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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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见张简斋烟瘾如此之大,心生一计,道:“不用你出高价购买,今后只要张先生需要,随时可以提供。”
张简斋连连摆手,道:“无功不受禄,不敢不敢,报酬还是要的。”
戴笠道:“我只是说不用钱买,没有说毫无条件。张先生若有意做我的私人医生,这小小的鸦片还在话下吗?”
张简斋暗道:此人果有来头!竟敢雇我做他的私人医生。嘴上道:“不知先生到底干何种营生的,可否透露一下?”
戴笠认真道:“我早告诉你了,干的是小买小卖的生意。”见张简斋还不懂,又补上一句,“你有一位亲戚叫陶一珊,我就是他的老板。”
张简斋明白了,拍着大腿,抖着山羊胡子学着京剧《武奎传》里的吆喝道:“要人头么……别人卖蒜头,我也做些小买小卖的生意卖人头,要人头么……”
于是两人笑成一堆。
此后的几天,戴笠把张简斋接到鸡鹅巷。因暂时去不了杭州,只好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叶霞翟,一封给毛万里,连同戴笠给叶霞翟的礼物一起用专车送往杭州。
给叶霞翟的信称最近突接蒋介石任务不能前来,心中尤为挂念,望不要生气;给毛万里的信道:“你不用读警校,尽快到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本部找我,我另有安排。”戴笠急着用人,像毛万里这样从小在一起的兄弟,他放心,不用读书,便速成“毕业”了。毛万里从南京往杭州一个半来回,便当上了杭州上化桥警校特训班的书记,戴笠在处本部为他主持了宣誓仪式,并亲自充当介绍人,然后派他去杭州上任。
十天后,戴笠的淋病痊愈,便带上大堆礼物从南京到杭州与叶霞翟成亲。数日后,蒋介石一纸急电,召戴笠回去,他只好忍痛暂别。
戴笠离开叶霞翟来到南京,在处所里转了一圈,看看有无重大事情发生,然后又马不停蹄去了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
戴笠来到书房,蒋介石背门而立,听得戴笠叫他,转过身劈头就问:“戴雨农,你听说过1931年2月我在庐山的事吗?”
戴笠一愣,继而明白了蒋介石这次急召他回来的目的,点头道:“学生听说过,那一次校长真是有老天相助。”
蒋介石说的“庐山之事”,是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不久,蒋介石一次在庐山山道上观赏风光,突然一个人从怀里掏出一把枪来向他射击,由于距离稍远和刺客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后面的卫兵一拥而上,一阵乱枪把刺客打死。
据查,被打死的刺客不知姓名,估计是西南派雇请的杀手,这事已过去很久。戴笠问道:“难道这个刺客还另外有背景不成?”
蒋介石不从正面回答,道:“最近在上海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发生了一桩持枪抢劫案,案发后,上海军警将四名抢劫犯中的三人抓获,判了死刑。在执行前,这三个人犯觉得因抢劫处死不够光彩,主动承认他们是刺客,庐山谋刺也有他们的份儿。”
戴笠急问道:“他们供出谁是后台了吗?”
蒋介石说:“要是供出了,我这么急召你来干啥?你回去速速办理此事,务必查出后台来,不然,他们还会在暗中加害于我!”
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戴笠领命火速去了上海。此时的特务处上海特区,已组建得初具规模,培养了赵理君、沈醉等一批著名的杀手。
上海特区区部设在西门路法国租界内。戴笠的到来,受到余和醒等人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沈醉,更是整天不离左右。
戴笠先派人调查抢劫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案犯的身世、经历。查明了这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的主子。
戴笠拍着沈醉的肩,问道:“沈醉同志,在上海干得开不开心?”
沈醉受宠若惊:“托处长的福,样样顺利!”
戴笠道:“顺利就好。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沈醉道:“我是处长的亲信心腹,知遇之恩未报,哪还敢提要求。只是我的手下生活费太少,常常入不敷出。”
戴笠道:“你告诉他们,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
沈醉不再吭声。戴笠实行的是奖金制度,特务们如果工作没有突出的成绩,就只能拿到固定的一点点生活费。为此,大家苦不堪言,要求取缔这种做法。
一会儿,戴笠悄声道:“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同志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设法得到奖金。工作做得越好,奖金越多,也最容易表现出成绩。此外,工作不好的不给奖金,这是提高工作效果的最好办法。”
沈醉把头点得鸡啄米一样,连道:“高!处长这一招确实是高!今天不听您说,我连想都想不到,这办法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戴笠得意道:“这不算什么,熟能生巧,整天钻研这一行,比这高明一百倍的办法都可以想出来。比如你,当初杀第一个人不就很害怕吗?现在都成杀人魔王了。”
沈醉道:“这还得谢谢处长对我的栽培。”
这事要说到戴笠发展沈醉为上海秘密督察之后,沈醉发现手下有一个情报员有背叛组织的嫌疑,便立即把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请示处理办法。戴笠闻讯后,不露声色地反问沈醉该怎么处理。沈醉认为应把他开除出情报局。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杀掉这个部下。当时沈醉还不到二十岁,当他听说要亲自杀人时,满脸惊恐,慌忙拒绝。可是戴笠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我就让你去!”
接着,戴笠又开导他:“他把情报送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叛徒行为,你是在为国锄奸、为民除害!”戴笠不断鼓励沈醉一定要把叛徒杀掉。接着,他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沈醉如何杀人。临走时,戴笠又给了沈醉一张“特别费二百元”的批条,作为对沈醉行动的奖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去领了一把削得又薄又尖有毒的竹尖刀,行动股的人当场把一些行刺要领和方法教给他。沈醉带着这把竹尖刀和二百元钱很快返回上海,开始了他第一次杀人的经历。
到上海后,他经过两天两夜的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下以及团体纪律的威逼下,鼓起勇气。他利用一次去探望同事的机会,见面后,他狠下心不顾一切地把竹尖刀刺向对方的喉部。
戴笠笑问道:“现在杀人,手还抖吗?”
沈醉道:“早不抖啦!杀个人和杀鸡一样容易。”
戴笠欣赏地点点头:“你们经常干这一行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暴露身份。对了,听说你母亲和你住在一起,她知道不知道你所从事的工作?”
沈醉道:“不知道,她是个吃斋念佛的人。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像是我,连忙大叫我的小名。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大声用上海话骂了一句‘侬瞎了眼!’她才不喊了。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一顿骂。我说:‘人相像货,世上相貌相似的人很多,您老人家可能看错人了。’”
戴笠道:“很好,干这份工作就是要善于随机应变。”
是夜,派去调查的情报员陆续回来了。他们查出在南京路521号抢劫的三个人犯分别名叫尤林、唐明、彭光耀。又根据这三个人的籍贯查出他们都是上海“斧头帮”的成员。这一结果把戴笠惊得张大了嘴巴,这样说来,妄图杀害蒋介石的人就是他过去的恩师王亚樵。
1924年9月,戴笠离开“斧头帮”后,王亚樵仍在上海活动,继续领导“斧头帮”反对北洋军阀。
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举行“奠都典礼”大会,南京各界知名人士与市民二十万人齐集省立体育场。蒋介石要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并让他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发表祝词。王亚樵因对蒋介石在六天前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背离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行径非常不满,在大会上直言进谏南京政府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将北伐进行到底。王亚樵此举无疑得罪了蒋介石,大会结束,蒋介石下令追捕他,王亚樵逃离南京,回到上海,开始了一系列反蒋暗杀活动。此后,无论何派系,只要反蒋,他就无条件地与其合作。
1929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划以军事实力讨蒋。由王亚樵联系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奂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兵败。王亚樵知道后,派杀手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10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年,蒋为筹集剿匪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运动。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一时米价飞涨,民众对政府的怨恨颇深,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后蒋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策划的,当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
1931年2月28日,蒋下令将“西南派”的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二十六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成掏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南京一地,四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英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南京刺蒋功亏一篑。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年7月23日下午,王亚樵本着“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庐,宋却死里逃生。
虽然刺蒋、刺宋均未成功,但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宋等人寝食难安。当时,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此时正是王亚樵暗杀活动的顶峰时期,相继干出了一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天长节”(天皇诞辰)活动。王亚樵受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之托,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学生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捣毁“天长节”,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共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十三人,此次爆炸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上讨论东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