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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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实际死亡人数，因材料不足无法估计，仅有两个小小的例子以资参考：

在彭德怀蜗居的吴家花园，有一天，从山东来了一老一少母女俩他们是步行乞讨了一个多月才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他的侄儿自山东去甘肃告诉他，他的父亲是饿死的。张因为五八年曾向省委写信，批评大炼钢中的问题，庐山会议后一度成为省委内的批判对象，可能因此而顾不上在老家的父亲。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的普通农民饿死了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山东当时的农村人口近四千万，若罗荣桓所指的劳动力的减少完全是由于饿死，而且劳动力死亡数与农村人口的死亡数成正比，那么山东饿死的人数应为七、八百万。但考虑到有些劳力被调往工业界，有些逃荒去了东北、内蒙古，可以将山东农村劳力的减少低估为其中只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饿死，其余外逃存活。这样算来，山东农村饿死了百分之四、五，即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左右。这也是下限，实际死亡的人数应超出此数字。

山东的第一书记舒同是个一流的书法家，搞政治却是未流。他很快就不得不为山东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承担责任下了台。而安徽的曾希圣却官运亨通，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尽管曾造的孽并不比舒少。

贵州山区俗称「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可是县委书记们一样要「放卫星」。为向上交账，便对农民横征暴敛，夺走他们最后一点口粮，其中以思南、余庆、印江三县为最甚。农民们面对动不动就捆人、捕人的政权，只能任其摆布。一九六○年初，三县农民相继断粮。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夏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著，更多的饥民成万成万死去了。一九七○年春，清华大学一个毕业生从北京来到贵州山区的一家小工厂工作。他的顶头上司、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他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

一九六○年冬天，中央有人去贵州，劫后余生的农民拦路呼救，这才惊动上面。中央监委派了工作组到了那相邻的三个县份。第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被枪毙后，另两个县的书记随即畏罪自杀，自行了断此一大案。

贵州死人，也是全省性，并不止于东北部那三个县。一九六八年，上海复旦大学一个毕业生到贵州西北部的金沙县工作，那里的人们告诉他：在「困难时期」，该县几乎家家死人，全县大约饿死了四分之一。在中共的「革命圣地」遵义，笔者知道有户人家，全家八、九口人，只有一个活过了那场饥馑。所以估计全省饿死了大约百万人以上。

甘肃、河南、山东、贵州等省自然环境较差，经济脆弱，经不起大跃进的折腾，那么「鱼米之乡」如何呢？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注２０：见所国心、董滨著《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李拿不出粮给故乡，湖北的百姓怎样熬过这场饥荒？既然五九年春天庐山会议前湖北就已经饿死了人，六○年饿死的自然就更多了。

同年，陈毅元帅路过南京，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惠虽为陈的老部下，但省委早已在内部对此统一了口径，惠也就没有对陈毅说实话。陈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也不敢说老实话。」「江苏的惠浴宇含含糊糊，还是广东陶铸说了点老实话。」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过江西省委吹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彭德怀下台了，江西的牛皮也很快吹破了。一九六○年冬，朱德到了江西，来到他和毛泽东当初打江山时呆过的永新县，也即他三十年前与红军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的地方，见一户农民吃的只是红薯叶子，便对陪行的永新县委书记说：「今天人民在吃红薯叶，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说罢拿起一只碗，也盛了一碗红薯叶。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于一九六○年春天回到福建长汀老家，发现干部到处在说假话，公社食堂无米下锅，社员吃的多是煮青菜。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可是当地党的负责人非但不负责，反说是「阶级敌人混入内部进行破坏」造成的。张复查了一九六○年逮捕、判刑的全部案件，结果发现那些「阶级敌人」绝大多数是因缺粮而偷窃或私宰猪牛、对社会不满发了牢骚的老百姓。（注２１：《人物》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
页。）

四川是「天府之国」，也大批饿死人，主要原因是征收过头粮。譬如仁寿县，县委书记为了向上级多缴粮食邀功，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到县里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过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于是电话即打回去搜查。搜不出来也得缴粮，农民只有将仅剩的一点口粮缴出去，结果便是饿死。

四川雅安地区「非正常死人」人数太多，省委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县里科局长全部撤换，并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捉去坐牢，颇有点像当年齐威王捉阿大夫去下油锅。只是「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即使荣县书记下了油锅也无法使数万饿死的农民回生了。

湖南省死的人比不上安徽、河南，但有些地方情形也相当严重。淑浦县向家垴村，附近山上光秃，无野果可采，人们只有干等著饿死。一百多人的村子死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一位青年一九四九年从该村参军，六○年回家探亲，发现父母已经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

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时，尽管干部做了手脚，例如通往他家乡人民公社机关的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干部便在树杆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还是有农民告诉他，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入者注）饿死了「一
、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联想到刘少奇姐姐的儿子都饿死了，我们便可以估计，湖南全省饿死的人不会少于几十万。

刘少奇回乡之前，他的老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一九六○年也回过一次宁乡县老家，除发现全县大树只剩了三棵外，便是看到了公社社员没吃的。可是县里干部却兴冲冲地向他报告：要大办养猪事业，准备养二百万头猪。谢当即不客气地打断他：「这听来有点荒唐，人都没得吃，哪儿来这么多饲料喂猪？」可以设想的是，要是各县的大人们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话，湖南死的人本不会那么多的。

毛泽东可能不知道他的家乡饿死了那么多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九六○年代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书记。六○年他曾一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汇报情况，在见毛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告诉毛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抽烟、踱步，思想斗争了一夜，到最后他也没有把真相完全告诉毛。

广西环江县，一九五八年放的高产卫星全国第一：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县委书记洪华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验收时他被安排招待北京去的客人，那边则有人挑著著子绕著地头转，转一个圈过一次秤，计的数也是乱写的。《人民日报》打电话去申明拒发此消息后，洪便说不要搞了。但在场指挥的地委书记贺易然则说，《人民日报》不登，《广西日报》登，于是隆重地拍了电影，上了《广西日报》。结果《人民日报》还是在九月十八日登了这一则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过了不到两年，饥荒席卷大地，环江县一下饿死数万人，省里要抓人顶罪，将此时已升任地委书记处书记的洪华揪到环江，斗了一通后判处五年徒刑，投入了监狱。那位贺书记则照样做他的官。六六年春，洪刑满释放在劳改农场原地就业，不久文革爆发，贺、洪均挨了斗。洪没有捱到头死了，贺却因文革中受了「迫害」反于文革后升官当上了省委书记。

广西各县饿死人的数字，在文革初期各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争时曾被机关干部揭发出来，大致都以「万」计，可惜当时没有人记载保存下来。

广东德庆县，自然条件不坏，一九六○年竟也饿死近两万人，县委书记尚属幸运，仅被撤职而未蹲班房。

以上所提饿死的全是农民，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牺牲品，特别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及五九年因「攻击三面红旗」而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毕业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与几位朋友「议论」「大跃进」，又成了反革命，六○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在那座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著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注２２：翟禹钟、梁胜明著《丝路潮》。）同牢中仅两个人有幸活过那场饥馑，沙云青是其中一个。他一直在那监狱中呆了十八年，最终获得平反，活著出了牢房。

在青海某劳改农场里：「缺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死去了。」「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析．．．．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瘦瘦的身驱紧贴在沙滩上。」（注２３：萧复兴者《柴达木传说》。）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青海省各处的劳改农场及监狱里究竟死了多少我们民族可贵的人才已难以统计。但有一位万幸在那里活下来的女性多少知道一些。

「胡风份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其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同入狱。她于一年后被释放，旋被发送青海工作。但又被告发说攻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再度入狱。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务是往外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要往外抬。

「北大荒来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一九五八年之后又添了成千上万的右派。几年前有部电影《智取华山》，曾经风靡全国。其导演之一巴鸿便是北大荒的劳改右派之一。因有文艺演出特长，用得著也就饿不死。他与另外几名演员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