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谜-第2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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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梁启超在《王荆公》一文中，对苏轼的政论性文章有一个评价：“东坡之文美矣”，但是内容不纯正，基本是“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东坡学庄列，而无一文能似庄列”。
所以，梁启超认为，“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如果拿“荆公上仁宗书与东坡上神宗书合读之，其品格立判矣”。
梁启超此言非虚，欧阳修曾评荆公文章说：“王介甫之文，更令开阔，勿造语”。并有一诗赠荆公：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再看欧阳修对苏轼文章的评论：“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
仅依欧阳修的个人看法，即可知苏轼行文的轻狂外露浮华冗杂与荆公之深刻简洁冷峻内敛，两种风格高低立明，不可同日而语。
苏轼的策论文章，行云流水，滔滔不绝，但看多了会头疼，美文立马会变成《大话西游》里的唐僧，罗嗦寡淡牵强附会，真能让人想起蚊蝇万千愁烟万里，那不是一般的烦心，是非常的烦心。
王木木觉得，苏轼此人有文才，但不忠厚，法制观念也淡薄。比如，在苏轼在运送老爸苏洵的棺木回家治丧途中，借英宗特批的官船“贩盐及苏木、磁器”，还借用进京迎接知眉州新任长官的兵夫，神宗听了很生气，亲自派人调查。
宋时盐法严厉，不许私人贩卖，**祖时一度曾规定，“入禁地贸易至十斤”者，“乃坐死”，是要砍脑袋的。但因为贩盐利润大，所以犯法之人很多，头砍不过来了，只好放宽盐法，但处理仍然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对公务员来说，更要面临撤职的危险，不是好玩的事情。
而苏轼被举报的，是用官船贩私盐，这个罪行更重，如果属实，可能会先把屁股打开花，然后一脚踢到偏远之地永不录用……。
第0542章 宝慈宫心计
王木木想，对面的s人帮，被三小姑娘损跨了一个，还有三，所以，唇枪舌战，还得继续。但是，这两王一苏，先对付谁呐？算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守株待兔，防守反击，后发制人吧。
王木木这边在笑迎风起云涌，对面的s人帮则是怒火中烧，四人眉来目去的，也想找个突破口；同时，四人，特别是都是爱画画的两王一苏，盯着对面的三小姑娘，一是混血儿，二是金发碧眼的芭比娃，三个羊脂球，特别是那个最小的，圆滚滚的，很有点婴儿肥。满目的异国风情中，虽然舌如利刃，可是，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抓眼球，叫人欲罢不能，头转不开去啊。
高太皇太后看着这一地鸡毛，爽啊，这个司马光，现在是越来越不听话了，还经常顶撞我，现在朝中，无论新旧哪党，都一致敬他为司马牛了，是得有个小木匠这种人来修理修理他了。至于这司马光砸缸，是真的？假的？这犯得着研究吗？这有所谓吗？赠你一个宋谜，给后人多些话题，也好赚些稿费，咱老高好不？本来嘛，看你顺眼了，一定都是真的；看你不顺眼了，无论真假都会有人来质疑的。事在人为，话由人说；政在人治，财由人理。嘿嘿，咱老高高不高？
高太皇太后一直自觉自己很策略，想想自己，忍了40多年了。那仁慈深邃的仁宗皇帝是软弱的，那大度谦退的曹太后是懦弱可笑的，那英宗一生和臣子们纠缠，累死了只给父亲争到个虚名头，让人受不了！至于长子神宗，一个不听话的小糊涂，唉，整个世界都等着我来拯救呐。
拯救的第一步就是大宋制造，有人没砸缸能说成砸缸，这不是前车之辙吗？我得给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帮手找个最好的出山理由。所以，我作证了，说，宋神宗在死前一年曾说，明年的春天立皇储，由司马光、吕公著做太子太傅，但并没有指出要立的皇储是谁。
我知道这个制造有点粗糙，直接铸造出炉，没去浇口和毛刺，经不起推敲，但不这样做，我是请不出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老臣的。
接下来，形势如我所愿，一切均在掌控之中。这旧党的复辟是由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开始的：“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当时自己手捧这样一篇奏章，心情真舒畅。好，非常的好，这样，熙丰年间所有的眼中刺我都能抹平了！
那司马光和吕公著回开封后，就在门下侍郎的位置上发表了他的第二篇奏章，即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此章，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犊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做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面旗帜，本人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多年来被压制的旧党们也眼前一亮，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
可是现实是无奈的，不管司马光有怎样的抱负，本人有多大的权柄，神宗留下的领导班子还在，蔡确、韩缜、章惇乃至于中层的干部人员都是新法集团的，对旧党的反**攻倒算不以为然。
还好，咱请出的司马光够牛，他神圣地提出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建议：“太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请下令大开言路，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吧。”
于是，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汴京，我挑了些全是赞同结束新法的。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至此，新党紧张了，赶紧反扑，给我出难题了，说：“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此话不错，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谁要在这上面含糊，那就国将不国了。当时我有点懵，咋办？我请教了司马光。这个名义上的纯儒，这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曲线救国了，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并特别注明，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呵呵，司马光不亏是靠砸缸上位的，有计谋。
本人很欣赏司马光，大儒如此说，也等于是说我高某不必“夫死从子”，即使垂帘摄政，也能“以母改子”，权莫大矣，爽啊！在神宗离开的这些日子里，我有权了，大儒俊才，一一的跪拜在我的石榴裙下，爽！
司马光一刀一刀的砍向了新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相继作废。司马光搞定这四项后，国家的军政商农大变。新党的蔡确、章惇大怒，对方图穷匕见，上来就要分生死！他们小心了。
新党一步错、步步错，还没来得及反击，司马光的节奏决定了一切。在对手掉以轻心中，司马光在神宗首相蔡确应作神宗皇帝的山陵使这一惯例上，设了个陷阱。让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借口蔡确身为山陵使不守夜、不扶棺、不辞职（按例身为山陵使的相爷，事毕当辞相）。此乃大不敬也。于是被罢相，贬职陈州。这时，旧党风光大好，新党失去了党魁，司马光借势对王安石新法的核心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三法下手了。
这三法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人之将死，失落了15年的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使得他在临死前更加凶残、疯狂。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5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5天之内完成这种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5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5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这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5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5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当时，我这太皇太后看到5天期限之说后，心花怒放。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于是，我大力支持：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行之！
此时，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谁还敢趟这混水？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都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谁？章惇！
现在，这个章惇是新党仅存的宰执了，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面旗帜了，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大吵。章惇很有理，但是章惇很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