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考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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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的莫罗扎姆茨对记者的披露：“我们最先发现飞机时并非是其正穿越我们的国境，而是它已经飞越了我国领土，它向苏联人表示：‘让我们进入。’但苏联人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此飞机继续飞行，它将被击落，这就是飞机当时为什么会掉头转弯。”莫罗扎姆茨说，他是在飞机坠毁几个月后，在一次与一位资深苏联军官的偶然聊天中获悉这一资讯的。
（四）机上搏斗说
此说认为飞机的失事，是因为飞机上发生了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而坠毁。
１９７２年１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他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把已经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９颗子弹，呈蜂窝形。而在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也发现了散乱的几把手枪和多发子弹。这位记者和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机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党叛国，于是向林彪开枪，引起混战和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从而机毁人亡。（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４页）
（五）自杀殉职说
此说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驾驶员潘景寅身上，基于对潘景寅是位优秀的忠诚于祖国的飞行员的分析而成。
此说认为，潘景寅原先并不知道林彪要往苏联跑，他以为林彪要连夜回北京，或者去大连、广州。作为林彪专机的机长，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讲，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忠诚可靠的。平时，潘景寅当然是绝对服从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叶群、林立果让他往哪里飞，他就往哪里飞，不会打半点折扣。但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他越过边界，飞往蒙古、苏联的时候，他动摇了。他很明白飞出国境意味着什么，很明白“苏修”、“蒙修”都是中国的敌人，也很明白叛党叛国这个罪名的极端严重性，那样不但会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还会连累他的家人，使他们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家属。况且，林彪的叛逃会在国内外引起严重后果，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受党教育多年的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横下一条心，不惜和飞机同归于尽，也要粉碎林彪叛国投敌的罪恶阴谋。于是，他采取了看起来是因油料不够而迫降逃生，实际上是用自杀殉职来报答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用同归于尽来中止林彪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壮烈行动。
此说有邓小平的一段话作根据。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按照邓小平的逻辑和推断，既然“同样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是个好人，可以英勇搏斗，那么２５６号专机上的飞行员也是个好人，也就不排除他采取自杀殉职行动的可能性。（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２页，以及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人民日报》）
有关林彪出逃的种种说法（1）
与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有种种说法的同时，对于林彪是如何出逃的，亦即林彪出逃的经过和心情，他是主动出逃还是被动出逃（乃至被挟持、绑架），是事先预谋出逃还是随机应变出逃，是镇定自若出逃还是胆战心惊出逃，是心存复仇希望出逃还是心灰意冷绝望只为避难求生出逃，也有种种说法。
（一）预谋已久说
此说集中反映在林彪出逃后的官方文件和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中。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和平接班”的政变方式不成，继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又不成的结果，也是他长期以来同苏联修正主义相勾结的结果。林彪的武装政变阴谋，始自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其中１９７１年春的“批陈整风”期间一度要实施，而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决意下手。汪东兴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７９～１８１页）由于林彪曾长期在苏联养伤，与苏联有特殊背景和联系，因此，他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有苏联的背后支持，而他出逃的目的地又正是苏联。其中说明林彪出逃有苏联国际背景的材料，是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苏联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中央专案组整理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６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待到９月９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１９７１年６月至９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７９６篇。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二）仓皇决定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是关键时刻的临机决策，也是仓皇之间失去理智的无奈选择。
林彪、叶群、林立果原来估计，毛泽东南巡不会很早结束回北京，他到了上海，至少要住些日子，最快也要９月下旬回北京，只要不耽误回北京过国庆节就行了。想不到毛泽东一反常规，在上海不但没有住，而且没有下火车，而在由上海回北京的路上，连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都没有停，一路风驰电掣，急如星火，出人意料地于９月１２日午后提前回到了北京。连续６天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林立果闻讯大惊失色，明白乘毛泽东南巡期间将其谋害的计划已经彻底破灭，立即将这个重要情况报告了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彪、叶群见势不妙，决定立即采用第二方案，转移到广州。林立果对“小舰队”作了１３日上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一系列安排后，乘２５６号专机于１２日晚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岂料，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８３４１部队报告了林彪企图南逃广州，可能要叛国的情况。周恩来接到８３４１部队的报告后当晚查问叶群是否调去了专机，并一查到底，指令专机不许动，并表示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下，本来已成惊弓之鸟的叶群更是惊上加惊，她以为中央发现了他们谋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箭在弦上的危急时刻，再也不能在北戴河坐以待毙了。
有关林彪出逃的种种说法（2）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夜她和林彪仓促决定，以变应变，不等明天了，连夜立即行动，改南逃为北叛。
（三）挟持绑架说
此说认为，林彪出逃，阴谋来自叶群、林立果，完全是叶群、林立果挟持绑架的结果。
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和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
张宁的说法比较含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林彪处境危险，林彪的安全受到叶群、林立果的威胁，在叶群和林立果围着林彪密谋的时候，林彪直到夜里１１点多钟始终沉默，最后还哭着说“我至死（一说“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可见林彪的出逃是犹豫不决的，是不情愿的。（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５页、第２４４页）
林彪出逃前“流泪”和说自己“至死（至少）是民族主义者”的情节，在另一本出版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写张宁的书中还有所描写。书中说，当时林立衡交代内勤小陈进林彪房间去偷听，看林彪、叶群、林立果说些什么。小陈出来后对林立衡说：“我进去了，以送茶的名义悄悄进去的。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我，我见首长坐在沙发上，他在流泪。主任和立果蹲在首长脚边上，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清楚，只听到一句……首长说：‘我至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再听，立果发现了我，他一下子冲过来，将我推出门，又将门给关死了……”（胡平：《乱世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２页）这就是说，出逃前的林彪并不是凶相毕露、斩钉截铁，而是痛苦万分，难下决心。凭他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如果不是叶群、林立果下手挟持绑架，是很难想象的出他去叛国投敌的。
同张宁的说法稍有差异的是，林立衡的说法直截了当，她认为林彪的出逃罪责在叶群、林立果，林彪是受制于叶群、林立果，他是受害者。１９７７年冬天，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琳曾特地赶到郑州看望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她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我在‘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
１９９０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林立衡更是不断通过境内外各种书刊毫不隐晦地宣传她的这一观点。（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９·１３”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
有知情人说，当时从林彪出逃乘坐的红旗牌轿车里，曾发现了遗落的用于捆绑的绳子和堵口用的毛巾，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四）欺骗蒙蔽说
此说认为，尽管林彪和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两人已经结束了“亲密战友”的关系，但林彪的出逃，毕竟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了叶群、林立果的欺骗蒙蔽。
此说认为，叶群、林立果的阴谋是背着林彪干的，至少像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到广州另立中央这些石破天惊的大事，林彪并不完全知情。相反，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点了林彪名的南巡谈话，叶群、林立果在得到武汉、广州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