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周佛海-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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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陈诚为该会下属的政治部部长，并要*中央长江局副主席和*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担任该部副部长。但是，两党之间还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蒋介石虽主张对日抗战，并把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但是，并没有放弃和日本妥协的企图，只是在条件的问题上，与汪精卫等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而已，蒋介石虽然主张国共合作，但也不愿看到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与态度，也未作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处理国共关系的问题上，蒋与汪之间，既有原则性的区别，但也有一致之处。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关系与心态，所以蒋介石对成立“艺文研究会”这样一个组织，也是支持的，并每月拨款4万元资助其活动，希图以这个并非完全官方的团体，暗中同共产党进行斗争。
艺文研究会（2）
艺文研究会设理事会，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均为理事。由汪精卫负责实际指导。理事会设平行的总务与设计两个总干事，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当时军事委员会已经改组，撤销了大本营，大本营原设之各部，有的撤销，有的归并于相关机构，原第二部撤销，周佛海第二部副部长之职务也因之撤免。因此，他除担任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副主任外，主持艺文研究会，便是他的一项主要工作。
总干事之下分设有各组，在汉口设立的有研究组、总务组、调查组、出版组、人事组及经济考察团、编译委员会等。各组设主任干事各一人，干事及助理干事各若干人。研究组主任干事由陶希圣兼任，梅思平任副主任干事，总务组主任干事罗君强，调查组主任干事刘炳黎，出版组主任干事叶溯中，人事组主任干事刘百闵，经济考察团由陶希圣及侯树彤主持。编译委员会由主任委员陶希圣及吴景超、陈之迈3人主持。另在香港设国际编译社，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由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主持。艺文研究会编辑发行“艺文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组之下，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专门编印各种小册子。
艺文研究会设总会于汉口，总会以外尚设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四个分会，另在成都、昆明等重要城市派有通讯员。香港国际编译社实际也属于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国际编译社出版《国际问题》、《国际周报》、《国际通讯》三种刊物。由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问题》，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朱朴主编《国际通讯》。他们每周举行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会后就国际时事起草两份报告，交由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与汪精卫。“国际编译社”只是内部的名称，对外不公开，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同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在汉口的各机关开始西迁，艺文研究会亦于7月底迁往重庆。此后，内部组织稍有变化，研究组改称编审组，人事组、调查组无形取消。由于总会迁往重庆，原有重庆分会取消；广州失陷后，广州分会取消；长沙分会由于发生长沙大火而取消，西安改为通讯员。12月，汪精卫、周佛海出逃后，艺文研究会也就奉命结束。
艺文研究会成立之始，即大力贯彻其对内*，对外主和的宗旨。首先，千方百计的控制舆论。第一，是直接出版刊物，如《政论》旬刊（后改半月刊），及各种小册子等，专门刊登汪精卫、陈希圣等人鼓吹*及与日本“和平”的言论。同年3月，《政论》旬刊第六期（3月20日出版），以答问的形式，刊登了陶希圣关于“艺文研究会”宗旨及活动内容的谈话记录。陶希圣声称：艺文研究会的口号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并以建立“*政治”为幌子，攻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割据、是分裂。他声称：“*政治不是政治割据，要把割据当成*，是历史的倒退，不是社会的进步”；“*政治不是民族分裂。要乘国家对外作生死存亡的抗战的机会，用*斗争来减低政府力量，混乱政治的秩序，这是*政治所不许的。”
艺文研究会（3）
艺文研究会控制舆论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拟定宣传方针指导及资助，收买拉拢非国民党系直接办的报纸杂志，使其接受艺文研究会的“指导”。如研究组，其任务除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分析国内各种报刊的言论动向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拟定宣传纲要，供各报刊采用。据统计，艺文研究会补助津贴的报纸杂志有四五十家之多，遍及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区域。143
除此，艺文研究会以及周佛海本人还大力散布失败主义，为对日“主和”制造舆论。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务。4月30日，《民力》周刊登载了周佛海所写的《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他打着宣传、解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旗号，鼓吹*和大肆散布“抗战必亡”的谬论。
他说：“这一次的宣言与纲领的内容，博大精深，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全部加以说明，现在仅就宣言与纲领里面提出两点来说，这两点也就是我们在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中心观念。第一点是民族国家的信仰，第二点是科学的信仰。”
周佛海所谓“民族国家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他反对共产党所进行的抗战宣传，要共产党在言论和行动上，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以“统一思想与行动，于军事指挥之下，共同以抗战胜利为我们一致的行动目标。”他反对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要共产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他说：“民族国家的胜利，就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胜利；民族国家的危亡，也即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危亡。所以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
周佛海所谓“科学的信仰”，只不过是宣扬日本工业发达，科学领先，武器优越，不可战胜；中国经济不发达，武器落后，而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他说：“在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的面前，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而是应当贯通平时与战时”。他指责抗战以来人们表现出的热情，是一种盲目的感情用事，是“忽略武器，单重社会运动”，因而是错误的。
周佛海为什么要发表这篇阴阳怪气的文章呢？这是因为他虽然反对继续抗战，但面对全国高涨的民族情绪以及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抗战政策，而不敢公然反对。于是，便在暗中施放冷箭。他在叛逃当了汉奸之后，关于主持*时反对抗战的手法，有过如下的供述。他说：
为着振奋人心起见，（国民党）召集了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我于是实际上便担负起中央宣传部的责任了。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于是我便想尽方法，向蒋先生辞职……结果未承蒋先生允许，只好勉强担任，一天到晚的讲鬼话，瞎吹牛……最痛苦的是每周三种会议。一个是*、政治部和其他有关宣传的各机关的宣传会议，一个是召集外国记者的谈话会，一个是本国记者的谈话会。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厅长郭沫若。*是我和董显光、萧同兹。每次会议，听着陈诚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论，真使人啼笑皆非。听着周恩来、郭沫若等捏造事实，欺骗民众的报告，真使人切齿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144
暗中通敌（1）
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周佛海由于对抗战前途万分悲观，所以便亟谋与日本恢复外交联系，并促成外交谈判的渠道。为此，他与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进行了种种策划，施展计谋，作出了派遣高宗武前往香港，建立机关，暗中与日本联络的决定。关于这件事，周佛海在他所写的《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他说：
我们听到此话（指陶德曼调停失败——笔者），便想到此际对于中日间的关系，若再想不出什么办法是不行而大为兴奋了。在此协定（指陶德曼转告的日本有关“议和”的条件——笔者）失败之后，南京便告陷落。但那时我与高宗武认为：“必须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才行，现在中日间已经完全被切断了，但这是不行的，应当想出一个脱出汉口的方法才好。”而想了种种的计划出来。我那时正担任着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副主任，主任是由陈布雷担任。我因为站在那样的立场，所以便首先抱定了必须想什么办法，搜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计划，并设计要在汉口设立一个机关，以便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并决定任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担起此职务。于是我便对高宗武说起：“你到香港去吧，我可对蒋介石荐你去，我可对他建议命你到香港去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145
在战时收集有关敌方的情报，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侍从室的一项任务，也是要向蒋介石提供敌我双方，有关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以供决定军事、政治、外交方针之参考。而高宗武谙熟日语和日本政局，其亚洲司的主要外交对象便是日本，当时的香港，是情报工作的集中地。所以，周佛海提出在汉口设立专门的对日情报机关，并提议派高宗武赴港，是名正言顺，天衣无缝，不会暴露任何别有所图之用心的，因而也易于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于是，他便与高宗武进行了密商，并由高宗武提出具体计划。周佛海说：
高宗武那时也拿有其所计划的计划书来，所以我便把此书提交给蒋介石看，等其看完才说出下面的话：“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146
经周佛海如此一说之后，蒋介石认为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决定每月拨出8000元的经费供其使用。因此，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
高宗武是在2月22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此事，周佛海早在2月10日写信给时在香港的杨淑慧就已谈及。信中说：“高宗武夫妇廿二日飞港。”高宗武直等到要飞往香港的前一天，即21日，才去向蒋介石辞行。当他去辞行时，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接着，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是王宠惠却阻止高宗武前往香港。他说：“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呢。”并且说，这是蒋介石刚才打电话来嘱咐的，叫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