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周佛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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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影响与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使他留心政治，由此而萌发了政治野心；一个是得以出国留学。
　　1916年秋，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学校也就开学了，并且新来了一位历史地理教师邓竹铭先生。邓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很关心政治，特别器重人才，周佛海颇具才气，学习又很刻苦，很得邓竹铭先生的赏识。正是由于邓先生的关心，才使他能够得以阅读《东方杂志》，并深受其影响。
　　《东方杂志》创办于清光绪30年1月25日，即1904年。这是一本集国际政局、国内政治、科技与文学的大型月刊，尤以政论性的评论及国际政局的报道最为突出。自欧战爆发，该刊便每期连续报道各国动态，刊发分析欧战爆发原因等政论性文章。1916年的各期，除继续刊登有关欧战的评论外，还刊有《新的思想之冲突》、《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天意与民意》、《集权与分权》、《帝制运动始末记》等有关评论政局的文章。周佛海由于阅读《东方杂志》的缘故，而对世界及中国政局有了一定了解，茅塞顿开，因而渐渐留心起政治来了。因为留心政治，居然隐隐有天下为己任的雄心。
　　沅陵城东不远处波浪汹涌的江中浅滩上，有一个小洲，上有一座古寺，寺中有一个七级的龙吟塔。秋天，周佛海和同学们一起去龙吟寺秋游时，信手在龙吟塔题诗一首：
　　登高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处中流拦巨浪，
　　耻居窈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3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周佛海那种不甘穷居山野，默默一生的雄心不已的气势。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组内阁。由于北洋军阀的内部矛盾与争斗，内阁常常更动，一下某甲入阁，一下某乙入阁。周佛海说，他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着将来入阁。他还举例说，当时他和同学把去文昌阁比做“入阁”，以此来说明当时的政治野心。
　　文昌阁位于沅陵城内鹤鸣山上，为古华太守与士人讲学咏游之地。阁为三层，高四丈八尺一寸。由于学校扩建，便将文昌阁并入学校，用作学生宿舍。周佛海说：“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起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比如课后要问同学你什么时候到文昌阁去了，便说：‘你什么时候入阁？’”4　这虽然只是一种戏言，但确实也是他真实内心的写照。
　　1918年秋，周佛海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美、英、法、意、日等战胜国，在巴黎法国外交部凡尔赛大厅召集和平会议，讨论德国善后等问题。中国也是战胜国，也派了代表出席会议。巴黎和会是当时国际政治的一个极其重大事件，各国的宣传媒介都大量报道有关和会的种种消息。周佛海曾说：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衡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洛茨基（即托洛茨基——笔者注）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5
　　1943年，周佛海在他所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曾谈到：由于他是以“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当别人称他为“做文章的”时，认为是别人对他的轻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0年暑假，他因返乡而滞留上海时，一天去时事新报馆拜访张东荪，他到了报馆，但张东荪仍未到。有个姓俞的编辑出来招待时，不久来了一个人，大约是研究系的相当重要的人，随梁任公游欧回国的。俞替他们介绍。当介绍周佛海时，称他是“做文章的”，这使他万分不高兴。他说：“我当时抱负不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如今却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当成一个单纯的文人，因此感觉是一种轻视。文人，自然有文人的价值和重要，但是我当时却志不在此。”
　　从上述周佛海的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周佛海的世界观、人生观中，一切是以“我”为中心，一切以能否出人头地，能否爬到最高的政治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为标准。后来他之所以参加组织中国共产党，然后之所以背叛共产党，投向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心腹；最后又为何背叛蒋介石，背叛国民党，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的心腹，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卖国巨奸，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这种“政治野心”的缘故。
　　

留学日本（1）
周佛海虽然怀有如此巨大的政治野心，但是若无客观条件，也是不能如愿的。有的人可能一生都只能是一种梦幻。这是因为，不仅要有自身主观的条件，如自己的素质、才能等，而且必须要有一种机遇，为实现政治野心提供客观可能。周佛海不仅有强烈的领袖欲和政治野心，而且由于偶然的原因，使他有了实现这种野心的客观可能性。这就是留学日本。如果周佛海不是出国留学，而是一辈子生活在沅陵，即使他的野心再大，能力再强，充其量也只能做个老师，大不了当上县太爷之类的小官僚，弄不好，也许穷困潦倒，一辈子默默无闻。他曾说：我虽有相当的抱负，但就客观的事实看，上进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实在没有。出洋？想都不敢想，哪里有这个希望！不单没有出洋的希望，看见县里有一两个人进了北京大学，也只是徒然羡慕而已，根本不做此非分之想。
　　但是，许多不可能的事情，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由于偶然的原因，不可能则成为可能，幻想可能变成事实。
　　1917年5月的一天，周佛海照例每两周末回家探望母亲及家人，顺便也要料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但是，由于天下大雨，山洪暴发，江水陡涨，一连四天，都无法渡河进城，返校上课。但恰恰在这四天中，使他一生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周佛海有个同班同学，而且是好朋友，因为他的哥哥在东京上学，一年前也把他叫到东京上学去了，他写来信说东京生活费用并不贵，每年只要150或160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他让周佛海也去东京上学。这封信在学校引起强烈反响，校长吕鹤立决定凑钱选派几个学习好的学生去东京。周佛海学习成绩出众，又肯用功，自然而然地成为入选者。
　　当他回到学校，初听同学们告诉他这个消息时，简直无法相信。只是在见了校长，看到他朋友的来信之后，才感到此事是真。这对他来说，真是天赐良机。虽然他想，去日本一年之后不见得一定能考取官费，但是这乃是他唯一远走高飞的机会，不能不冒相当的危险。于是决定赴日留学。
　　当时出国赴日本，大都是自上海乘船前往。当时往上海没有飞机，也无铁路可达，唯一的办法是乘船。这就是先乘船到长沙，由长沙乘船或到汉口，或直航上海。路途遥远，必须要准备相当的路费，而且到了东京之后，还要带上一年的生活费用，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互相帮助的传统美德。他的好朋友邬诗斋为了帮助周佛海筹集费用，便发动老师、同学为他凑钱。校长吕鹤立率先拿出30元，结果先生和同学一共凑了130多元，然后他立即回家，将事情经过和自己的决心告诉了他的母亲。虽然他的母亲不忍儿子远离膝下，又担心他考不取官费，家里又无力接济，因而会流落异邦。但是，作为母亲，又迫切盼望儿子成名，光宗耀祖，因此，在周佛海的劝说保证下，终于同意。
　　周母为了给儿子凑足费用，除了东挪西借，弄到几十元外，还将仅有的八亩田产卖掉，一共凑足了200元。周佛海作为长子，本来应承担家庭责任，现在却要远走高飞，而且此去之后，何日再能团聚，都是无法预料的事。因此，作为母亲，其内心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周佛海回忆离家时的情景说：“离家之日，母亲不忍送我，躲在厨房中暗泣，我到厨房中挥泪拜别了母亲。”6由于田产变卖掉，生活来源无着，他的母亲只好带着家小，到沅陵码头做炸油粑粑的小生意，勉强度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留学日本（2）
与周佛海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他们先到长沙，坐上了直达上海的一艘货船。为了节省路费，他们买了最便宜的船票，照他的话说，不单是统舱，而且是坐在运往上海的大米包上，其条件之劣，可想而知。到了上海，他们住在法租界一家湖北人开的小栈房。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山野农村，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无论他们原来多么精明，在这里也只能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佬了。面对五花八门的花花世界，他们简直无所措手足，而且又不懂日语，连如何购买去日本的船票，也都一无所知，结果只好托栈房的伙计，用银元买日元，再用日元买船票。当然，栈房的人办事并不是义务的，而是得骗就得骗，何况这三个是乡下佬，更要借此敲一笔钱。结果，三个人被他们骗去不少冤枉钱。
　　经过几天的海上行程，到了日本的长崎上岸。岸上有中国酒店四海楼派人来接，稍事休息，当晚便坐火车前往东京。对周佛海来说，坐火车是生平第一次，因此对车上设备全然不了解，以致闹了不少笑话。他说，他一上火车，忽然想解大便，但又怕车开了，所以只好忍着，一直忍了*个小时，到了门司才得以解脱。还有，在车上买饭吃，当时日本人用的筷子是一次性的，两根筷子联在一起，用时再掰成两根。他们哪里懂得？因此拿到筷子之后，便自作聪明地折断成两截。这种筷子本来就短，再一折成二，筷子之短，便可想而知了。
　　周佛海一行3人是7月底到达东京的。当时在日本的湖南会馆福起馆，是专门接待湖南来日本留学的学生的。他们在此安排好之后，周佛海便开始学习日语和补习其他课程。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为取得日本的欢心与支持，于5月16日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2条；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9条；9月6日又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7条。此即统称的“中日协定”。这些协定所规定的条款，意味着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攻中国领土和占用中国各项设施，而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合法的条约依据。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谈判过程中，已有部分条款被揭露。情况传到日本后，各省留日学生于5月4日、5日分别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后又由各省各校留学生代表召开联合大会，组成“大*救国团”，号召集体分批回国请愿。各省学生纷纷响应，结伴回国。据日方的统计，当时95％以上的留学生，都参加了罢课抗议的斗争；约有1200人响应回国。
　　周佛海虽然是刚到日本不久，但也不能不受到如此激昂的反日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