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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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55年又搞出大批反革命，加之1956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毛泽东的信心大大增强，1955年中共八大宣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同年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其中重要一环是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的高级知识份子也可以入党。此举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将具有命定论色彩的“阶级出身论”打开了一个缺口。1955 年12月，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入党，为建国后著名高级知识份子入党第一人。而在这之前，党组织的大门对高级知识份子基本是关闭的。据统计，自1949—1955年，南京市九所高校，没有吸取一位教授入党＇ ＇。陕西省八所高校共308名教授、副教授中，也没有发展一名党员＇ ＇，云南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刘仙洲的入党在知识份子中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转变阶级出身已有可能。刘仙洲入党后，全国高级知识份子中出现了踊跃申请入党的热潮。四川西南师范学院某教授甚至写了九万字的入党申请书，详尽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思想。
概而言之，毛泽东在领导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阶级出身论”的制度化，但又在具体落实中注意掌握分寸，进行适时的调整，这种有张有弛，刚中有柔的情况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四、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1957…1965）
1957年夏全面展开的反右派运动使党和国家的航路向极端的方向急速转变。毛泽东以“右派向党疯狂进攻”为由，废止八大路线，将阶级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并使之越烧越旺。
反右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斗争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仍是延续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结合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在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下，对他们进行新一轮的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对其中的“右派”加以严厉的惩治。
从此，对知识份子反复无穷的搞“排队”，已成为组织人事、政治保卫、意识形态部门的基本工作。例如广东省在1957年2月已对民主人士中作过一轮审查，到了7月又对该省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再次作出排队，其结论是：
在245名民主人士中，左派69人（28．2％）、中左24人（9．8％）、中中79人（32﹒3％）、中右33人（13．4％）、右派40人（16．3％）；
在83名工商界人中，左派31人（37． 3％）、中左8人（9．6％）、中中22人（26．6％）、中右10人（12％）、右派12人（14．5％）；
在934名大专院校讲师以上人士中，左派156人（16．6％）、中左133人（14．2％）、中中477人（51．1％）、中右124 （13。3％）、右派45（4．8％）；此项还另有大学生右派53人，职工右派6人；
在153名文艺界人士中，左派44人（28．8％）、中左28人（18．3％）、中中 43人（28．1％）、中右30人（19．6％）、右派8人（5．2％）；
在81名科学界人士中，左派20人（24．7％）、中左19人（23．5％）、中中23人（28．4％）、中右14人（17．3％）、右派5人（6．2％）。
在58名新闻界人士中，左派9人；（15。5％），中左9人，（15。5％），中中19人（32。8％），中右9人（15。5％），右派12人（20。7％）＇ ＇ 。
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数十万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这反映“阶级出身论”在反右运动后已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仅仅血统纯正或革命历史经历雄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革命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成份好”还必须和思想正确相结合，在两者之间，前者是必要条件，而思想纯正则是充分条件，因为更多的事实证明，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者，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
反右运动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
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祈，为什么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份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15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它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份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
体现毛泽东意志的反右运动极大地加强了知识份子对毛和国家权威的体认，毛趁热打铁，1958年又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大跃进，“阶级出身论”借助大跃进运动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以阶级出身为基准的政治分层实现了全面的制度化。
大跃进运动期间，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 ＇，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 ＇。3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
1956…1957年，全国已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他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任务非常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 ＇。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O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 ＇。
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权威都得到明显的加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的党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街道党委作为城市基层党委的机关实现了“公安化”，派出所和街道党委的一体化运作，是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改变，使得国家控制力已全面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还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 ＇。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 ＇，4月4日，南京市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举行大游行，之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鼓励＇ ＇。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 “交心”运动，天王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扪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 ＇。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区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的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和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的联系，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即便不在政治运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