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主编:张连红-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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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第二天清早6时，我又被带去盘问，命令我跪在地上，在我双小腿上置放了一根圆木棍，横放着，两个日本人各在一端站上去压住转动，其痛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吊起拇指　
他被问不出任何结果后，就用电线将其手拇指绑住吊起来，双脚离地，吊起来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后，便将其双手反背绑住吊起在半空中，像个太空人似的。　
郑氏说，这项折磨最痛苦，实非语言可以形容，只记得，大量汗水自我体内排泄了出来；一会儿，便昏厥了过去，完全不省人事。　
待苏醒过来后，望见太阳已西下，该是黄昏时候，再看看四周，日本兵不见了，而自己麻痹的身体上，骇然发现自己的双手已不见了……　
再细看一下，原来自己的双手却在双臂之下生长出来，由于没有了感觉，不知怎么的一回事，双手却会生长在这个腋下的地方。　
今年68岁的郑胜通，口述其毕生难忘的被日本兵拷打的一幕。　
永不磨灭　
郑氏说，我的身体每一寸地方，由脚趾到头上，都被日本兵折磨得痛不欲生，迄今，不但我的肉体还常常带来隐隐作痛，更带来我精神上的失常，在我心灵的深处，仍是伤痕累累，永不磨灭的印象……　
他说，他宝贵的少年时代，17岁的金色年华，日本兵，残酷的日本兵，把他置之于死地后，想不到他却会大难不死，重新地呼吸了起来，这的确是个神奇，冥冥中似乎有神助似的，他居然会重新活了起来。　
他带着残伤的躯体回到了家里，见到了母亲，恍如隔世一般，他经过了调养，医治；事隔迄今50年的时光中，他都是经常靠药物维持着，才能正常地生活下去，如常人一般。　
死过的人　
他说，他神经失常症迄今仍未消失，有时夜深人静时，一声巨大声响，尤其是开关车门的响声，他都会受惊而到处要躲藏起来，深怕被人再捕而去。所以，家人、亲戚、朋友都了解他这个神经病，时时都对他嘘寒问暖，不敢大声对他说话。　
郑胜通说：　我这一身，也可说是我这一生，是由死亡边缘地方捡回来的，虽然体内常感到痛，精神上也时而失常，但是生命总算是我的，我能够呼吸，算是一个重新获回生命的人，我非常珍惜它，也不怕它怎样，因为我到底是一个死过的人啦！　
对生命似乎已不怕死的郑胜通，他自己也在研究中医及针灸，主要都是在治疗他自己，用他自己做试验品，偶尔也有外人找他针灸一番，试试看！　
郑先生一谈起日本人，就感到无限伤心事，不知从何说起？恨不得自己马上变成一个“超人”，可以一下子把天下日本鬼子杀尽以解心头恨。　
（参见本节案例41）　
14．　卢有明：　《一家七口遭蝗军杀害李光绵要为至亲申冤》　
目前在芙蓉居住的李光绵（64岁），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披露，于日本军队占领马来亚时期，他的父母亲、哥哥、三位弟弟及一位妹妹都是先后被日本蝗军抓去杀害，他本人则因为当时没有在家，而侥幸逃出鬼门关。　
李光绵是阅读了报章的新闻后，特地前来瓜拉庇朥，联络负责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的孙建成，并参与集体索偿的行动，同时向新闻界讲述他家人在当年的不幸遭遇。　
李氏指出，在日治时期他只有13岁，他们一家人是在森美兰州宁宜附近的罗木支那（属马六甲州）地区，其父亲李克松是在罗木支那镇上开设合春杂货店，住宅则在该镇的郊区。　
他说，其父亲是一位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商人，当时为了担保一位被警方逮捕的朋友，而导致于1942年3月3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八日，发生全家七人先后被日军抓去屠杀的惨剧。　
担保他人惹祸　
李光绵的父母等一家七口全被蝗军杀害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该镇上的一位菜贩莫寿，有一天从马六甲办了一批货物回到罗木支那时，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警方扣留了，其父亲得知这件事后，自告奋勇前往警局担保莫氏出来。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当一批日本兵列队进入罗木支那时，很可能是当地的警方人员对该担保事件存有某种异议而心里不服，于是向日军告了他父亲一状。结果造成整队蝗军开到该镇郊区，单独包围他们的住家。当时在家里的母亲黄蕉、10岁的三弟光庆、8岁的四弟光辉、6岁的妹妹秀梅以及年仅两个月大的小弟弟全部都被蝗军抓去。　
在那个时候，其父亲、哥哥光发和他本人都不在家，过后他的哥哥光发获知家人被日本兵拘捕的消息马上赶去看个究竟，谁知这一来竟是自投罗网，也一起被蝗军逮捕。　
是日下午，他的父亲与朋友亚美及一位咖啡店东主叫“蒙各”者驾车一起从马六甲回来时，也同时被日本蝗军拘捕。　
事后他一家七口，以及亚美与“蒙各”总共九人，被押到离开罗木支那大约五英里以外的宁宜彭加兰榴莲地区李俊呈园丘内，动手进行集体屠杀。　
在这场浩劫中，只有名叫“蒙各”的海南人被蝗军刺中两刀后大命不死，而逃出生天，但是过了两年之后，“蒙各”也与世长辞了。　
这项血腥惨案发生后，他一家七位亲人的尸体在亲友的协助下就地挖了七个洞穴草草加以埋葬，直到1948年，才把有关亲人的遗骸移葬在宁宜华人义山之原。　
森林里躲七月　
至于在惨剧发生之时，李光绵本身为何会侥幸逃过被捕及被杀的厄运，成为一家之中的惟一的生还者，李氏解释说；在当年小时候，他每天放学回来都喜欢到园丘里的工人宿舍，与印度人的孩子游玩，惨案发生当天也是一样。　
在惨案发生的那一天，当他从园丘回到店中时，其姐夫告诉他，他的全家人都被日本兵抓去了，于是急忙把店门关好，与其姐夫一同走去园丘内印度朋友的宿舍躲避，以防万一。　
过了不久，他们两人又逃到马六甲野新地区的森林里躲藏了七个月的时间，当时由其姐夫每天设法出去寻找食物，以解决温饱问题。在那段日子里，由于饮食量不足，加上森林里蚊虫多，简直是度日如年，最后终于因为体力不支而病倒了，所以只好从森林出来，回到宁宜船头居住谋生。　
他的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因为上述事件而告破碎，在家破人亡的困境中，只有靠着姐夫的其他亲戚的协助，在没有至亲的人在身边的日子，度过一段孤独的、像流浪似的寄人篱下之生活，直到他长大成年。　
想起过去那一段终生难忘的辛酸悲惨的生活经历，他就对日本蝗军残忍的血腥暴行感到非常痛恨。他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对当年蝗军这项滥杀无辜的罪行负起全责，他这次为不幸被害的七名至亲申冤，并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蒙难者后裔应有的赔偿；同时也希望其他受害者家属也能挺身而出，揭发更多日本蝗军在当年干下一连串滥杀良民的血腥罪行，并且也应该支持蒙难者家属集体向日本政府追讨合理赔偿的行动。　
（参见本节案例45）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9）　　　
15．　《蝗军肆虐滥杀无辜钟记生索血债赔偿》　
（29日讯）钟记生，现年59岁，目前是居住在芙蓉巴蕾再也花园门牌838号，他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投诉，指日本蝗军在当年杀害他母亲和兄姐三人，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这笔痛失亲人的血债。　
他指出，在日治时期，他年约8岁，因为父亲在早年病逝，便与母亲杨容、哥哥钟镜生和姐姐钟妹姑一家四口，在森美兰州林茂甘榜峇都居住，经营小杂货店为生。　
日本占领马来半岛之后，在蝗军铁蹄统治之下，到处发生滥杀良民的事件，消息传来之后，地方上的居民都感到害怕，过后他们一家也跟随其他居民搬到离甘榜峇都不远的双溪拉央“金河山园丘”去避难。　
当时可能是大家都认为该园丘是一个安全避难所，因此从附近地区逃难到那儿的居民约有20多家，共有100余人。避难者除了住在该园丘的工人宿舍之外，余者是住在临时建搭的长屋内。　
他说，1942年3月份的某一天，日本兵通过地方上的领袖，通知在金河山园丘避难的“难民”不要再躲在该处，必须回到各自的住家。　
由於这是蝗军的命令，居民们都不敢违抗，因此各家各户便相继搬回原地去。由于钟记生的小杂货店在他们逃难后不知被何方人士放火烧了，因此造成无家可归，于是母亲便决定先搬到朋友罗荣英位于双溪拉央的家暂住。　
当天下午一时左右，钟氏与哥哥一起出来，母亲和姐姐则因为要等罗荣英的父母一起才出来，所以暂时还留在避难所内。后来他的哥哥又回到金河山园丘搬东西，当其兄到该园丘不久后，便有一队三四十人的日军骑着脚车，也进入金河山园丘。　
闯金河山园丘杀死四十余人　
那天出来后，钟氏便与罗荣英在其住家后面采人心果，罗氏爬上树，他则在地上等候。当罗荣英爬上树一会儿，便看见那队日本兵踏脚车经过，因为害怕便从树上下来，当时一粒人心果都没采到，两人便一齐进入屋内等候家长从避难所出来。　
钟记生的母亲与兄姐是被日本蝗军杀害的　
可是当天一直等到晚上，都不见其他人士从金河山园丘出来，包括钟氏的母亲和兄姐，以及罗荣英的父母亲等人，也没有任何消息，较早前从避难所出来者约有数十人，罗荣英的两位堂兄也在内。　
到了第二天，他们才听到一个坏消息，蝗军进入金河山园丘后，便在那儿大开杀戒，将当时所有仍留在那儿的男女老幼40余人全部加以杀害，并把尸体丢进园丘内一口大水井里。　
日本蝗军杀人之后，有人曾经进去园丘内，所以知道被杀者的尸体是被丢进大水井中，不过却不知道是谁这样做的。　
钟记生的母亲和兄姐遇害后，便由过去的邻居张鸿叔收留他几年，后来才由居住在芙蓉的叔父钟福荣接他过去，同时也学习裁缝，重新过着新的生活。　
钟氏表示，当年日本蝗军到处干下滥杀无辜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须负起责任，给予受害者后裔合理的血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1）　
16．　1993年9月《中国报》：　《蝗军杀八口母迫嫁三次——许三妹为母申冤索赔》　
黄妹是一位苦命的妇女，日治时期她的一家八口在日本蝗军所展开的一场大屠杀惨案中遭刺杀，当时她命不该绝，受伤后逃出生天。　
许三妹说：我的母亲是苦命的女人。　
过后她害怕会被召去当慰安妇而改嫁，第二任丈夫又被蝗军捉去灌肥皂水，终于活活被害死，留下一名遗腹女。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第三次披上嫁衣，含辛茹苦养大数名子女，谁知惟一的儿子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被化妆恐怖的剧中人吓死……　
黄妹的女儿许三妹，现年42岁，目前居住在森州日叻务县新邦留连平民屋内门牌19号，是一名胶工，她于昨天在瓜拉庇朥在新闻界投诉其母亲的不幸遭遇，并代表她的母亲申冤，同时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她母亲的亲人被蝗军先后杀害而给予合理的赔偿。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黄妹与首任丈夫赵氏是在中国乡下成婚的，过后夫妇俩便随亲人来到森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庄定居，以耕种为生。　
她说，日本统治马来亚时期，她的母亲（当时38岁）与首任丈夫，一家八口，包括年龄由2岁至10岁之间的四男孩及二女儿，听从村长的吩咐，举家前往当地的学校草场集合，以等待领取日本人分派的粮食。　
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