际上“这一系列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包括一以贯之地和原则性地尊重人权、三权分立、多党选举”对社会主义有着更大的重要性。而在前苏联，“所有这些原则被侵蚀的结果就是集中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停滞和崩溃。”
在“苏东剧变”的1990年，南非共以总书记乔·斯洛沃的名义发表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吗？》的长篇声明，我国曾经介绍过这个声明，说它指出苏联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表达了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的确，这篇声明是有这些内容。可是我国官方媒体没有提到，该文的主要篇幅是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毛式马克思主义”，并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该文尖锐地提出：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我们要警惕的是：A．为斯大林主义寻找借口。B．把危机归咎于改革的步伐。C．如果我们宣布暂停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社会主义的批判，那么最糟糕的替代是：D．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扭曲不可避免。”
乔·斯洛沃（1984—1991年任南非共总书记）
斯洛沃说：有人指责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诸如波兰、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政治霸权的‘崩溃’”，但是，“在上述国家，尽管有超过40年的教育，媒体等各方面垄断的优势，执政党却找不到他们声称代表的阶级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的支持——实际上甚至找不到自己大部分党员的支持，以捍卫他们或他们的社会主义版本。指责为克服社会主义弊病进行的改革和公开性，就像是指责为疾病而进行的诊断和处方。事实上，挽救社会主义前途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来当机立断。”对于那种惋惜上述国家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斯洛沃尖锐地反问：“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式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教条，给了共产党或任何别的党以道德权利或政治权利来强加其霸权，或者面对大众的拒绝时还要维护它？”＇85＇
南非共的这篇声明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最大弊病，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搞“官僚独裁”。这种“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为此斯洛沃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还对列宁的“专政”之说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种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是偶尔提到的，马克思“没有给出更多的定义”。恩格斯提到巴黎公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斯洛沃看来，巴黎公社只是个“例外的社会经验，它导致一个短暂的工人城邦，而这个城邦也并非是社会主义导向的。”后来列宁强调了这一概念并用以解释当时俄国极端状态下的革命暴力，虽然有其情势原因，但也导致了不良的影响。斯洛沃为此引述当年卢森堡批评列宁的话：“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的成员（无论他们如何人多势众）以自由，那根本就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完全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当‘自由’成为一种专享的特权时，这个词的意义就消失了。”斯洛沃就此评论道：“卢森堡的自由概念肯定是不容置疑的。”斯洛沃认为，真正的民主有赖于反对党的存在，“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我们忘记了，一党国家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里是无处可寻的。世界各地的各种一党统治有足够的经验表明，一党制下推动真正的民主不仅是困难的，长远来看甚至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实行一党制并且甚至没有党内民主和问责制，就直接变成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治暴政——这就是不同时期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
在南非共的官方网站中，1990年的这篇文献至今被置于重要位置。当然，其中有的话他们后来不再讲了，如苏联解体后，他们已不再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但是批判一党制、肯定多党制、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斯大林或穆加贝式的“社会主义”等基本观点，直到最近这份党纲中还是一以贯之的。2013年1月6日，南非共在纪念斯洛沃逝世18周年的文章中仍然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献，并严厉批评了“国际上那些继续相信苏联（的体制）没有什么严重错误的‘不承认主义’者”，指出他们把苏联解体等等“这一切都只归咎于一个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多么荒谬。＇86＇
的确，“苏东剧变”后，南非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中极少的几个坚持不改旗易帜、而且力量还明显增长的佼佼者。南非共大概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最“自信”的共产党之一——她的自信就表现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与别人公平竞争，自信可以靠讲理、靠做事，而不是靠“专政”，靠强权封别人的嘴来取胜。南非共从来不是“甘地主义”者，在别人武力镇压她时她会武力抗争，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她也不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她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专政”的说法，更不会用武力去摧毁宪政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南非社会现在仍然处于变革之中，南非共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无法预测她会“进”向何方。不过从逻辑上讲，当打着普世理想旗号实行专制的苏联模式破产后，原共产国际衍生下来的政治力量，包括俄国人在内，其实面临的主要就是两种选择：或者为维护专制而放弃普世理想，或者为坚持普世理想而放弃专制、接受民主。前一选择即从“为理想而专政”变为“为既得利益而专制”，乃至走向“家天下”，同时转而从“民族传统”而不是从“英特耐雄纳尔”中寻找专制资源，把伊凡雷帝、秦始皇而不是马克思作为自己的鼻祖，从而演变为“本民族至上”的、甚至种族主义性质的专制者。而后一选择则要求坚持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和普世平等理想，但改变19世纪欧洲专制制度和“有财产资格的民主”制度下激进左派形成的暴力革命与“专政”主张，在普选制民主条件下通过代议制真正取得自己声称代表的劳动者阶级的授权，通过宪政民主推进普世平等，从而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
南非共迄今的公开宣示都符合第二种选择，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宣示。在南非的条件下，南非共要演变成穆加贝、马勒马式的“黑人至上专制主义”事实上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作为一个历史上由白人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党，南非共在那些极端的“黑人统治”论者眼里永远是有“原罪”的。虽然她后来融入了黑人解放运动并且成为这一运动的功臣，但是在这一运动中她始终与过去的泛非大、现在的穆加贝、马勒马这类“黑人统治”派格格不入并且一直突显自己的族际主义立场，直到如今南非共在“党庆”纪念活动中还会挂出创党领袖安德鲁斯、带领党创建新南非的前总书记、主席斯洛沃这些白人先贤的大照片，并在最近的党纲中高调重申反对“部族主义，仇外心理，狭隘民族主义”。可以说，在抵制南非“津巴布韦化”的问题上，南非共与马勒马这类“极左派”的距离，甚至与非国大主流派的距离都比与民主联盟这类自由主义者的距离还大，以至于在马勒马倡导“国有化”的情况下，传统上被认为喜欢“国有”的南非共却明确抵制这种主张。当然，未来不排除南非共中会有一些黑人成员希望“与时俱进”地迎合“黑人统治”潮流，但是这一潮流的潮头早就有别人占据，南非共如果不想泯灭自己的特性，变成别人的尾巴，是不可能走这条自我消亡之路的。
南非共建党周年纪念会
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潮头虽然非国大有要占之势，但“黑白两党制变成左右两党制”在南非毕竟尚处于“正在进行时”。非国大尽管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毕竟名称就叫“非洲人”（英语中这个词在南非就是指黑人，与荷兰语源的“阿非利卡”指荷裔白人恰恰相反）国民大会，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大会，给人第一印象还是代表黑人，而不是代表工人或者代表社会主义者的。而除了非国大，南非也没有社会民主党、工党或社会党，因此南非共占这个潮头还是很靠谱的。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不仅在南非共1990年以来的宣示中逐渐明晰，实践上也从初期主要强调政治上的多党制民主，发展到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一些特点。与非国大宣称自己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南非共大讲“民主社会主义”，却从不肯定“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拒绝改名易帜，把她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归入共产主义范畴，而从不与社会民主党相联系。南非共的“阶级立场”鲜明，在工会、福利再分配等问题上的主张十分高调，话语体系也很传统。但另一方面，南非共却把莫泽佩这样的黑人首富、矿业大亨都吸收入党。莫泽佩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就南非当前的国有化争论表现洒脱，说是“如果国有化对南非是个好的选择”，他愿意把自己的矿山国有化，但他“相信我国人民会作出正确判断”。＇87＇其实意思明摆着就是国有化对南非并非好选择。这实际上也是南非共的观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南非共不赞成马勒马的国有化主张，并不表明她向“右转”，因为她的二次分配主张仍很激进。事实上不仅“非洲瑞典”如此，当初上世纪二〇年代欧洲瑞典社会民主党胜选上台之时也是想搞国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