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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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以及诸多媒体都刊登了新华社的这一电讯。
由于郭颖要带着摄影记者赶到我家进行采访，我赶紧找出26年前的采访笔记、照片……
此后的几天，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上海《劳动报》《深圳商报》等相继对我进行采访，报道我在26年前参加搜寻彭加木。香港凤凰卫视也邀请我专程前往北京，参加制作专题节目《寻找彭加木》。
◆彭加木是何许人？
对于30岁以下、甚至40岁以下的年轻读者来说，彭加木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追述当年如何找寻彭加木之前，在这里先对彭加木作一简单的介绍：
彭加木（1925─1980），原名“彭家睦”，汉族，1925年出生在广州近郊番禺县一个商人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五，父亲希望阖家和睦，故为他取名“家睦”。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后进入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助教，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彭加木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一个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分赴边疆各地调查资源，他主动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积极向组织提出要求，赴新疆考察。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1957年他身患纵膈恶性肿瘤，回到上海治疗，以顽强的意志同疾病作斗争，病情稍有好转就重返边疆。他先后踏遍云南、福建、甘肃、陕西、广东、新疆等十多个省区，曾帮助组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每年到新疆工作一段时间。他改名彭加木，意即架起通往边疆的桥梁。1964年彭加木成为上海科技界的先进标兵，提升为副研究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彭加木提升为研究员，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科学院副院长。他先后十五次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三次进入罗布泊进行探险。1980年6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因科学考察中缺水，彭加木主动出去找水井，不幸失踪。1981年8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追授他为“革命烈士”。
彭加木曾经三次到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
第一次是1964年3月5日至3月30日，彭加木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的三条河流（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河水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的研究，认为罗布泊是块宝地，可能有重水等资源。重水是制造核能源不可缺少的物质，20世纪60年代我国需花大量外汇购买重水。他不顾身患癌症的身体，主动请缨为国家找天然重水，由于时间短促，虽未找到天然重水，但是他的献身精神却令人感动。
第二次考察是1979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日两国电视台组成《丝绸之路》摄制组，到罗布泊实地拍摄，聘请彭加木为顾问先期到罗布泊进行细致的科学考察。他说：“我彭加木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的勇气，我要为祖国和人民夺回对罗布泊的发言权。”此行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纠正了国外探险者的一些谬误。科学考察结束后，又为中日两国摄制组找到了从古墓地、兴地山进入楼兰的道路，还重走了从楼兰环绕罗布泊到达若羌的丝绸之路中段。
第三次是1980年5月8日至6月17日，他率科学考察队首次穿越了罗布泊湖盆，全长450公里，因罗布泊在1972年前是水乡泽国，谁也无法穿越。科学考察队在湖盆中采集了众多的生物和土壤标本，为我国综合开发罗布泊做了前瞻性的准备。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考察中不幸失踪，有关部门在1980年先后组织了四次寻找，未能找到。
◆在库木库都克发现干尸
新华社2006年4月13日的电讯披露了爆炸性的消息——虽说还只是“疑似”、“疑是”，但这不得不使沉寂多年的彭加木失踪事件旧事重提。
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成千上万的网站都纷纷转载这一消息，各地记者对彭加木的亲属、同事、朋友以及当年参加搜索的人员进行采访、报道，一时间，在中国形成了“彭加木热”。
新华社的报道中提及：“一支科学探险队员3日在距罗布泊东缘最近的城市甘肃敦煌集结，14日一早将向彭加木失踪的区域进发，试图确认新的发现是否为彭加木的遗体。”
新华社电讯中提及的“疑似彭加木遗体的干尸”，成为新闻焦点。新华社的电讯称，“此次在彭加木失踪地附近发现干尸的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董治保研究员。他去年冬天在那里进行野外考察时，在一处偏僻的沙窝里发现这具干尸。”很快的，有人指出这段报道不实。甘肃敦煌市七里镇政府指出，董治保研究员是该镇委托的尸骨鉴定人，并不是干尸的第一发现人。另外，干尸的发现时间，不是“去年冬天”，而是2005年4月12日。干尸的第一发现人是敦煌市七里镇政府镇长李春林以及刘国汉、刘强、孙学虎等8人。
于是，这8个人便成为新闻媒体追访的对象。在8人之中，刘国汉是关键性人物。
据报道，刘国汉是甘肃敦煌市七里镇林业站站长，沙漠探险爱好者。“这个地方沙漠化了，没有公园，也没什么娱乐，附近只有个鸣沙山，没事时候我就和一些朋友去沙漠里转转，了解环境，散散心。”事实上，刘国汉和他的朋友们也有！别的期待，“在古代传说中，附近沙漠里有一个叫‘贼窑’的地方，是以前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那里有一些山洞，里面有古老精美的壁画”。刘国汉们希望能由此开发出一条旅游路线，发展旅游产业。
据刘国汉说，2005年4月8日，七里镇政府派出七个人组成的一支考察队，由镇长李春林带领，他和孙学虎、王吉辉等四名干部及刘强、达浦、刘学仁等三名当地村民（其中有以前在这一带开金矿的矿主，熟悉地形）乘坐三辆车，在哈萨克族向导瓦里提的带领下，前往罗布泊腹地进行考察。
据刘国汉介绍，那三辆车，一辆是丰田越野客货两用车，按五天的行程装备了生活用品，另外两辆是213吉普车。他们带了一张敦煌地区地图、一部卫星电话和一个GPS定位仪。
刘国汉说，“本来打算7号走，但是那天下大雪，就改到8号。”当时气温是…3℃。
2005年4月8日早上八时，这支业余探险队到达附近的阿克赛县，从这里上南疆公路，经阿尔金山的南坝乡向北，进入库木库都克。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一路线，是因为金矿老板曾经为了寻找沙漠中的金矿来过这里。
刘国汉说，车子沿着阿尔金山融雪在沙漠中形成的土沟前进，颠簸很厉害，只能以每天20至30公里的速度前进，走了三天，到了4月11日中午12时，走出土沟，“前方没有路了，全部是茫茫沙漠”。
此时的行车格局改为，四个人乘一辆吉普在前面开路，后面两辆车跟着标记。由于生活车装的东西多，一走就陷，因此车子开得很慢。到下午一时左右，才行进了二公里多。
刘国汉说，8个人打算就地休息，就在这时，干尸被发现了。
刘国汉说，“下车向南一望，40米开外的红柳墩旁有一具干尸。”“干尸面部朝下趴着，背部、脚、胳膊这些露在沙漠外的部分被晒得干干的，后脑勺上还有头发。接触沙漠的地方全部腐烂。干尸旁边，有一个二米长的红柳棍，头前方有三块石头。”
他们给干尸拍了照片，用铁锨把干尸挖出来看了一下，打算回去报告。由于干尸所处位置都是移动的小沙丘，很难确定，于是，四人把干尸向前拉了30公里，放置在一个固定的大沙丘旁。
此时，坐在前面探路车里的镇政府主任刘学仁闻讯赶了过来，他突然说了一句：“这是不是彭加木的遗体啊？”由于彭加木走失时身上带着照相机、水壶、望远镜，他便向刘国汉等人询问在干尸发现地周边有无这些东西。
刘国汉说，由于并不能确定干尸身份，而生活车上的食物和水也不多了，8个人决定把干尸掩埋好，先走出沙漠再作打算。“我们把干尸埋进了沙子，在旁边的沙丘挖了个40厘米的坑，旁边载了个红柳墩做标记，同时用GPS定位仪做了个定点。”此处距离敦煌市约270多公里。
2005年4月14日，8个人终于走出沙漠来到敦煌雅丹公园，此时只剩一桶水，生活车走不动被扔在了沙漠里。补充了生活用品之后，当天晚上8个人赶回了七里镇。
刘国汉说，由于他们怀疑那具干尸是彭加木遗骸，回去后，他们就给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以及新疆分院打了电话，讲述了在彭加木失踪地附近发现干尸的经历，希望派专家过来鉴定。得到的答复是，“那一带干尸很多，不太可能。要么就拉出来搞个鉴定。”他们觉得干尸掩埋的地方太远，不想再进沙漠，就没有再管。
◆“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引发争议
2005年9月底，甘肃省沙漠研究所过来考察，8个人又向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带着科考人员进了沙漠。沙漠研究所的人把情况告诉了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治宝。刘国汉说：“他敏感性强，马上就到敦煌来了，进沙漠带了样品说回去做鉴定。但此后就没消息了。一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过来，然后我们就听到他发布消息，说他是第一个发现干尸的人。”
2006年4月11日，董治宝与夏训诚相约到了敦煌，计划一起对库姆塔格沙漠中典型羽毛状沙丘进行测量采样后，对干尸以及发现干尸的区域进行考察。但到4月13日，“他（董治宝）突然不辞而别，手机短信说他有急事已回兰州，此后联系他手机都在关机状态。”夏训诚说，“我只好按原计划与其他队员开始科学考察活动。”4月14日，他率队离开敦煌，进入罗布泊地区。
然而，就在4月14日，董治宝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称：“这具干尸已于4月14日凌晨从库姆塔格沙漠中取出，移交至敦煌博物馆保存。”
这具干尸为什么会被移交至敦煌博物馆保存呢？据刘国汉说，董治宝当时是准备把干尸运回位于兰州的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但是，遭到刘国汉等人的坚决反对。刘国汉等认为，他们8个人才是干尸的第一发现人，因此不同意董治宝把干尸带回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为防止意外，他同时把情况反映到敦煌市，于是，干尸半路上被敦煌市截下，被运到敦煌博物馆暂时保存。
这具“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究竟是不是彭加木遗骸？最权威的判断当然是DNA鉴定。2006年4月17日，由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