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随笔－用思维的乐趣解构历史-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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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衩壬崛ㄖ猓⒉荒艹晌渲圃臁叭吣尽笔录囊谰荨Ｒ蛭�###上，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以造反为目的的。三、李重进与张永德不睦是人尽皆知的事，对于“三尺木”事件的发生，任何人都会想到是李重进所为。赵匡胤很可能利用了这一点，既扳倒了张永德，又保持了与张永德的关系不被影响。
不论“三尺木”事件系何人所为，赵匡胤毕竟是该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并最终以殿前司都点检的身份发动了陈桥兵变。
范质与赵匡胤
《资治通鉴 后周纪》：“显德五年，癸巳，大渐，召范质等入受顾命。上曰：王著籓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上殂。”王育济在《世宗遗诏的匿废与陈桥兵变》一文中提出，所谓“范质等”就是范质与赵匡胤。并提出范质匿召的原因是妒闲忌能，赵匡胤则是担心刚正豪放的王著会影响其谋反的大业。由于两人联合匿召，就导致范质受制于赵匡胤，并对于一切“上书范鲁公（质）”的有关防范赵匡胤的意见给予抵制。
对此，我稍有不同之见。范质能不能受制于赵匡胤？对于匿召这件事，如果是范质与赵匡胤合谋为之的，那结果应该是范质和赵匡胤相互受制才对。怎么会仅仅是范质受制于赵匡胤呢？就算仅仅是范质受制于赵匡胤，这个受制也应该是有限度的。赵匡胤谋逆当然属于限度之外的事了，因为匿召的罪名明显要比合谋造反小得多，而且如果赵匡胤谋逆成功的话，很可能会对范质既有的利益产生影响。如果说范质确实是与赵匡胤合谋造反，那么对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的记载就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了
但确曾有人对赵匡胤的不轨企图上书范质，如殿中侍御史郑起，但被范质等人搁置。我认为范质没有采取措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后汉隐帝当年莽撞出手，无故处死朝中大臣，从而激怒了统军在外的郭威，发动兵变，最后导致后汉灭亡。对于这一历史，范质等人自然一清二楚，并深以为鉴。因此，对于赵匡胤的不轨言行，范质等人也不敢贸然采取措施。二是当时“朝中大小多归心者”，就连宰相王溥也已经向赵匡胤“阴效诚款”，因此就算范质想采取措施，也必将遭到多方牵制。
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
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记载，在陈桥兵变发生的过程中，除赵普外，赵光义（当时应当叫赵匡义）也积极厕身期间，对于赵匡胤禁止将士劫掠的事，也是由赵光义现在赵匡胤的马头前“请以剽劫为戒”的。由此可见，赵匡胤的江山是由赵光义帮着才打下来的。但后人对此有很不同的看法：赵光义根本不在陈桥驿兵变现场。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有关陈桥兵变的经过，主要依据的是真宗时修撰的太祖朝《国史》，而《国史》的史料则来源于《太祖实录》，确切的说是《太祖实录》（新录）。对于旧录，太宗曾责令史官两次修改，但均为满意。至真宗朝，再次重修。因此，新录完全可能为赵光义继承皇位提供依据，而夸大甚至无中生有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
另《赵普 飞龙记》记载了陈桥兵变的起因与经过，该书成书时太祖建在，因此赵普不敢故意忽略赵光义的功劳而夸大自己的作用。但《飞龙记》中并无赵光义之名。
据《劭氏闻见录》引《建隆遗事》称：赵匡胤领兵进入开封城之际，赵光义曾奔马出迎。因此，可以推定赵光义在陈桥兵变发生时，应该留在了开封城的家中。
赵匡胤是陈桥兵变的发起者吗？
有人推论陈桥兵变不是由赵匡胤发起的，而是由赵光义和赵普事先预谋好的，并在陈桥驿当晚向赵匡胤交底，赵匡胤属于被逼当的皇帝。这种论点的依据有三：一、赵匡胤谎报军情，领兵出征实属多此一举。因为以赵匡胤的实力，可以随时让七岁的柴宗训随时死亡，让所有敢于反对他的朝臣名正言顺地“犯罪”受罚。二、陈桥兵变之时，赵匡胤的家眷就在开封城里。因此赵匡胤没有可能在造反的时候，主动把自己的家眷送给对方做人质。虽然我的小说《陈桥随笔》也类似这种说法，但从历史的真相上看，这种说法尚有漏洞。
首先，五代时期凭武力夺天下者，如李嗣源、石敬塘、郭威等，均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和威望，而赵匡胤在当时明显未能达到这种程度。地位声望在其之上的还有张永德、李重进、韩通等多人。在兵力方面，京城中殿前司虽有数万军队，但侍卫司的人数还是要超过殿前司的，而且依照世宗生前的布置，调动京城军队的权力是在韩通的手里。因此，赵匡胤如要成功实施兵变，则必须将军队调出京城。其次，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家人确实在开封城，但并不意味着赵匡胤对此没有安排。《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当时赵匡胤将家眷安置在庙里上香。另外，留守在京城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也一定负有保护赵匡胤家小的职责。
另外，从赵匡胤出征的人员安排上，也可以看出赵匡胤的预谋。随赵匡胤出征的将领包括：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侍卫步军虎捷左厢、右厢都指挥使张光翰、赵彦徽，留守京城的是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前锋部队是殿前司副都点检慕容延钊。这一安排从表面上看甚为合理，殿前司和侍卫司都部分出征，便于相互制约，但赵匡胤如此安排实在另有深意。
显德六年十二月，赵匡胤先派韩令坤“领兵巡北边”，慕容延钊率禁军“先行”，进军的目标是河北真定。韩令坤和慕容延钊与赵匡胤的交情都不浅，而这两个人在陈桥兵变之时，等于形成了对河北地区的控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8226；河南方舆纪要序》中就曾指出：“夫河北，足以制河南者也。”这就是说对河北地区形成有效的控制，就可以辖制河南了。随赵匡胤出征的张令铎是出了名的本分人，张光翰、赵彦徽和赵匡胤的私交非浅，这样一来侍卫司步军就等于控制在了赵匡胤的手里。而高怀德与赵匡胤的关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就算高怀德不肯归附，在侍卫司步军和殿前司精兵的加持之下，高怀德也必然难有作为。留守京城的石守信、王审琦都是“义社十兄弟”的成员，与赵匡胤的交情可见一斑。韩通虽然名义上仍掌握京城军权，但侍卫司人马多已调离。而石守信、王审琦的队伍是绝对不会听韩通调派的。同时，这样的人员调派也有效的形成了河北地区、陈桥驿、京城三处军队相互之间的相互制约，并为控制军士肆意劫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本人并非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因此上述谬论仅供方家作为餐后消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