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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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的劳改右派之一。因有文艺演出特长，用得著也就饿不死。他与另外几名演员的劳动任务是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不过，说每天都有一、二十人饿死，那也有点夸张，因为有些坑是为天寒地冻的冬天准备的。

离北京不远的清河劳改农场似乎并不比北大荒强。据在那儿幸存的右派作家从维熙回忆，农场的墓地里，「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的净是饿死鬼。」那里的死者比北大荒的死者稍为幸运一点：在运往坟场的路上有口无底的棺材罩住尸身，尽管入坑时同北大荒的死者一样是光身的。从维熙未提及清河劳改农场共饿死多少人。另一位也是从北京去的「右派份子」吴弘达则大致数过犯人坟丘的数目：「大概有五、六千，或者是三、四千？一个土丘，一个生命。」

死者当然都有名有姓，但可以追寻出姓名的却不多。以下是因为稍有名声，当年死于劳改农场，平反后被人提及的几位右派份子：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从海外归来的中央歌剧院合唱指挥莫桂新，死于黑龙江兴凯湖；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家、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死于安徽。

人们就这样死了。专家、学者，他们是「右派」、「反革命」，本来就是待消灭的对象。他们死得没一点动静，社会无一点反应。「党的喉舌」控制著全部新闻媒介，在那监狱和劳改场之外，谁也不知道中华民族的精英在无声无息地倒下，「舆论一律」的妙处正在于此。

谁都要问，当时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无法弄清。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说，一九六一年四月和五月上半月，她随刘在湖南农村搞农村调查，发现「基层党组织什么事情都管、都干涉，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注２４：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可以想见，不仅湖南，别省的各级党组织也会这么干，所以真实死亡人数是不可能查清的。

但是，大致的数字还是可以得到的。以山西为例，当时山西九百三十九个公社，一九六○至六一年度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五两至六两粮食（注２５：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三十五页。），折成米面等商品粮，只合四至五两，而这些粮食全在公共食堂大锅里。按山西老乡的说法，「干部特殊捞稠稠，社员吃的稀流流」，因此每个社员实际进肚的必定低于四两。这点粮食维持不了一个人的正常生命活动，原先体壮的人可能挺得过去，而体弱老幼便逐渐衰竭而死。假定那百分之四十二的农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十死亡，也就超过了一百万。即使仅只百分之五的人熬不到头，也有五十万。所以可以说，山西大约饿死了五十万人。这是下限，不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实际很可能接近一百万。

山西的情况在全国属于中等，再看情况较好的东北三省，也一样死人。以辽宁锦西县为例，县政府统计，一九六一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一点二，六三年为正百分之四点六，六五年为三点五。（注２６：作者一九七一年抄自锦西县政府文件。）据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透露，一九六一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百分之一点八。如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六（按人均寿命六十二岁计），则如无「非正常死亡」，人口增长率应为百分之零点二。但实际上是负百分之一点二，故当年锦西县的「非正常死亡」率应为百分之一点四，即四、五千人。锦西的自然条件在该省属中等，因此辽宁全省四十五个县份（城市不计）一九六一年内饿死人的数字大约为二十万。如果加上六○年的死亡人数，应当不下三、四十万。

如欲对全国死亡总数有个粗糙的概念，可将锦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两年共七、八千）与全国两千一百余县相乘，得一千六、七百万左右。但此数字偏低，因为锦西有数万大型国营厂矿的工人，这些工人连同其家属一般不会饿死。

但是锦西县一九六一年人口净增长为负百分之一点二，这个数字有参考价值。因为当时全国人口约百分之十八为城镇人口，均不会饿死。若城市人口因食物不足，自然增长率由「大跃进」前的百分之二降至百分之一，则六○年全国农村人口的净增长为负百分之二。（注
２７：一九五九年人口为六七二（百万），六○年为六六二（百万）672ｘ〔18％ｘ（1＋1％）＋82％ｘ（1－2％）〕＝662）

要对全国一九六○至六一年间饿死的人的总数作个较为精确的计算，还得从中国大陆官方发表的人口统计数字出发。以下的计算中所使用的数字均采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发行的《中国统计年鉴》。（注２８：见该年鉴第一○三、一○五页。）

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四年人口平均净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二九（根据每年人口数计算，该年鉴第一○五页的「自然增长率」数字不正确）。按照这个增长率，以五八年底的人口数字为基准，则六一年底时应有七亿零六百三十二万人。而实际仅六亿五千九百九十四万，少了四千六百三十八万，原因就是「非正常死亡」。

但考虑到饥馑导致的出生率下降，此数字应加以修正。以一九五五至五八年这四年的平均出生率为百分之三点一九（这大致可靠）。若年鉴中五九至六一年的出生率亦可信，则同前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相比，这三年分别少生了四百六十九万、七百三十九万和九百二十万，
共二千一百二十八万。

将以上两数相灭，得二千五百一十万。但第一个数字是以出生率不变为前提计算的，因此那些应在一九五九、六○年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在六一年底前的增殖也应当扣除。这样算下来，得二千四百七十二万。

不过，即使在正常的年份里，作为农村人口统计主要依据的公安部的户籍记录和商业部发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无例外）的记录都要相差千万以上，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各地农村已大批饿死人，年鉴中五九年底和六○年底时中国人口总数应予置疑。这就是为何本书作者采用了较为保守的「两千万」这个大概数的原因。这也是为何海内外学者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饿馑的死亡人数的估计从一千七百万到四千万不等，差异如此大的原因。（注２９：刊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的《Famine　in　China　195861》，该文作者为Basil　Ashton等，文中提及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数字。）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即中共三十七周年「生日」那天，全国各报刊登载毛泽东六月十四日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向在座的人描绘的一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他留作储备粮、种子和喂猪），一百斤猪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这个「不要很久」是多久，他没有说；而事实是，不到两年，死人千万的灾难便笼罩全国了。
　
　
　
　
　
　

第十章　大灾劫咎由人祸

一九六○年来临时，无数农民正绝望的境地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刊登的却是这样的文章（作者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全省一千二百十三个人民公社和三十三万多个公共食堂，都像钢铁一样巩固起来了。」「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够战胜几十年没有过的．．．．严重干旱，保证了农业的大丰收，就是人民公社发挥巨大威力的结果。」过了半个月，第二期的《红旗》又有一篇长达十一页的文章，歌颂「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的「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上的伟大成绩」，说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获得了大跃进」。文章虽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灾，但讲的是「重灾保产，轻灾增产，无灾大增产」，「大灾不减产，小灾大丰收」。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所说：「安徽战胜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水稻、棉花、甘薯样样增产。」「山东坚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区、丘陵地带处处报喜。」没有一丁点儿灾难的影子。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旗》，又刊登文学家点缀升平的文字，「水肥鱼又肥，大片稻子插上丰收牌」。说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农民生活「一步高一步，一层高一层，就像上楼梯，越高越好看。」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饿死的农民当不少于四、五百万，但中共中央主办的杂志当时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蒙骗世人，粉饰太平。同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更大字宣告，「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发布公报，也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咎于「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二年后又将「两年」改为「三年」），所以有必要费点笔墨在此论证一番。

首先，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歉年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注１：一九三九年，陈高佣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于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于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２：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但另一方面，由于大跃进搞乱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注３：见《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七年少了五百亿斤。显然，这减产与天灾无关。三千四百亿斤本饿不死人，可是中共中央当时得到的统计数字却是五千四百零一亿斤。（注４：《红旗》杂志一九六○年第二期第十七页。）各地多报了产量，就得多缴「余粮」，党的干部层层追逼下级完成「国家任务」，结果把农民的口粮征去了一大半。山西农民一天口粮五、六两就算是不错了，许多地区农民一天仅一至二两粮，甚至断粮。所以，可以肯定，一九六○年麦收之前，农民所以缺粮是因为官家「征收过头粮」，而不是由于天灾引起的歉收。

两千万人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