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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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这篇童话的寓意是很深刻的：石头，与其做那“空虚”的石像而出人头地，倒不如作为平凡的铺路石子造福于人类，一点儿也“不空虚”。
彭加木非常赞赏铺路石子的风格，他愿一辈子做一颗铺路石子。
1964年，彭加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一文，表达了自己愿意做一辈子铺路石子的心声：
我认为党领导下的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任何岗位都是重要的、光荣的岗位。像建筑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简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盖好，他们却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像筑路工人，他们铺好路，自己却不再走这条路。我想建筑工人、筑路工人能够默默无闻地做一些专门利人的工作，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些科学组织工作，起一些桥梁作用呢？我想愿作一颗铺路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意一辈子作这样的铺路石子。
1956年5月，彭加木告别了工作了七八年之久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告别了共事多年的老师和同事，告别了温暖可爱的小家庭，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彭加木风尘仆仆，行程万里。
彭加木先是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的云南生物考察队，来到了西南边疆。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之称，既有寒带植物，也有热带、亚热带植物。云南的“云烟”、洱茶、轴木、红木、楠、榕、紫檀、相思以及热带水果，着称于世。在这个“植物王国”中，彭加木结识了云南昆明植物研究工作站的着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蔡希陶指着那浩瀚的森林，对彭加木说，“这才是你的用武之地！”
彭加木来到热带森林，仿佛回到度过自己童年时代的广东槎头。不过，如今他不是来爬树，不是来用弹弓打鸟，却是来开发这座绿色宝库。他在野外考察中总是抢干重活，同事们劝他休息一下，他笑笑说：“力气用不尽，越干越有劲！”
在昆明，彭加木负责建立生物学家化学实验室，开展对紫胶及芳香油等次生物质的研究、分析工作。
这年秋天，彭加木离开昆明奔赴新疆，参加了新疆综合考察队的科研工作。
新疆，那么辽阔，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那里有雪山，有绿洲，有沙漠，有盆地。然而，那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彭加木在乌鲁木齐帮助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这种筹建工作，恰如“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那样艰难。做实验没有实验桌，彭加木把那种装运仪器的木箱竖起来，就算是实验室；没有自来水，就把盛水的桶架高，用橡皮管把水引下来，算是“土自来水”……他以一个拓荒者的勇气，亲自帮助建立了新疆分院的第一个实验室。
彭加木来到大戈壁。汽车一边朝前开，他就一边进行考察。他的考察笔记，可以说是整个考察队中记得最详细的。沿途看到什么野生植物、动物，他都一一记入笔记本。
戈壁滩上荒无人烟，当然也就没有路。汽车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前进。有时，汽车的轮子陷了下去，彭加木总是第一个跳下汽车帮助推车。车轮向后溅起的沙粒常给彭加木淋了个“沙浴”，甚至连嘴里也满是沙粒。彭加木一边吐着沙粒，一边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不要紧”三个字，差不多成了彭加木的口头禅。
深秋，戈壁滩上的夜晚寒气逼人。清晨，彭加木在帐篷中醒来，别人发觉他的头发都花白了。仔细一看，原来头发上结满冰霜。他毫不在乎地说：“那怕什么？太阳一晒，一会儿就化了。”
在野外，彭加木饱一顿，饥一顿。渴了，有时就喝一点河里的冰水。夜里，常常荷枪放哨。他并不觉得苦，反而认为野外的生活充满乐趣。
不久，他又从新疆千里迢迢回到昆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亲自带领的华南热带生物考察队，奔赴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五指山麓，进行野外考察。
第五章 硬汉
◆“秘密”暴露了
1957年初，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落到了彭加木头上。
那时，彭加木刚从海南岛来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在吃晚饭的时候，彭加木感到一阵头晕，脸色突然刷白。旁边一个同事发觉彭加木神色不对，便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彭加木朝他摇摇手，示意叫他别声张。
彭加木赶紧把饭碗里的饭吃完，勉强慢慢站起来，想独自到房间里去，心想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谁知当他站了起来，眼冒金星，眼前一黑，顿时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这下子，惊动了全体考察队员。与彭加木在一桌吃饭的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赶紧把他扶起，请来了医生。
没多久，彭加木清醒了，才知道自己的“秘密”暴露了。
原来，彭加木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虽然他是一个早产儿，先天不足，可是他自幼注意锻炼身体，体质渐强。他自信疾病与他“无缘”，常以病历卡上一片空白而自豪，自诩为“保持不败纪录”。
不过，生老病死是人生常事，一个人生点病总是难免的。
早在1956年8月，他从滇西的景东县南下，经普洱，到墨江、元江和玉溪，在山区密林中考察了一个月，刚刚回到昆明。有一天，全体考察队员要进行体格普查。在照X光时，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点扩大，怀疑他患心脏病，劝他要注意休息。
“心脏病？我会生心脏病？”这位自信与疾病“无缘”的人耸了耸肩膀，根本不相信医生的话。
没几天，他便离开昆明，奔赴新疆了。那时去新疆没有班机，火车只到甘肃，从那里还要换乘长途公共汽车。在这样长途颠沛之中，彭加木并不觉得什么，便把医生的话抛到九霄云外。
到了新疆，彭加木埋头于阿尔泰山区的考察之中，没日没夜，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这时，病魔又悄悄地向他袭来。有一次，他背着枪，骑着马，与另外一个同事正在群山之中奔驰。那位同事在前面轻快地骑着马。他在后面忽然感到极度疲乏，吃力地坐在马背上。
彭加木后来这样说过：“过去我曾和他比赛过举重，并且以一次举起70公斤的优势打败了这个对手，而现在他骑在马上那样自在，我却感到疲乏和劳累，这是为什么？莫不是我真的有病了？”
“也许是感冒了！”彭加木这么猜想。他咬咬牙，追了上去。
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时，曾这样说过：“当时满心想到的是边疆丰富的植物资源，简直来不及去想自己到底有什么病呵！”
渐渐地，他感到每天晚上躺下去睡觉的时候，气闷得很，很不舒服。他试着把枕头垫高，就好一些。
“瞧，古人说‘高枕无忧’，倒有点道理哩！”安慰自己，不当一回事。
当他从新疆来到海南岛，他明显地感到不适了。他常常咳嗽。每天晚上，光是“高枕”，已不能解决问题了。他呼吸急促，胸部有窒息的感觉。他把被子垫在背上，半躺半坐，才稍好些，这时，他用镜子照照自己，发觉脸上有点浮肿，颈部的青筋隆起。
他常常感到疲乏无力。
这时，一向自信无病的彭加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过，他不露声色，绝不对别人讲半句，也不找医生查看。
后来，咳嗽加重了。同事们有点发觉他的病情，他满不在乎地说：“感冒，没事儿！”
他在给夏叔芳的信中，也从未透露半个病字。他总是对她“报喜不报忧”，生怕妻子牵挂他。
一直到他在广州昏倒了，这才来了个“大暴露”。同事们把他送进了广州医院。这时，他猜测自己大约是心脏病发作了，暗自思忖道：“我可能真的患了心脏病！不过，心脏病也不要紧，一时也死不了，我照样可以为党工作！”他对朋友们的关切问候，总是答复三个字——“不要紧”。
俗话说：“有病瞒不过医生。”广州医院的医生经过初步检查，认为彭加木的病情不轻，应当赶紧回上海治疗，不再适宜考察队的野外工作。
尽管彭加木焦急万分，坚持留在考察队，但是，竺可桢副院长亲自找他谈话了。竺可桢副院长拿出他亲自签署的介绍信，嘱咐他回上海详细检查。
彭加木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得答应暂时离开综合考察队。他心里想：“到上海检查一下也好，没什么病，我马上就归队。”
◆面熟的“陌生人”
“笃、笃、笃！”“笃、笃、笃！”有人曲着手指敲门。
夏叔芳跑去开门。门开了，外面站着一个脸熟的“陌生人”：他的脸古铜色，胖乎乎的，笑嘻嘻地看着她。
夏叔芳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失声惊叫起来：“加木！”
彭加木突然回来，顿时使全家处于高度兴奋之中，他，半年多以来，第一次回家呢！
彭加木一看，儿子长高多了，女儿变化更大，开始牙牙学语了。
夏叔芳问：“你的脸怎么那样黑？”
彭加木答道：“野外晒的。”
夏叔芳又问：“你的脸怎么那样胖？”
彭加木答道：“胖还不好？难道瘦才好？”
夏叔芳感到奇怪，如果说他开始“发福”，为什么只“发”在脸上，身体还是那么瘦骨嶙峋？
当夏叔芳再问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他支支吾吾把话岔开了。
彭加木放下行李，骑车到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去了，虽然他已调离那里，但是他去像媳妇回娘家似的，充满怀念之情。
王应睐教授一见彭加木，也差点认不出来了。
他追问彭加木是不是生病了，彭加木说：“脸有点浮肿，不算病。”
接着，彭加木便把话题转到半年多来的所见所闻，娓娓而谈，有声有色。王应睐听了，当即约彭加木给全所作个报告，介绍考察中的见闻，介绍边疆的丰富资源。彭加木答应了。临走时，王应睐一再叮嘱彭加木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彭加木这才拿出竺可桢亲笔签署的介绍信。王应睐一看，立即请有关朋友办理了医疗手续——因为彭加木当时户口、工作单位均不在上海，不办理手续，不能在沪治疗。
回到家里，彭加木有说有笑，把全家逗得乐呵呵。
晚上，彭加木在灯下整理考察笔记，为给全所作报告做些准备工作。
直到睡觉时，夏叔芳才发现彭加木病情不轻：他无法像过去那样平卧着睡，只能倚着垫在背后的被子半躺着睡。他颈部青筋暴起。像筷子一样粗。他呼吸急促、睡眠不安。
夏叔芳问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彭加木笑笑：“没病！”
夏叔芳不相信，说道：“没病？没病会这个样子？”
彭加木解释道：“那是因为我稍微有点不舒服，过几天就会好的。我这个人，什么时候生过病？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败纪录’的保持者！”
◆打破“不败纪录”
出乎彭加木的意料之外，这一次，他的“不败纪录”被打破了。
那天，彭加木来到上海中山医院，像一个普通的病人一样，排队挂号，到内科看病。
内科医生稍作检查，便知道病情不轻，便把他转到急诊室。
在急诊室，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仔细检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