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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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蒙古、印度、朝鲜关系更趋恶化，在东南亚地区则与已有外交关系的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处于断交边缘，如果此刻再失去柬埔寨这样的友邦，势将引发更不堪的连锁反应。周恩来以他的外交睿智和坚韧，力挽危局，最终让撤馆风波化于无形。吴建民看到事情的发展，正像周恩来估计的那样，张岗大使没有走，直到1969年1 月奉调离任。
伟人是最好的老师，向他们学习并不一定要如影随形，有机会不间断地听他们耳提面命。你只要有心感受、注意观察，有时甚至无须言语，你就能领悟到许多。
那时吴建民刚刚26 岁，对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最高领袖充满虔敬。“我看他们就像小孩看大人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总吸引着我的目光，感觉值得回味。”吴建民说。
如果说从毛泽东身上，吴建民看到了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从周恩来总理身上，吴建民则领略了外交的魅力。此时此刻，这个本来并不期望跨进外交领域的小伙子，开始对外交有了兴致，有了一定的认知了。但他此刻的更多努力，还限于当一个好翻译，真正领略外交的意义和内涵，则是在又过了若干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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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会议（1）
苏联的做法使联合国在更大程度上为美国左右/基辛格说：“中国进联合国，还要再等一年。”/周恩来提议让熊向晖先带几个人去联合国/周恩来对施燕华说：“你还是共青团员？”/1971 年10 月25 日，联合国第26 届大会，以76 票赞成，35 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 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遂于10 月26日起，接连三次致电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请中国迅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
早在联合国成立之际，中国即是创始国和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最初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是当时执政的蒋介石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就于1949 年11 月、1950 年1 月，两度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去电报，声明蒋介石政府已经失去代表中国的资格，中国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
然而由于美国的阻挠，原本顺理成章的席位更迭却横遭屏障。1950年1 月10 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要求安理会做出开除蒋介石政府代表的提案，并声明在此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在31 日召开的安理会上，马立克重申苏联的这一态度，声明有蒋帮代表参与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违法的，随后愤然离席。
第五章其时，联合国内亚洲、非洲独立解放的国家成员甚少。苏联宣布不参与安理会，虽说是一种示威，以敦促联合国接纳新中国政府。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得联合国在更大程度上为美国所左右，例如组织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等，也使得美国更便于施展外交手腕，一再阻挠新中国政府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1961 年，美国鼓动由新西兰提出“重要问题”案，诡称中国代表权属于“重要问题”，必须有三分之二多数票赞成方能通过，为新中国取代蒋帮进入联合国设置了更大的障碍。
对于新中国一时难以进入联合国的现实，毛泽东等中国领袖看得很透。毛泽东说：中国留在联合国外对美国是一种政治的、道义的压力。
联合国每年表决一次友好国家提出驱蒋纳我的提案，是值得做的正义事情。赞成的国家越来越多，总有一天要请我们进去。等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再进去不迟。
1971 年10 月25 日的投票结果，证明历史的进程正如中国领袖们的预见。有意思的是美国为继续把中国挡在联合国门外，于此届联大连抛两个提案，一为接纳中国而不驱逐蒋帮的“双重代表权”案；一为驱逐蒋帮需三分之二票赞成的“逆重要问题”案，并随即对100 多个国家展1945年在旧金山参加建立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左三为董必武。
开拉票外交。当时为此分外忙碌的，恰恰是日后为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发展做出很多努力因而让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美国第51 届总统乔治·布什，他此时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的历史让人读来有味，常常就在于同是一个人，却在不同的时间有着反差如霄壤的文字记载！
同样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投票的前夜，恰在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华后第一次公开访华结束时，这位被周恩来称为美中关系解冻的“先导”、同样是改善中美关系功不可没的人，此刻还胸有成竹地对为之送行的中国元帅叶剑英预言：“中国进联合国，还要再等一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可他坐上飞机没多久，就听到了与他预言正相悖的消息。
10 月26 日，得知吴丹致电的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等人召集到他的住所。周恩来说：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他建议，是否先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去联合国，了解一下情况，调查研究，进行准备。
但毛泽东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他点名可由乔冠华担任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继而又说：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这次你们去，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联合国会议（2）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迅速组成，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邢松鹢、张永宽；此外还有包括顾问、秘书、翻译、记者、医生、报务员、厨师、司机、公务员等在内的工作成员，总共约有50 人。有意思的是在此前21 年，周恩来也亲自参与了中国准备赴联合国代表团办事组织机构的编制、任务和干部配备的拟定，彼时的代表团成员也是这么个数。
这次代表团内的翻译人员共有7 人，其中英语4人，法语2人，俄语1 人，负责人是过家鼎。在整个代表团中，只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分别作为法语、英语译员的吴建民和施燕华。应该说，赴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筛选是相当严苛的，吴建民和施燕华的入选，说明他们的翻译业务已经得到充分的肯定。
10 月30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同赴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们见面，主要是代表、外交官、翻译。他手里拿着名单，先一个一个点名，从代表团团长一直点到随行人员，并让大家一一起立。
吴建民回忆当时的周恩来看上去很高兴，当某个被点到的人站起来后，他还会询问、叮嘱几句。点到吴建民的时候，周恩来说：“哦，认得。”点到施燕华的时候，周恩来说：“是你啊？我们早就认识！”当他看到施燕华的“政治面貌”栏里是“团员”，就又说道：“你还是共青团员？没有关系，到联合国以后争取入党……”
那天，吴建民又一次听周恩来谈到了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话题，要代表团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合作。其实，这些话是毛泽东就进入联合国问题与周恩来等谈话时说的。他在谈到国际统一战线时说：这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搞国际统一战线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接见完了，已是午夜，周恩来请大家吃了夜宵。当时的所谓夜宵，就是一碗阳春面，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
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毕竟，要进入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被列为头号敌人的国度，那里没有任何中国官方派出的机构，凡事无人可以求助，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必须十二分的充分。翻译组负责人过家鼎这样回忆了翻译组的准备：“各种工具书、字典要带上；十几年的《北京周报》合订本要带上……生怕有一处疏忽或遗漏，当时真恨不得把北京的翻译机构全部搬去。”
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衣服不能穿得太差，要做料子好一点的，这涉及中国的形象问题。做衣服那天，吴建民他们晚上在部里吃了饭，集体乘车到东郊民巷的“红都”制衣店。吴建民做了一套单的确良中山服、一套厚料子中山服、一套西服、一件夹大衣、一件厚大衣，四天内就赶出来了。其中有两套行头他至今还保存着，还能穿，吴建民三十多年身材变化不大。据说，周恩来曾就着装问题专门作了指示：在出席正式会议的时候，你们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你们是中国代表团。
当时做这几套衣服，已经觉得很奢侈了，但到了国外，发现外国人老换衣服。开始吴建民他们觉得换来换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但后来发现这里面有些讲究，关涉礼节。1973 年吴建民回国时，就自己花钱又做了几套衣服。
毛泽东再次约见周恩来及部分代表团重要成员/毛泽东引曹操的话“为将当有怯弱时”/吴建民对周恩来说：“总理，多保重！”/吴建民他们后来看到报纸时，都笑痛了肚皮/代表团出发的时间是11 月9 日，施燕华提前一天送女儿去上海了，准备在上海与代表团一起走。8 日下班后，吴建民就回到三里屯宿舍22 号楼家里，为第二天走作最后的准备。快十点了，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周恩来总理要再次接见代表团成员。
等了一会儿，来接的车到了。和吴建民一起乘车的，还有住在23号楼的过家鼎。途中，他们自然而然地说起翻译工作的话题，过家鼎说：“你看我这个人，干到现在了，整天忙忙碌碌，常常就为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绞尽脑汁。”
联合国会议（3）
在吴建民印象里，过家鼎的确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他在朝鲜停战谈判时就从事翻译工作，长期负责笔译定稿，他的英文翻译绝对不会脱离原意，他看过的东西特别让人放心。他的笔译一流，但口译时会露出紧张神色，这在外交场合是比较忌讳的。后来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通常是五个人出席，代表黄华坐在第一排，周南、赵维坐二排，吴建民和过家鼎坐三排，因为老坐一起，吴建民发现每临要答辩了，过家鼎的脸眼看着就绷紧了，也许他精力集中于工作时就是这样。
车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十一点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