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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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长编》将此事记于平台召对后的两天，即十六日，而不是奏对的当日。
第三，时差两天，移花接木。有人认为袁崇焕奏对时又沉重地说：“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这条也是七月十六日的上疏，而不是平台召对的话。《明史·袁崇焕传》却将这件事记载于平台奏对。这或有“移花接木”之嫌，需要进一步考证。
《经世挈要》之“御览筹兵药言序”
第四，早有准备，态度认真。其实，袁崇焕的平台奏对，态度应当是认真的，酝酿应当是很久的，设想应当是慎重的，计划应当是可行的。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他受命为兵部尚书兼督师蓟辽，到七月十四日平台奏对，中间98天；三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是在来北京的路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复辽”的问题。袁崇焕受召后，扶病兼程，疏陈方略。初七日，行至阜城，看到邸报中崇祯帝对自己奏疏的批示。我认为，“五年复辽”不是“漫对”；也不是“失言”，更不是满足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而是基于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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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讲 平台奏对（5）
第五，五年复辽，为其追求。正如后来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奏疏中所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至于后来“五年复辽”的事实成为泡影，于是就有“事后诸葛亮”者以“失败”来推论“当初”。
应当指出：当时明朝人对于辽东形势有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分析。悲观派如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护卫关城；乐观派如袁崇焕主张“五年复辽”。袁崇焕是乐观派，他对“彼”与“己”的分析是：
对“己”——
（1）皇帝英睿（对他超乎寻常信任）；
（2）内阁新东林内阁；
（3）七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主要是东林党人；
（4）统帅自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
（5）户部供应粮饷；
（6）工部供应器械；
（7）吏部遴选官员；
（8）兵部作战协调；
（9）言官不乱弹劾；
（10）兵略有宁远、宁锦两次大捷的经验。
对“彼”——
（1）老汗努尔哈赤败死在自己手下；
（2）后金汗位交替，内部不稳；
（3）皇太极在宁锦也曾败在自己手下；
（4）辽民对后金普遍不满与反抗。
对“友”——
（1）蒙古林丹汗有盟约支持明朝；
（2）朝鲜李朝国王李倧（zōnɡ）也对后金不满。
以上16条因素，如果最佳组合，“五年复辽”是可能的。认为袁崇焕“五年复辽”是“斗胆在君前‘戏言’”的论断，缺乏史据，值得商榷。然而，袁崇焕的悲剧在于，他对“己”、“彼”、“友”关系的变数考虑不周，对明朝痼疾认识不够，对后金新政估计不足，对政治与军事全局判断失误，从而留下隙缺——皇太极的“天聪新政”出了一个奇招，就是“出其不意，攻其心脏”——突然袭击，攻打北京。于是，整个一盘棋全被搅局了，酿成了袁崇焕“五年复辽”化作泡影的悲剧。
第二十七讲 天聪新政（1）
在明朝与后金对弈的棋盘上，明朝政局发生了巨变，主要是崇祯帝采取重大措施，强化皇权；后金政局也发生了巨变，主要是天聪汗皇太极调整治国政策，固本鼎新——这些对袁崇焕督师蓟辽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因为袁崇焕的主要对手是皇太极，而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所以要进一步了解袁崇焕必须了解皇太极，而了解皇太极要从其人其政入手。一、天聪其人
天聪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努尔哈赤共有16个儿子，其中杰出的有：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十四子多尔衮；还有两个侄子（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和济尔哈朗也较出色。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努尔哈赤的死和天启皇帝的死，只差一年；同样，崇祯帝继位和天聪汗继位，也只差一年。
天聪汗皇太极像
努尔哈赤死后的汗位继承，实行的是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的制度。在努尔哈赤的子侄中，褚英已死，多尔衮太小，以四大贝勒权势最大，最有希望继承汗位。他们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但阿敏的父亲舒尔哈齐因罪被圈禁至死，他本身也犯过大错，实际已经没有资格争夺汗位。三贝勒莽古尔泰的生母富察氏，因夫君战死而改嫁给努尔哈赤。富察氏有过错，莽古尔泰便亲手杀死他的生身母亲。这件事虽博得他父亲的信任，但使他在兄弟、大臣中威望下降。所以，莽古尔泰在汗位争夺中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最有希望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在汗位争夺中，也败给了皇太极。《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五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努尔哈赤小福晋德因泽告发代善与继母大福晋关系暧昧：“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饭食与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也！福晋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之多。”德因泽又讦告，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的家里宴会时，大福晋饰金佩珠、锦缎妆扮，倾视大贝勒，彼此眉来眼去。努尔哈赤派大臣去调查，后查明告发属实。努尔哈赤对大贝勒同大福晋的暧昧关系极为愤慨，但他既不愿加罪于儿子，又不愿家丑外扬，便借口大福晋窃藏金帛，勒令离弃。小福晋德因泽因告讦有功，被荣升与努尔哈赤同桌吃饭。有学者认为：大福晋送皇太极饭食而皇太极未吃，德因泽身在深宫何以晓得？可见德因泽告讦之谋出自皇太极。皇太极借此施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福晋被废，又使大贝勒声名狼藉，从而为自己继位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二十七讲天聪新政｜皇太极又伙同代善等逼着多尔衮的母亲大妃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多尔衮与多铎兄弟年龄幼小，母亲又殉葬死，彻底失去继承汗位的可能。
皇太极经过15年的厮杀、争夺，最后取得大位。可以说，皇太极是在后金猛将如云、战火拼搏中脱颖而出的，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皇太极父汗努尔哈赤的特点是“开创”与“坚韧”，而皇太极的特点则是“文治”与“谋略”。
皇太极继承大位之后，气魄很大，雄心勃勃，对内要“固本维新”，对外要“断翼攻心”——实现统一中原的霸业。二、实施新政
皇太极比努尔哈赤高明之处，在于他既继承父汗的基业，又看到父汗的弊政，从而固本维新，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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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讲 天聪新政（2）
第一，固本维新。天聪汗政策的基本点是“固本”，就是巩固后金社会与军政制度的根本，同时又进行维新。有人可能会说，“维新”这个词是不是太现代了？皇太极那会儿怎么还能维新呢？其实，“维新”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变旧法而行新政的意思。皇太极的“固本维新”，既固本，又维新，维新为了固本，固本必须维新。
盛京皇宫大政殿
皇太极的固本维新，采取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八旗、外事等多方面的措施，这里主要介绍他调整对汉人的政策——汉民、汉官、汉军、汉儒、汉制的“固本维新”之策。
汉民努尔哈赤时期对汉民有一系列错误政策。譬如将辽西的汉民一律迁到辽东，没有房子住，没有地可耕，没有耕牛用，没有粮食吃，怎么办？他采取一个措施，让辽西的汉民到辽东之后，和辽东汉人房同住，地同耕，牛同用，饭同吃。这不是社会秩序大乱吗？你住上三天两天还行，常年住下去怎么可以？还有一些汉民被编到满洲人的庄子里面去，受满洲贵族的奴役，成为“阿哈”，也就是农奴。
有些汉人不堪忍受这种奴役就逃跑了，但一旦被抓回来，就要杀头！而且周围的邻里还要连坐。这种残酷的统治，并没有带来社会安定，相反，激起一些汉民更强烈的反抗，他们往井里投毒，在猪肉里放毒，袭击零散出来的满洲人。那个时候满汉矛盾十分尖锐。
皇太极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攻陷城池，不杀降民；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汉官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畜不能用、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以范文程为例。“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入对时，“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每议事，总是问：“范章京知否？”如有未当，说：“何不与范章京议？”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味，想起老父亲，停筷不食。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
汉军皇太极逐步设立八旗汉军，创建重（zhònɡ）军。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失败后，皇太极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夷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满洲忌讳“夷”字而谐音为“衣”，称作“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从此，清军有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明军有的红夷大炮清军也开始拥有。
大政殿内宝座汉儒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隐匿得免者”约有300人，都沦为八旗包衣下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生员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200人。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尽被“拔出”，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又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取中228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强烈，“仁声远播”。“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稿·范文程传》），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才能，谁就能战胜对手。大明人才济济，却不能用；大顺没有鸿儒俊彦，牛金星不过是个举人；而决定大清能否在这场龙虎斗中取胜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大量地占有人才——皇太极重视人才是其取胜的一个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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