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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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统购统销制度，唯一的好处是政府调动粮食方便，应急救灾可朝令夕至。坏处是成恶性循环，反正收了粮食也是政府的，即使是丰收年景，上面规定的口粮数也不会高到使农民吃得十分饱。到了荒年则不必太愁，反正没吃的了国家不会看著饿死。这样，农民的主人翁感便消磨殆尽了。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民失去了多打粮吃饱饭的指望，生产积极性便一落千丈，再热爱社会主义这个漂亮名词的人也泄气了。
这个政策，按毛泽东的说法，叫做「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注１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从一九五三年办初级合作社时开始实行的，毛泽东称它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注１８：同注１７。）不仅农民，全国有很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这项政策。毛说「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很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注１９：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一来很多人因此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牢房。高级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就被指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被撤了职。所以到一九五六年搞高级合作社时，反对的呼声已经微乎其微了。
毛泽东并非高高在上，不晓民情。他后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说：「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对合作化）就不起劲，『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是黄金时代。」（括号内为引者所加）可见对于农民不想加入高级社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
「高级化前土改后」，也即是毛泽东执政的最初几年，的确是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农村纳入毛式社会主义轨道，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连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出了大力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尚且对搞高级社不感兴趣，中共执政后才同它打交道的大片「新解放区」的农民的态度也就不问自明了。但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高级社代表著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五亿农民根本利益的所在，只是农民们目光短浅，自己看不见罢了。
党内也不是都赞成这样急匆匆地向社会主义赶的。当时不仅农业马不停蹄地往社会主义奔，工业建设也一味求快，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下，不顾国力，不计民生，大量地开工搞新项目，结果国家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林严重不足，很多工程难以为继，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下定决心说：「反右倾保守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他指示起草国家预算报告，指出「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增加生产，而只能招致损失。」（注２０：《党史研究与教学》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四十六页。）周这么说，有实例可以佐证。当时强制在全国推广使用对多数农田不适宜的新式农具双轮铧犁，一九五五年九月本计划生产五十二万部，到五六年上半年就加到三百五十万部。其实生产能力只有一百八十万部。即使那一百八十万也有一半从未卖出去。卖出去的那一半也多是合作社为应付上级而买的，买去后也是扔著闲置，直到风吹雨淋后成为废铁。（注２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三十六页。）
同年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党中央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决定制止急躁冒进。刘、周及副总理陈云都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给党的干部降一降温，便提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一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此文并非为批毛而发，党内实在也无人有批毛的胆量。但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表示建设应加速，主张追加基本建设的预算投资，因此他认为这篇社论是批他的。社论稿经由政治局常委审定，传到毛那里时，他仅批了「不看了」。社论于五六年六月二十日发表，毛泽东即给予当头棒喝：「有原则性错误」，「是反马列主义的」，「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直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广西南宁的会议上还忿忿地说：「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看？」
从执政开始到他死去的二十多年间，毛泽东始终专横地不许别人反他的「左」，反他的「冒进」。他的作风使他的同事无法与他正面理论，只能迁就、退让。他一吼，刘、周、陈就都哑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是无法与毛正常讨论，只好充哑而已。这样，本来就十分微弱的抵制急躁冒进的呼声被压制下去了，中共也因此失去了一个阻止毛在极左道路上愈滑愈远的机会。
一九五六年九月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他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加了几句迎合毛泽东的话：「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农业生产合作化开始了特别迅速的发展。」他不仅自己认了错，而且也封住了所有党内同志的口。
不管情愿不情愿，进入了高级社的几亿农民过上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个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两段文字：
浙江省永嘉县「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以后．．．．．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
浙江人本是十分勤劳的。农民变懒只不过是因为被共了产，不再感到自己是翻了身的主人，失去了生产的热情而已。这正是全国的缩影。高级社规模比初级社更大了，其经营管理与社员的切身利益隔得更远，社员对合作社的管理也就更不关心了。结果就出现了邓子恢所说的现象：「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注２２：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
几亿农民的「变懒」，中国人的「变懒」，正是始自毛式社会主义通行全国之时。「高级化前土改后」，在中国农村一度出现的那种尽管贫穷，但生气勃勃的景象便不复再现了。不仅是农村，整个「新中国」的「黄金时代」也随著毛式社会主义的建立而消失了。
赵树理是当时被公认描写农村生活写得最好的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另一段文字。当时，这位共产党员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一个县里挂职任县委书记，眼见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间给上级中共长治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讲到：
「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注２３：《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但是，身为县委书记的赵树理也好，党内高层首脑也好，对于这种惨况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要共产党的宗旨是搞社会主义，而高级社又正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他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在毛泽东面前说「社会主义应当缓行」。他们当初投身革命，为的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如今社会主义实现了，虽然大家觉得这个主义不甚对劲，却没有觉察到毛泽东正在将中国领上灾难之路，更料不到两年后天将降大祸于中国。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而未受阻挡，原因就在于此。
中共目前评论毛的功过，将他在短短的三年内使全国社会主义化说成一功，而一九五六年后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去才是一过。其实，毛泽东不顾国情，在三年内强制性地将几亿农民赶进社会主义，从而造成生产力破坏，人民受苦，这本身就是一过。邓小平后来搞改革，首先就在农村大致上恢复了「高级化前土改后」的状况。一九五六年高级化一役，毛实在无功可论。毛在五六年搞的高级社，同五八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不仅动机一致，做法雷同，造成的危害也只有大小之分而无本质之异。从那时起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几亿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困，始终停留在赵树理二十多年前说的「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的境地，连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及历称「湖广熟、天下足」的两湖、两广，甚至连自古以来的「天府之国」四川，人民都穷到了极限，祸根就是那个不足月即早产的高级社。自从有了它，几亿农民的手脚就被捆住了。
「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搞起了大跃进，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场更加深重的灾难。
第二章：大炼钢祸延全国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屡次将「去年」的旧事重提，抨击两位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说他们「右倾」，将他们骂作「促退派」。会后，毛亲自审阅批发了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这个口号首次出现。毛对「大跃进」这个新名词十分赞赏，曾说「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家」。（注１：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宝棠的文章。）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一贯紧跟毛泽东，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底举行的市党代表大会上不指名地攻击周、陈等人。周、陈的本意只是说搞建设要量力而行，并不涉及「主义」。柯却摆出马克思主义祖师爷的脸孔，在主义上大做文章：「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柯的报告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看报告稿，一看到标题就叫好，于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并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十五年内使钢铁、石油、水泥及若干农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当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赫氏的豪言壮语触发了毛的灵感，他当时即表示要紧跟苏联老大哥，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的小弟弟英国。「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首脑的热烈鼓掌。
这是个很可爱的口号，并没有多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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